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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四年,為何只有29人被判死罪

貞觀四年,為何只有29人被判死罪

作者:王立民

解放日報

唐律是中國現存第一部體例、內容十分完整的法典,也被稱為古代法典中的「最善者」。以唐律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法典對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家的立法產生過很大影響,形成了中華法系。當下,我國正在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有必要知曉唐律的來龍去脈,增加一些相關知識。

中國從夏朝開始就制定法律,其中夏有「禹刑」、商有「湯刑」、西周有「呂刑」等。春秋末年,一些諸侯國改變以往法律不公開的做法,開始公布成文法。最早在公元前513年,晉國的執政子產把法律條文鑄在鼎上,成為「鑄刑鼎」。之後,各諸侯國紛紛效仿,公布成文法成了一種普遍的做法並延續下來。

戰國時,魏相李悝在總結前人立法的基礎上,制定了《法經》。秦國商鞅以《法經》為藍本制定秦律。由此,中國絕大多數封建朝代都把主要法典稱為「律」。秦朝有秦律,漢朝有漢律,魏晉南北各朝也有自己的律,隋有隋律。

唐律的制定者博採唐前立法的眾長,取長補短,綜成唐律這一部著名法典。這裡以兩例證之:

一是唐律採用的「律」源自於商鞅的「改法為律」。商鞅是著名的法家人物,姓公孫,名鞅;因在秦國變法有功,受封商邑,號「商君」,所以人們習慣稱其為商鞅。他小時候就與許多孩子不同,特別喜愛法律,有「少好刑名之學」的說法。這為商鞅以後能在秦國主持變法、治理國家打下了堅實基礎。

公元前361年,商鞅攜帶李悝制定的《法經》前往秦國,深得秦孝公賞識,獲得委任主持變法。商鞅變法的範圍涵蓋農業、軍事、法律等諸多領域。僅在法律領域中就有「改法為律」,即把《法經》改稱為秦律。「律」這個詞在秦國前已被使用,但主要是指音樂領域裡的音律。商鞅首創把主要法典稱為「律」後,律作為一個朝代主要法典的地位脫穎而出,而且還使法典的內容更具規範性。

二是唐律採用封建制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主要由肉刑、自由刑和死刑組成。封建制五刑從奴隸制五刑發展而來。奴隸制五刑是墨、劓、剕、宮、大辟,主要由肉刑和死刑構成。在奴隸制五刑向封建制演變的過程中,有過一個重要的刑制改革事件,即緹縈上書漢文帝的事件。漢文帝十三年,太倉縣令淳于意犯了罪,要被處以肉刑,押至長安受刑。淳于意生有5個女兒、沒有兒子,那時的女子一般不出家門。在押往長安前,他十分不高興,埋怨自己沒生兒子,關鍵時刻無人陪同去長安。此時,最小的女兒緹縈挺身而出,決定伴隨父親前往長安受刑。

到達長安後,緹縈給漢文帝上書,共分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說:自己的父親犯了罪,但不是一個貪官污吏,「齊中皆稱其廉平」。第二層意思說:肉刑有很大弊端,「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由也」。第三層意思說:自己願意降為官婢女,「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漢文帝看後十分動情,決心改革肉刑,邁出了中國古代改革刑制的一大步,以肉刑為主的奴隸制五刑逐漸向以自由刑為主的封建制五刑演變。唐律採用封建制五刑,接受了包括漢文帝改革刑制在內的歷史成果。

唐律是一個集合概念,是唐朝頒行所有律的統稱。唐朝頒行的律都以年號為名稱,有《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永徽律疏》《開元律疏》等。這些律中僅有《永徽律疏》完整保存下來,故《永徽律疏》也就成了唐律的代名詞。元朝時,把《永徽律疏》改名為《唐律疏議》,並沿用至今。

《武德律》以後頒行的每部律都對前一部律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訂,以致唐律內容精益求精,更適合時代的變化。《武德律》是唐朝的第一部律,在隋朝《開皇律》基礎上加以制定,共有12篇500條。唐太宗即位後,用了11年時間對《武德律》進行修訂,頒行了《貞觀律》。《貞觀律》對《武德律》的內容作出較大修訂,包括減少死刑和流刑的使用、完善復奏制度等。《貞觀律》的修訂使律條比較完善,以致其成為唐律的定本,以後的律條改動很少。

在《貞觀律》的制定過程中,有不少值得點贊的地方,這裡僅舉兩例:

一是增加了「五復奏」。復奏是一種在罪犯已被司法機關判定、皇帝審定為死刑之後,在死刑執行前再由皇帝勾決的制度。「三複奏」指的是一天之內由皇帝勾決三次;「五復奏」是指兩天之內由皇帝勾決五次。這是一種對皇帝司法權力的制約,也是一種慎刑的表現。

復奏制度產生於魏晉南北朝時期,《貞觀律》前已有「三複奏」制度。唐太宗錯殺張蘊古以後,又增加了「五復奏」制度。當時,張蘊古任大理丞,審理了一個被告人為李好德的案件,認為此人精神不正常,於是奏告唐太宗:李好德有病,不應以「妖言」罪被追究刑事責任。張蘊古的老家在相州,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那個地方的刺史。監御御史權萬紀發現這一情況後,便彈劾張蘊古,認為他徇私枉法、謊報案情,企圖放縱李好德。唐太宗收到權萬紀的彈劾後,一怒之下,便判殺張蘊古,「斬於東市」。錯殺張蘊古之後,唐太宗後悔用刑太重。於是規定,在京師發生的死刑案件使用「五復奏」制度,地方的死刑案件仍適用「三複奏」制度。由此,唐朝便有了「三複奏」和「五復奏」兩種復奏制度。

二是增加了「加役流」刑,以替代部分死刑的執行。唐太宗在制定《貞觀律》時,覺得流刑和死刑的刑差太大,一部分可死可不死的犯罪因此被適用了死刑,於是決定增設「加役流」刑。此刑重於一般流刑,又輕於死刑,可使一部分可死可不死的犯罪通過適用加役流刑而活了下來。改死刑為加役流刑的律條有50條,《貞觀律》的用刑也因此比《武德律》更輕了。

唐高宗即位次年頒行《永徽律》,保持了《貞觀律》的內容。考慮到司法官對唐律要有一致的理解、科舉考試要有標準的答案,對《永徽律》律條作出官方解釋適時出台。於是,《永徽律疏》頒行了。《永徽律疏》由律條和疏議兩部分構成,疏議是對律條的解釋。在中國古代律典中,律疏形式為《永徽律疏》首創,也為以後有的律典所繼承。

開元二十二年,唐玄宗頒行《開元律疏》,對《永徽律疏》作了微調。微調的原因主要是避諱、地名的改變等,但在體例、內容方面無大的變化。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開元律疏》實為《永徽律疏》的翻版。

唐律頒行以後,得到了有效實施,成為造就「貞觀之治」「永徽之治」和「開元盛世」的一個重要因素。據統計,貞觀四年全國判決死罪的只有29人,開元二十五年全國判決死罪的也只有58人。這在中國古代史上十分罕見。

優秀的唐律文本和良好的實施效果,使唐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方面,唐朝以後的宋、元、明、清各朝,雖都制定了自己的法典,但這些法典皆以唐律為楷模。

《宋刑統》是宋朝的一部主要法典,在體例、內容上都基本沿用唐律。當然,它也有一些變化,主要是採用「刑統」形式,把宋朝的律、令、格、式等法律形式的內容融入在一部法典中;還設置「門」,改變了法律中只有律條不設門的做法。然而,這些變化都沒有擺脫唐律的基本體例和內容。

《大元通制》是元朝的一部主要法典,其地位如同律典。它在體例上與唐律有所不同,法條也增加至2539條,但許多內容都取自唐律,特別是名例、衛禁、職制、戶婚、捕亡等篇中的內容,唐律痕迹十分明顯。

《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篇目都減至7篇,律條則分別減至460條、426條。但是,唐律中的一些篇目名稱仍在其中出現。據統計,唐律的內容在這兩部律典中佔了一半以上。

清朝的薛允升曾把唐律與《大明律》進行比較,著有《唐明律合編》一書。薛允升先後出任山西按察使、山東布政使、刑部侍郎、刑部尚書等職。在工作中,他感到《大清律例》不夠理想,卻又不好公開直言,於是便把自己的想法寫入跟《大清律例》相似的《大明律》與唐律的比較中。經過逐條比較,最後得出《大明律》用刑是「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結論。這一結論說明,唐律用刑比較平緩,是理想的律典;而《大明律》用刑比較極端,不是理想的律典。

另一方面,唐朝的高度發展吸引了當時世界上的許多國家,特別是中國周邊的國家,紛紛派出遣唐使到中國取經,包括學習、移植唐律。這些國家包括朝鮮、日本、越南等。

朝鮮的高麗王朝大量吸收唐律的體例和內容。公元10世紀時制定的《高麗律》,篇目共有13篇,其中12篇源於唐律,內容也大多來自於唐律。《高麗史·刑法志》講得很實在:「高麗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於刑法,亦采唐律,參酌時宜而用之。」

日本也較為虔誠地學習、移植唐律。日本在公元7世紀至10世紀間制定的法典,不少仿照了唐律。特別是《大寶律》和《養老律》,在體例和內容上大量仿照唐律。日本學者石田琢智在《日本移植唐朝法律考述》一文中說:「從7世紀下半葉開始,特別是8世紀至10世紀,即日本的奈良、平安時代,日本制定並頒布了一系列摹仿唐制的法典。」

越南也是一個受唐律影響很大的國家。公元1042年頒布的《刑書》和公元1230年頒布的《國朝刑律》大體依循唐律,體例中的衛禁、戶婚、詐偽、捕亡、斷獄等篇目名稱和內容中的十惡、八議等規定皆取自唐律。

總之,唐律是一部生命力很強的古代律典,不僅對中國封建朝代的立法產生過很大影響,而且對當時周邊國家的立法產生過重要影響。這種影響就是唐律生命的延伸,以致其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在世界法制史上亦佔有重要一席。今天,要了解中國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不讀唐律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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