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醫對腫瘤認識中的「君-臣-佐-使」

「君臣佐使」，大家都知道是中藥藥劑的配伍原則。簡單來講，「君」葯養命，用以治療主症；「臣」葯養性，用以輔治主症；「佐」葯治病，用以修正「君」葯的療效，同時緩解兼症，通俗的講，就是緩解不良反應；「使」葯調效，旨在最大限度的發揮各類藥物的協同作用。

以進展期肺癌化療為例，含鉑雙葯是標準方案，鉑類藥物（順鉑、卡鉑、耐達鉑都算）就是君葯，是最早被證明對肺癌有效的藥物；與之聯合應用的藥物，乃至後來出現的所謂「第三代」化療葯：多西他賽、吉西他濱、培美曲塞....都是臣葯，臨床試驗已經證明，在不同組織類型，不同年齡、不同階段的病人，均可通過聯合相應藥物而達到最大療效；佐葯就更好理解了，所有止吐、抑酸、保肝、升白，抗過敏......等藥物都是佐葯；使葯相對難理解，因為有些時候並不需要，在紫杉醇或多西他賽之前1天開始口服地塞米松，或者在培美曲塞應用之前一周給予葉酸和B12，以增加藥物療效，抑制可能出現的不良反應，應屬此類。

其實，在之前的文章中，筆者曾經不止一次的提到過：嚴格來講，腫瘤並不能算作一種疾病，而更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生命現象。和心肌梗死、腦血栓、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過敏、感染、骨折等不同，上訴疾病，多數是由於不良的生活習慣、長期或過度的耗損，病原體的感染、或是意外導致，一旦發生，直接影響患者的生理功能或者是生活質量，而腫瘤的發生，雖然目前宏觀的看，分基因和環境兩方面，但實際上並沒有明確的病因。更重要的是，有些腫瘤的發生，並不會過多的影響宿主的生命質量，與宿主更像是一種寄生，或是共生的關係。在很多情況下，患者的死亡的原因，並非是因為腫瘤本身，而是因為處理不當。

先看看這個歪國學者對於腫瘤的精準治療是怎麼說的吧：

Blake Cady是一位資深的外科醫生，長期困擾於在救治病人中產生的無助感。經過一番艱苦的思辨，他終於得到了以上結論。

在腫瘤治療中，腫瘤的生物學行為就是「君主--King」。為什麼有些患者年紀輕輕，而有些人則是垂垂老矣才罹患癌症？為什麼對於同樣的治療，有些患者「葯到瘤消」，而有些則是收效甚微？為什麼有些腫瘤在未經治療（化療或手術）時發展緩慢，在經過干預後反而一發而不可收拾？這些問題目前都沒有明確的答案，但為了解釋，醫生只能歸因於「腫瘤的異質性」，但「異質性」又是什麼，長篇累牘的文獻只能在基因水平徘徊，其實什麼也沒說清楚。但不管原因怎樣，我們都清楚，腫瘤本身作為一種生命形式，主宰了一切。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在疾病面前，無論是患者、醫護人員、還是手術和藥物，都是渺小而無力的，作為腫瘤的載體，患者是直面君王，不折不扣的臣。君王若是溫順而謙和，臣子的日子就還算陽光，尚可過活；君王如果暴戾如紂，那臣子也就大限將至了，正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生」。在這種情況下，患者實際上只留有最後一種權利，卻是一種最為關鍵的權利---選擇權。他可以選擇自己面對腫瘤的態度------治療或放棄；可以選擇為自己治療的醫生----信任或抱怨；可以選擇治療的方式----手術或藥物，還可以選擇治療的結果---生命長度，還是質量。

在腫瘤治療的過程中，醫生起到的效用，講真，沒有太多。作為「佐」，醫生的價值就是依據自己對腫瘤和患者雙方的認識和理解，為患者提供最為適宜的選項，而不至於讓患者手足無措，但僅僅是提供選項，而不是代替患者做選擇。因為「佐」是從屬於「臣」的，不能逾越。但光是收集關於疾病和患者的信息這一點，就已經讓醫生精疲力盡了，因為實在是過於複雜。當問題解決後，醫生就要謹記自己佐助的角色，可以轉身離開了，華麗與否並不重要。

血的經驗和教訓已經反覆證明，很多時候，僅憑醫患雙方，關係是很難融洽的，往往需要一個「使」，就是媒體傳播和行政溝通。

做過臨床的人都知道，很多情況下，臨床的決策不是以對錯作為評價標準的，而是需要在合適的時間，由合適的人，用合適的方式將醫生的選擇交由患者；同樣的，醫生有時也需要從側面才能了解到患者的真實想法。醫生在門診面容憔悴，苦口婆心的解讀，其效果往往不如正襟危坐，娓娓道來的《養生堂》；護士們日復一日的病房宣教，甚至不如醫院門口散發的包治百病的小廣告。為什麼？一方面是因為醫護本身沒有更多的精力去做患者教育，否則豈不是捨本逐末，荒廢業務？另一方面，來自官方或是非官方的經過包裝的宣講，能在更大程度上引起患者的注意，獲取患者的信任。溝通，是「使」的任務，不應該由「佐」來完成。

總而言之，在腫瘤的治療中，無論是中醫還是西醫，都要首先遵循客觀規律，然後再各司其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作為患者，應該在腫瘤的處理中擔任主要角色，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礎上，做出果決的選擇，切勿怨天尤人；而醫生也要做到提供準確而充足的選項，並以合適的方式建議病人，發乎情止乎禮，幫助而非代替，不隱瞞不欺騙才是職業的體現，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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