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少壯派」為追求個人榮譽，主動挑起戰爭

20世紀30年代的日中關係，實堪稱微妙萬端。

一方面，是中日雙方高層主政者都不想打。但另一方面，則是日本少壯軍官和中國地方勢力的各種小動作不斷，唯恐打不起來。日本少壯軍官多出身於農村寒門，他們出道既晚，迄未能分潤到甲午、日俄等戰爭勝利的切身紅利，也未能從大正時期的和平發展中得到好處。

蔣百里

蔣百里在《日本人》一書中寫到：「當一九一八年左右，一個電車司機每月可得五十元薪水，每年有三次賞金，每次大約五十乃至百元。一位少尉的俸給，不過四十餘元，還要扣除種種衣服交際費用。許多暴發戶一席小宴會，可以花到千元以上。旅館酒資，可以隨便五百元一給。」

曾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亦寫道：「經濟界的繁榮並不是資本主義順利發展的結果，而是和當時政權相勾結的財閥勢力擴張的結果。大小財閥靠著國家與國民的協力發達起來，又和政黨勾結操縱了金融，致使巨大的財富很少使用於一般公共事業上，而是大部分耗費在私生活方面，或用在博取政治上、社會上的聲望以及擴展自己的勢力方面。」

這兩段文字，即是此際日本基層軍人，尤其是少壯軍官尷尬社會處境和對社會現狀不滿的真實寫照。

有八百年統治傳統的驕傲武士，因為短暫的和平，逐漸淪落為社會的邊緣角色，這使他們深感受到了社會的侮辱，因此一再暴起——最終，他們勝利了。

1937 年7 月11 日，日本就發動七七事變後召集各政要在首相官邸召開會議，掌控基層軍隊的少壯軍官，普遍想從戰爭中獲取個人榮譽與利益，人人都以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九一八事變的暴走成功為榜樣，即又註定了這場戰爭源自基層的「無序化」特徵。

蔣介石

在中國方面亦然。蔣記中央雖一意避戰，但具體到地方勢力則不然。尤其是受蔣記中央壓迫甚深的川、滇、魯、晉、粵、桂等地方勢力，則極希望中日開戰，企圖藉日軍之侵略以牽制和削弱蔣的中央勢力，從而繼續保持其地方割據之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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