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入學新生僅19人，西湖大學拿什麼創世界一流？
9月2日，首屆19名博士研究生從全國400多位申請人中選拔而出，成為西湖高等研究院—復旦大學「跨學科聯合培養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項目錄取學生正式入學。
復旦大學研究生招生網曾於2017年4月28日公布了「復旦大學—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跨學科聯合培養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項目2017年招生簡章」。
官網截圖
2016年12月10日，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暨西湖大學的前期主體在杭州揭牌。這是國內第一所以基礎性、前沿性研究為支點，以深化科研體制改革、培養創新人才為宗旨，以博士生培養為起點的民辦高水平科研教學機構，著名生物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擔任西湖高研院首任院長。
施一公在接受中青報採訪時表示：「2016年12月10日先期成立了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它就是西湖大學的前身，就是西湖大學的發源地，所以西湖大學的歷史是從2016年12月10日開始的。」因而，入學的這19名博士生也是西湖大學的首批學生。
「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公平主要依靠公立大學實現，而科技的卓越則是由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共同保障，其中私立大學的貢獻更大一些。我國目前高等教育的公平和卓越主要體現在公辦大學，作為有十幾億人口的泱泱大國，應該有一批一流的非營利性的民辦大學來共同承擔這一社會責任。」施一公說：「我相信西湖大學一定能夠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也許15年之後這個大學就將比肩世界一流大學的水平。」
目前，西湖高研院設立了4個研究所，分別是理學研究所、前沿技術研究所、生物學研究所、基礎醫學研究所。從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官網了解到，目前研究院入駐人才共14位——
李牮博士
任之博士
鄭厚峰博士
面對一所新建不足一年、首次招生僅19名博士研究生的民辦大學，施一公何以自信滿滿地許下世界一流的諾言？
其實，當今科學前沿的重大突破、重大原創性科研成果的產生，不少是來自於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結果。近百年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成果中，近半數項目涉及多學科交叉融合。截止到2010年，41.2%的諾貝爾獲獎者來自交叉學科領域，尤其是20世紀最後25年，95項自然科學獎中，交叉學科領域有45項，占獲獎總數的47.4%。（數據來源：科學網）世界知名大學普遍高度重視對學科的交融合以及對跨學科人才的培養，我國諸多一流大學也已經把交叉學科教育列為教學改革的重要方面，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的嘗試。清華大學的21世紀發展研究院、北京大學的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復旦大學的「中國深度研究」跨學科學術工作坊等，都是國內跨學科學術組織的重要典範。 國外一流大學在跨學科建設方面有豐富的經驗，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東京大學這三所世界一流大學的跨學科建設對我國十分有借鑒意義。
牛津：學院制體系下的交叉學科發展
牛津大學的交叉學科發展在世界一流大學的跨學科建設中是比較典型的，其交叉學科的建設發展植根於基本的院系設置中。與大部分大學以學科和專業劃分院系不同，牛津大學的院系設置是學院制，其39個學院都是文理交叉，自然、社會、人文學科並重，每個學院只有幾百人，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在這種體系下，看似學科設置重疊，然而不同學科、專業的學者與學生密切接觸交流，進行思維的碰撞，從而促進了複合型人才的培養，推動了跨領域創新成果的出現，是一種資源整合的有效方式。
在現有39個學院的基礎上，牛津大學還設有16個跨學院的獨立學部，如：人類學和地理學學部、生物科學學部、臨床醫學學部等，並在有的學部下設立系和研究院，這就將各學院看似分散的學科統一起來，進行有效地統籌規劃，推動了相關領域跨學科研究的發展。
在跨學科人才培養方面，牛津大學同樣有「妙招」。 如牛津大學在社會科學學部下還有一個專門以跨學科的方式研究區域發展的院系——跨學科區域研究學院（School of Interdisciplinary Area Studies, SIAS）， 這個學院的研究方向是從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和文化學的角度去理解社會的複雜性和相關性。
這種交叉學科的培養甚至滲透到了專業培養當中。以牛津大學的哲學、政治學及經濟學專業（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以下簡稱 PPE）為例，PPE 是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很受歡迎的專業，也是一個培養時間為三年的本科專業，課程設置靈活，學生可以在三年的時間內同時學習這三個專業，也可以在第一年學習完這三個分支之後，專註於其中兩個專業。PPE有200名在這些領域著名的學者作為強大的支撐，並且該專業的畢業生在政界、學術界、商界甚至體育界都非常優秀，像英國首相卡梅倫、諾貝爾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等。
斯坦福：高度重視跨學科機構
斯坦福大學很重要的一個辦學特色就是強調跨學科培養人才和跨學科研究。斯坦福有一個關於交叉學科的專門主頁，上面有一句話：「斯坦福的合作文化，引領著我們對世界、對健康、對精神生活充滿創意的發現。」在斯坦福，總共有18個跨學科機構促成了這種合作的文化，同時還有40個和交叉學科有關的專業。與此相對，斯坦福只有7個大的學院，分別是：工程學院、地球科學學院、文理學院、醫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商學院。而這種少而廣的學院設置也促進了交叉學科的發展，給不同學科交流以及思想的碰撞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在這麼多跨學科機構中（包括實驗室、研究中心、研究院等），最為人所熟悉的是生物學交叉學科研究計劃（Stanford Bio-X）。Bio-X研究計劃是一個集合生物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物理和計算機科學等領域的跨學科的研究計劃，它的目標是進一步理解人體是如何運作並提升人類健康的狀況。
在這個計劃中，有代表斯坦福大學60多個學院的600多名教職人員（研究團隊都是來自各個領域的高水平世界級專家），有超過2000名學生和博士後研究人員，還有一個專門的研究樓——克拉克中心。克拉克中心的窗戶全是落地玻璃，在不同學科的實驗室之間設置通道，這種設計消解了實驗室、人和思想間的牆，使不同學科的創意和思想可以更有效地溝通。Bio-x計劃的負責人Carla Shatz是這樣評價克拉克中心的，「我每天都是帶著燦爛的笑容走進克拉克的，不僅僅因為這個地方很棒很美，還因為實驗室是頂尖的，並且我們可以自由地從一個實驗室到另一個，而在這之前，到不同學科的研究樓要花很長的時間。」
斯坦福的跨學科機構建設主要有三個特色：一是強強聯合。將世界排名前5的優勢專業——生物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物理、計算機科學聯合在一起組成研究中心，實現優勢最大化。二是強有力的後備力量支撐。例如，跨學科研究大樓的建立、高水平學術團隊的成立、與各學院緊密溝通合作的保持，均為不同領域的高水平學者進行跨學科的研究提供了基礎平台。三是多渠道的資金來源。Bio-X計劃的資金不僅僅來自校內科研撥款（校長辦公室、教務室辦公室），更多的是來自校外捐款（校友捐贈、相關產業捐贈等）。
東京大學：扁平化課程與「信息學環」
東京大學的交叉融合主要是跨學科人才的培養，有兩個特點：課程設置扁平化和設置以「信息學環」為基礎的學際信息學府。
首先，課程設置扁平化是指不同學科的課程設置較靈活，東京大學的必修課少，選修課非常多，並且選修課的選擇不受學院、專業、年級的限制，也就是說，在東京大學，文科生和理科生、大一新生和博士生出現在同一課堂上是很正常的。這與學院制的體系和建設跨學科機構相比，跨學科的廣度增加，學生從一進校門就開始被培養跨學科思維。
其次，與牛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對相關專業進行跨學科建設不同，東京大學把一些看似聯繫不太大，但內涵存在關聯的專業放在同一個學院，設立學際信息學府，如將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信息工程、統計學、環境學設置在同一個學院，並將這些統稱為「信息學環」。從學際信息學府的設置可以看出其跨學科研究的程度，斯坦福是將相近學科聯合在一起，而東京大學更進一步地將不同性質（文理皆有）的學科交叉，跨學科的程度更深，這種大跨度的學科交叉有利於培養出獨特視野的高水平專家，如：計算機專業出身的理科教授在研究時會融合社會學的視角，提出「IP地址即國家資源」這種創新的理念。
從上述三個案例可以看出，交叉融合為學校帶來了一系列的創新性科研成果，幫助培養大批跨學科人才。我國高校的跨學科建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參照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和東京大學的跨學科建設案例。例如，可以像牛津大學一樣從學院設置及專業配置上為交叉學科發展提供平台，也可以像斯坦福大學一樣加大力量強強聯合建設跨學科研究機構，抑或像東京大學一樣思考大跨度學科融合的空間與可能性。同時，學校自身特點和實際條件也需要被重點考慮。通過這種學科的交叉融合，推動資源整合及有效配置，學校因而能夠構建一流的學術平台，吸引高水平的頂尖人才，從而完成自身的一流學科建設。
主要參考文獻：
[1] 劉冬.英美部分高校交叉學科建設研究及借鑒[D].上海交通大學,2008：33-34.
[2] 陳勇,鄒曉東,等.促進跨學科研究的有效組織模式研究——基於斯坦福大學Bio-X跨學科研究計劃的分析及啟示[J]. 科學學研究，2010（3）.
[3] 牛津大學網站、斯坦福大學網站、東京大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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