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書局史上的工匠精神
全文約9400字，閱讀時長約30分鐘。
[摘要]崇文書局創辦於清同治六年（1867年）的湖北武昌，是在中國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出版重鎮。概括起來，崇文書局史上的工匠精神，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選題策划上的守正出新，編輯校勘上的精益求精，刻版印刷上的精雕細琢。
[關鍵詞]崇文書局湖北官書局工匠精神出版史
清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十五日，[1]湖北官書局——崇文書局在武昌建立。從此，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崇文書局開始了自己在荊楚大地上長達70年的傳奇。
在晚清眾多的官書局之中，崇文書局以創辦時間早、存世時間長、刻印書籍多、參與合刻《二十四史》而名聞全國，同時也在中國出版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時至今日，崇文書局已經是湖北出版業的金字招牌，被一代又一代湖北出版人仰望；而崇文書局史上留下來的工匠精神，更值得今天的湖北出版人繼承和發揚。
概括起來，崇文書局史上的工匠精神，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選題策划上的守正出新，編輯校勘上的精益求精，刻版印刷上的精雕細琢。
選題策劃：守正出新
和一般出版機構的建立不大一樣的是，崇文書局等晚清官書局是肩負著重任而誕生的。
崇文書局的第一個重任，就是從大處著眼，力圖挽回大亂之後的世道人心。
同光年間，面對風起雲湧的太平天國、捻軍、西北回民和雲南回民等四次大規模起義，面對大半個中國幾近糜爛的混亂局面，大清朝廷特別是以曾國藩為首的中興將帥們，首先是在軍事上全力鎮壓，次第蕩平，然後在政治上跟隨軍事進展，攻佔一城一地，即迅速設官分職，重建行政管理體系，甚至在經濟上也採取多種手段，全力扭轉戰爭所帶來的經濟凋蔽。
然而，皇帝和中興將帥們也逐步開始意識到：一場起義容易撲滅，一座城池容易攻佔，一個省府容易治理，甚至連經濟凋蔽也容易扭轉，但這些農民起義本身卻很難避免；而要從根本上防止農民起義「春風吹又生」，光有軍事、政治、經濟手段還遠遠不夠，還必須輔之以文化的手段。用曾國藩的話說，就是「正人心」「維世道」。
中興將帥們希望，通過書局的大量設立，通過傳統文化典籍的廣泛刊刻，能夠對社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挽回世道人心，避免有人再度鋌而走險。
崇文書局的另一個重任，就是從短期來看，迅速填補太平天國運動所造成的傳統文化典籍毀滅與空白。
這種毀滅與空白，在當時遭受兵燹的省份中，處處可見，非常普遍。廣西「人士流離，舊書悉毀，舊刊片板無存」，[2]浙江「浙省自遭兵燹，從前尊經閣、文淵閣所存書籍，均多毀失。士大夫家藏舊本，連年轉徙，亦成烏有」，[3]南京「兩岸房屋十毀五六，存者亦止牆壁耳。文德橋面僅存一線，文廟東偏尚有三四間壁立，余則片瓦無完者」，[4]整個江蘇省「江、蘇、松、常、鎮、揚諸府，向稱人文極盛之地，學校中舊藏書籍，蕩然無存，藩署舊有恭刊欽定經史諸書，版片亦均毀失。民間藏書之家，卷帙悉成灰燼。」[5]
而受到戰爭影響最大、情況最為嚴重的，還是曾經三次陷於戰火的湖北首府所在地武昌：「三次失陷，遭亂最深，士族藏書散亡殆盡，各處書板全毀，坊肆無從購求」。[6]可見，當時的武昌，官府、學校、書肆、民間所有藏書，無一倖免，以至造成了讀書之人竟然無書可讀的局面。
崇文書局，正是肩負著上述兩個重任，應運而生的。
這兩個重任也決定了崇文書局建立之後的選題策劃方向。當然，清朝建立的崇文書局，還沒有今天我們選題策劃的概念，但書局要刻什麼書、先刻什麼書、不刻什麼書，書局的主持者如李瀚章、胡鳳丹、黃嗣艾等，肯定是早有定見並且一以貫之的，那就是「守正出新」。
首先是「守正」，即崇文書局刻書，以經、史、子、集等四部為主。從整體來看，崇文書局出版的382種圖書中，經部有50種，史部有54種，子部有98種，集部有82種，[7]佔比達74%。
在崇文書局建立的第二年即同治七年，即首先開刻《四書》《十三經》《欽定七經》《御批通鑒輯覽》《說文文選》《資治通鑒》《百子全書》《正覺樓叢刊》等28種圖書。
同治八年，崇文書局更與金陵書局、蘇州書局、浙江書局、淮南書局等一起，參與了合刻二十四史的出版盛事。崇文書局在合刻中所承擔的任務，是新舊《五代史》《明史》等3種，共556卷。就品種而言，排在並列第二位，從卷帙而言，排在第三位。
崇文書局刊刻的新《五代史》，採用毛氏汲古閣本為底本，舊《五代史》《明史》則採用武英殿本。此次合刻結束之後，版本學上有名的《二十四史》「五局本」由此形成，崇文書局也由此名聞全國，躋身全國「五大官書局」之列，「因此而立於不朽之域」。[8]
此後每年，崇文書局都會有數種或數十種經史子集類書籍問世，很好地履行了書局創辦者們賦予的使命。
其次是「出新」，即崇文書局在刊刻經、史、子、集書籍的基礎上，還在多個方面有所創新，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特色。
第一個「出新」，是子部刻書成為崇文書局最大特色，所刻諸子之書位居各官書局之首，「為他局所不及」。[9]包括儒家22種、道家15種、兵家10種、法家6種、農家1種、術數2種、雜家28種、小說家13種，[10]合計有近二百種子書和三部大型叢書。
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崇文書局刊刻的大型子部叢書——《百子叢書》，分為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法家、陰陽家、名家、醫家、農家、兵家等諸多門類。該叢書規模宏大，第一批諸子典籍刻成於光緒元年，全部刻版告竣則在光緒晚期，持續時間竟然長達三十多年。
第二個「出新」，是在正統史籍之外，崇文書局還致力於保存鄉邦文獻，刊刻湖北名賢著述，刊刻全國及湖北的輿地、地圖書籍。
在湖北名賢著述方面，有彙編湖北地方名紳賢士著述的《鄂局叢書》78冊，彙編湖北各府州生員科試的佳作《江漢炳靈集》5集，還有《湖北歷代名賢著述》。就連湖廣總督張之洞自著的《輞軒語》，也是由崇文書局刊行的。
在全國及湖北的輿地、地圖書籍方面，有《清一統輿地圖》《清一統分省輿地全圖》《乾隆府廳州縣誌》《清內府輿地圖縮摹本》《湖北通志》《光緒湖北輿地》《鄂省營汛州縣驛傳圖說》《長江全圖》《鄂省全圖》《武漢城鎮合圖》《省城內外街道圖》等。
特別是崇文書局還刊刻了《黃鵠山志》12卷、《鸚鵡洲小志》4卷、《大別山志》10卷，形成了黃鵠山、鸚鵡洲、大別山等湖北山水的學術定論，首開湖北山水志書的先河。
第三個「出新」，就是崇文書局史上被學界認為的最有功之舉，刊刻了一些原版已經毀失的珍本和未刊稿本。比如，章宗源所撰《隋書經籍志考證》向無刊本，經崇文書局於光緒年間刊刻之後，才得以流傳於世；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在刻入《連筠簃叢書》後其版即毀，經崇文書局重刻，「海內始得見桂氏之書」。[11]
第四個「出新」，是崇文書局還很重視教育用書的刊刻，出版了大量的新式教科書和教學參考書，如《經心書院集》《經心書院續集》《湖北武學》《圖畫臨本》等。其中，《湖北武學》曾被清廷兵部兵學館選為教材，《圖畫臨本》則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入選清廷學部審定的初等小學教科書暫用書目，為全國小學廣泛採用。
編輯校勘：精益求精
在編輯校勘方面的精益求精，其實是崇文書局從草創時期就已經開始的不懈追求。
清廷頒布設局刊書的諭旨時，湖北巡撫還是曾國荃。這位以「揮金如土、殺人如麻」而著稱的一介武夫，在一想到要在湖北設局刊書，首先就想到要延攬精通編輯校勘、精通出版的人才。
同治六年七月，曾國荃寫信給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想從哥哥那裡挖人：「鄂中現擬開設刊書局，經費尚易湊集，特難於延聘主持之人。小宋、申夫意欲請張嘯山文虎來鄂，總持大綱，未知兄可允許否？祈示知。」八月十二日，曾國荃又寫信向曾國藩挖人，這次還加了碼，要多挖一個人：「鄂中書局，現擬籌經費每月千餘兩，為綿延長久之計。因經費集於司署，議由司署主持。至於刻書，悉由局中作主，此外各官皆不妄出主意。如嘯山、惠甫二君子願與筱帥、小宋、申夫為賓主，則兄可請其來鄂主持書局，嘉惠後學為無窮也。」[12]
曾國荃信中提到的「嘯山」，指的是張文虎，當時有名的校勘專家，也是曾國藩金陵書局的骨幹和中堅；「惠甫」，指的是趙烈文，曾國藩多年的機要幕僚、左膀右臂。這樣的兩個人才，雖然是親弟弟要，曾國藩也沒捨得給。
曾國荃不久離任，為崇文書局尋找編輯校勘人才的任務，落到了繼任的李瀚章身上。李瀚章選中了時任湖北候補道加鹽運使銜的胡鳳丹。
胡鳳丹（1823-1890），字月樵，浙江永康人，崇文書局第一任負責人，也是崇文書局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還在北京為官時，胡月樵在他的朋友——清朝著名學者、藏書家孫衣言的眼中，就是一個將來會成為「能吏」的人：「月樵方以駕部郎居京師，好客喜造請，士大夫官京朝，往往多月樵相識。月樵日從諸公貴人，歌呼飲酒，門外車常滿，尤強力喜事，遇事愈劇愈心開，諸貴人或有賓祭期集，即以屬月樵，月樵咄嗟立辦，予特謂月樵年壯氣盛，它日當為能吏。」[13]
就在崇文書局設立的前一年，「能吏」胡月樵從北京到湖北任職，並在次年因緣際會，成為崇文書局的第一任負責人。
在胡月樵受任崇文書局之際，他實際上還主持著湖北厘局，這才是朝廷派他來湖北的本職工作。但是，他一人兼理厘局、書局，總有「顧此失彼之虞」，於是「具稟力辭牙厘坐辦」，[14]得督撫允許轉為厘局會辦，從而兼職變專職、副業變主業，得以專註於自己深愛的出版事業。
從胡月樵留下的詩作來看，他本人在崇文書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編輯校勘：「奉詔開書局，瑣屑招手民。旦暮讎亥豖，日與古人親」，[15]「刊書惠士林，讎校不停手」。[16]
甚至到了晚上，他也加班進行編輯校勘工作，「兀坐，漏三下，童僕倚屏鼾睡久之，間研篋鏗然，始就寢。手抄諸書累積一二尺許」。[17]
胡月樵對於校勘工作，要求非常嚴格，一字一畫，引據商榷，務求考證嚴苛，「考證宜確也，不確則貽羞」，[18]「每購善本必探其源委而校勘之」，[19]「手自校讎，無倦容」。[20]「每一書成，校勘精核，有諸本不一者，必加按語，衷於一是。」[21]「遇有傳寫之偽、附會之謬，必博稽群書，確有依據而悉衷於至當。」[22]
為了提高刻書質量，他還經常與孫衣言、莫友芝、張之洞等人討論刻書中的問題，「鉤校書史中疑義訛字，至漏下數十刻無倦色」。[23]
張之洞作為上司，對於他的編輯校勘工作，也頗為肯定：「月樵胡君，以觀察需次湖北，領武昌書局，校刻善本經史小學之書數十種，丹黃鉛槧，日不去手」。[24]
在胡月樵的招攬和羅致之下，王柏心、彭崧毓、張凱嵩、劉維楨、王子壽、傅旭初、張鹿仙等一大群學有專長、精於校勘的出版人才，逐步集聚到了崇文書局的大旗之下。按照一直關心崇文書局的曾國荃的說法，是「校閱皆擇謹慎恬靜之人」。[25]
事實上，當時崇文書局的校勘隊伍十分龐大和完備，舉一例以說明：崇文書局所刻《明史》，前有參校名單，計開候補州縣官十二名，省、州、縣各級學校的訓導、教諭、學正六人，舉人、拔貢生、附生各一人，陣容相當整齊。[26]而且對於史書中的天文、律歷各志，必須「延請精於歷算星學者一二人專校」，[27]以求規範嚴謹。
在胡月樵重視編輯校勘的帶領下，崇文書局的刻書質量大大提升，海內稱為善本：「督書局十餘年，復竭其研校之瘁，刊布善本書，不可僂指數」，[28]獲得了廣泛好評。
首先，得到了倡議設立書局的中興將帥們的充分肯定：曾國藩為此「手書宏獎」，謂「鄂局刻書，愈出愈精，為各局所不逮」；[29]張之洞也稱譽其「追長興之精研，刊麻沙之訛奪」。[30]左宗棠任職陝甘總督時，曾專門定購崇文書局刻本，「派員赴鄂省購置經史子集各書七十二種，共計五百套之多」。[31]
其次，得到了外省督撫的陸續承認：「同治十年（1871）七月，江南鹽巡道孫公衣言以江寧士子寒酸者多難於得書，請予總督曾文正公取江寧、江蘇、浙江、湖北四書局新刊經籍每部藏於惜蔭書院」。[32]雲南巡撫杜瑞聯於光緒四年（1878年）十二月上奏，「稔知鄂省設局最久，刊書較多。其地水陸交沖，四通八達，故各省寄存善本，卷帙尤為浩煩」，因此希望從湖北崇文書局購買「欽定經史，御選詩文，以及有益身心、有關經濟等書」數十種，分發到書院，「藉資講習」。同時「擇其尤要者，飭司酌籌經費，陸續校刊，分發各學。仍遵舊例，聽坊間印售，以廣流傳。」[33]
第三，得到了文人學者的青睞：在藏書、校勘、目錄學、版本學等方面都堪稱一代宗師的傅增湘，曾評價胡月樵所編輯校勘的圖書「校定精審，出江浙諸局刻上，退補齋之名，至今學子多能道之」；[34]民國大學者胡適，在其開列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中特別註明：《論衡》、《抱朴子》兩書，要看「湖北崇文書局本」；另一位民國大學者黃侃先生的《文選平點》是「選學」的一部力作，採用的底本也是崇文書局翻刻的鄱陽胡氏刻本；崇文書局輯刊的《子書百家》普遍受到讀者的歡迎，1919年獲上海掃葉山房重印，1984年又獲浙江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這當然也是對其編印質量的首肯。[35]
第四，得到了圖書市場的認可：黃嗣艾在《湖北公藏版刻提要》中曾簡要記錄崇文書局的圖書銷售盛況，「相傳初時民間購讀官本者，門無停軌」；[36]崇文書局的圖書，「除在本地批發與零售外，還銷往全省及上海、天津、吉林、河南、四川等地，是我國內地出版和銷售的中心」；[37]當時的直隸通志編纂局也銷售崇文書局的圖書，該局共發售江南、江蘇、淮南、湖北、浙江、江西六個官書局圖書454種505個版本，「按內容子部最多，按省份湖北最眾」。[38]
史料表明，在崇文書局內部由胡月樵所首倡的，在編輯校勘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得到了代代傳承。
到了1904年的美國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清政府第一次派團參加。在向全國徵集展品時，就從湖北崇文書局的圖書中遴選了包括《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在內的190多種參展。展後清政府又將全部參展圖書作為禮物悉數贈與美國政府，入藏美國國會圖書館。
崇文書局所出圖書，早在1904年就能夠擔負起中國與美國之間親善大使的使命，能夠成為中國向世界傳播中華文明的象徵之一，毫無疑問也是對崇文書局圖書質量和工匠精神的充分肯定。[39]
刻版印刷：精雕細琢
在雕版印刷的時代，圖書的雕版質量，也是工匠精神的當然組成部分。
崇文書局創建伊始，就非常重視熟練刻字工匠的挑選：「刻工系挑江西、揚州、湖南好手，寫手亦求其精者」。[40]同時，書局還為這些刻字工匠專辟工作場所，「構矮屋數十間，為手民刊刻之所」。[41]
光緒十五年（1899年）張之洞督鄂後，進一步擴充湖北官書處，由善後局每年拔款4000兩銀充作經費，湖北官書處常有數十名工匠刻印書籍，[42]進一步壯大了書局的印刷力量。
由於崇文書局在這方面高度重視，並捨得投入，所以其書籍刻版有精雕細琢之稱：「鐫工精雅，為各省官書之冠」。[43]充分說明，當時崇文書局在印刷方面，走在了各省書局的前列。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五大官書局合刻《二十四史》，從同治八年（1869年）開雕《漢書》開始，到光緒四年（1878年）刊刻《史記》結束，前前後後共進行了將近十年。當時參與這項出版盛事的各省督撫——曾國藩、李鴻章、馬新貽等人商定，所有的書雕版成功之後，版片全部運往湖北，由崇文書局集中匯印。不得不說，此舉是這群既是封疆大吏又是飽學之士的中興將帥們，對崇文書局印刷能力的一種肯定。
崇文書局圖書的印刷質量，同樣在1904年的美國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上得到了充分展示：「送展書籍，雖不以展示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技術和裝幀藝術為主要目的，但就所知送展書籍而言，還是兼顧版刻技藝的展示。即送展書籍，以內容為主，以版刻技藝為輔。因此，在送展書籍中，同一部書籍，便有多種版本送展。茲舉二例：《聖御廣訓》二種，大字本、小字本各一；《御制勸善要言》三種，滿漢文本一，大字本一，小字本一。」[44]
據不完全統計，崇文書局刻字工匠們先後所刻的圖書版片，共有144700片。這些版片，經過了抗日時期的戰亂播遷之後，到今天已所剩無幾。而那些為我們留下精雕細琢的圖書版片，在崇文書局多年如一日默默刻字的工匠們，則幾乎沒有人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也許，今後再也不會有人記起這些工匠們。但作為新一代湖北出版人，我們應該記得、追思他們的貢獻。
沒有他們，崇文書局史上的工匠群體將是殘缺不全的；沒有他們，崇文書局史上的工匠精神也將是空洞無物的。
結語
長期以來，關於崇文書局的圖書，常有「行距過密、字體扁平、行多字多」之譏。殊不知，這正是當年所有「局本」的特點之一。而「局本」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適應戰火之後書籍奇缺的局面，為了適應貧寒讀書人大量購買、擴大圖書流通範圍的需要，從而採取這種形式以達到大幅降低紙張成本、降低銷售價格的目的。
這可以舉出具體的例子。比如48卷的《禮記義疏》，浙江書局的行款為每頁11行每行24字，小字雙行同，將這部書縮印為32冊，光緒七年的售價為3000文；江西書局的行款為每頁8行，每行18個字，小字有單行也有雙行，每行21個字，將這部書縮印為48冊，因用紙不同，光緒七年的售價為3880文；崇文書局的行款為每頁8行，每行18字，小字有單行和雙行，每行22字，將這部書縮印為48冊，光緒七年的售價為6660文。
又如《書經傳說彙纂》一書，浙江書局行款為每頁11行每行24字，小字雙行同，將這部書縮印為12冊，同樣的用紙，售價為1720文；江西書局行款是每頁8行每行18個字，小字有單行和雙行，每行21個字，將這部書縮印為16冊，同樣的用紙，售價為2080文。[45]
由上述兩例可見，在「行距過密、字體扁平、行多字多」方面，以「底本選擇審慎、編輯校勘精審」而著稱的浙江書局，比崇文書局走得更遠。
至於有學者指責崇文書局個別書籍校勘不精，存在較多錯漏，此亦為出版行業所難免。我們一方面要承認個別錯漏書籍的存在，採取措施防止再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妄自菲薄，以偏概全，因為一本或兩本問題圖書而全盤否定崇文書局史上的工匠精神。
2017年，是崇文書局150歲的誕辰。一百五十年來，崇文書局的名稱招牌曾經因為各種原因而多次變更。但毫不誇張地說，無論是初創時期的「湖北官書局」「崇文書局」，還是發展時期的「湖北官書處」「經理官書處」，甚至包括今天的現代出版機構「崇文書局」，工匠精神作為這個出版機構的精神內核，一以貫之，如絲如縷，代代傳承，從未斷絕。
今天，已屹立百年的崇文書局，早已翻開了自己的新篇章：她已經隸屬於湖北長江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碼600757）大旗之下，正在新一代湖北出版人、崇文書局人的手中，日新月異、蒸蒸日上。
作為同事，我在崇文書局150歲生日之際，虔誠追思及紀念崇文書局史上的工匠群體，重新回顧和總結崇文書局史上的工匠精神，既是祝福，抑且自勉。
（《中國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1期，發表時略有刪節）
[1]李鴻章：《設局刊書折》（同治八年五月二十日），載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3奏議三》，合肥：安徽出版集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第450頁
[2]馬丕瑤奏文，載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中華書局，1954年，第2700頁
[3]馬新貽：《設局刊書疏》，載陳弢編《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卷五，上海書店出版社，1985年影印清光緒刻本
[4]張文虎著，陳大康整理：《張文虎日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5頁
[5]鮑源深：《請購刊經史疏》，載陳弢編《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卷五，上海書店出版社，1985年影印清光緒刻本
[6]李鴻章：《設局刊書折》（同治八年五月二十日），載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3奏議三》，合肥：安徽出版集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第450頁
[7]江凌：《清代兩湖地區的出版業》，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8]王曉清：《湖北崇文書局的滄桑》，《武漢文史資料》2014年第12期
[9]陽海清：《前言》，《圖書情報論壇》2015年第1期（總第113期）
[10]張篤勤輯：《湖北官書局書目》，湖北省新聞出版局《湖北出版史料》編輯組編：《湖北出版史料》第3輯（1988年12月），第44-49頁
[11]俞樾：《春在堂尺牘》卷二，轉引自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武漢、濟南：湖北教育出版社、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34頁
[12]曾國荃：《曾國荃全集》，長沙：嶽麓書社，2006年，第5冊第266、267頁
[13]孫衣言：《遜學齋文鈔·胡月樵退補齋詩存序》，載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395頁
[14]胡鳳丹：《謝李小荃中丞書》，轉引自張湧泉：《出版家胡鳳丹傳略》，《浙江學刊》1988年第1期（總第48期）
[15]胡鳳丹：《辛巳暮春生日自述》，載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1552冊《退補齋詩存二編》卷4，第458頁
[16]胡鳳丹：《七月望日鄂江開帆連日東北風阻滯至九月二日抵杭州作此自慰》，載《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93·退補齋詩存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第295頁
[17]胡宗懋：《永康人物記》，轉引自張湧泉：《出版家胡鳳丹傳略》，《浙江學刊》1988年第1期（總第48期）
[18]胡鳳丹：《退補齋文存》，載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1552冊，第346頁
[19]張湧泉：《出版家胡鳳丹傳略》，《浙江學刊》（雙月刊）1988年第1期（總第48期）
[20]洪鈞：《退補齋文存序》，載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1552冊《退補齋文存》卷首，第269頁
[21]彭崧毓：《黃鵠山志序》，載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4月，第264頁
[22]張凱嵩：《黃鵠山志序》，載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4月，第264頁
[23]胡鳳丹：《送琴西方伯量移江寧布政使序》，轉引自張湧泉：《出版家胡鳳丹傳略》，《浙江學刊》1988年第1期（總第48期）
[24]張之洞：《序》，載張篤勤：《我所發現的張之洞佚文兩篇》，《武漢文史資料》2008年第4期
[25]曾國荃：《曾國荃全集》，長沙：嶽麓書社，2006年，第3冊第464頁
[26]孔毅：《清代官書局刻書述略》，《文獻》1992年第1期
[27]俞樾：《春在堂尺牘》卷二，轉引自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武漢、濟南：湖北教育出版社、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22頁
[28]孫衣言：《永康胡君墓志銘》，轉引自顧志興：《杭州藏書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年10月，第548頁
[29]胡宗懋：《府君行狀》，轉引自張湧泉：《出版家胡鳳丹傳略》，《浙江學刊》1988年第1期（總第48期）
[30]張之洞：《退補齋詩存序》，轉引自張湧泉：《出版家胡鳳丹傳略》，《浙江學刊》1988年第1期（總第48期）
[31]《陝甘總督至湖北買書奏片》，載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99頁
[32]《續纂江寧府志·實政》，轉引自方振益：《湖北官書局（崇文書局）考略》，《出版史料》1993年第3期
[33]杜瑞聯：《滇省擬設局刊書疏》，《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四年十二月》，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總第675頁
[34]傅增湘：《續金華叢書序》，載嚴一萍選輯《原刻影印叢書集成三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第1頁
[35]吳家駒：《崇文書局與崇文書局刻書》，《圖書館雜誌》2004年第6期
[36]黃嗣艾：《湖北公藏版刻提要》，轉引自魏啟元主編：《湖北省志·新聞出版》（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頁
[37]皮明庥、鄒進文：《武漢通史·晚清卷》（下），武漢：武漢出版社，2006年，第278頁
[38]梁長洲：《關於勞乃宣建議直隸售書事》，載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90頁
[39]那拓祺、李爾鋼：《訪書偶記：晚清崇文書局版》，《出版科學（雙月刊）》2011年第1期
[40]曾國荃：《曾國荃全集》，長沙：嶽麓書社，2006年，第3冊第464頁
[41]胡鳳丹：《重修鄂垣正覺寺碑記》，《退補齋文存》卷六，轉引自馬志立：《湖北崇文書局版刻概述》，《圖書情報論壇》2015年第1期（總第113期）
[42]江凌：《清代兩湖地區的出版業》，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43]夏元漂：《最近湖北教育一覽》，漢口新昌印書館印行，民國二十一年（1932）刻本
[44]湯旭岩、馬志立：《緣起百年前湖北出版物的一段佳話》，《圖書情報論壇》2010年第3期（總第87期）
[45]宋立：《浙江官書局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分割線----------
點擊展開全文
TAG: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