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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昆汀更詩意的暴力美學

在2017年7月德國漢堡的武力襲擊場景中,有一個關於街道硝煙瀰漫的小視頻在微博上流傳了很久。這個小視頻里有一個小細節是,戰火瀰漫、車輛行人失控的街道上混亂緊張,視頻里的人在這一幕的刺激下,忍不住在這這個大場景下啪啪啪了起來。

摒除道德情懷不談,他們似乎在這種暴力與性愛的共處中實現了某種類似激情、狂歡的情緒釋放。

暴力喚醒了人性深處被隱藏的慾望。

事實上暴力一直都和人的人性因素緊緊聯繫在一起。

關於暴力之於個體的意義,通常有兩種,一種是暴力作為被忽視的權力存在,個人通過暴力獲得人性的出走與發泄;二是暴力作為手段完成某種抒情需要,或者暴力純粹純粹暴力而存在,它並是其他任何事物的附屬。

卡拉瓦喬

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畫家卡拉瓦喬作為當時藝術界里的一股泥石流而聞名,這主要取決於他既具有象徵性又回歸現實主義的風格追求。與直接表現人體優美與聖母純潔的米開朗琪羅和拉斐爾不同,卡拉瓦喬的畫作充滿了暴力、血腥。奇異的斬首、拷打和死亡讓他的畫作有很深的視覺衝擊性和暴力力量。

卡拉瓦喬《多疑的Thomas》

卡拉瓦喬懂得如何通過畫面來控制人對暴力的直觀感受,他喜歡用凌亂的構圖、鮮艷的色彩和光影的對比來表現暴力直擊人心的衝擊性。在那些殺人拷打的場景中,一種內心對暴力渴望得到了宣洩,也是人從墨守陳規中走出去的一種釋放。

卡拉瓦喬《莎樂美收到施洗約翰的頭》

而另一個畫家馬奈也對槍決與死亡懷有特殊的興趣。殺戮和死亡是馬奈繪畫的兩大主題,他通過這兩組主題實踐了他對現代主義的探索。

馬奈

馬奈更多地選擇用一種抽象的方式來表現他的這種暴力主題。他習慣在作品中將會用一些內在的繪畫技巧來表現暴力的衝擊性,比如《死去的男人》里放大的軀體與黑光的運用。另一幅著作《馬西米連諾的槍決》用畫面的平面感,概括的筆觸,故意模糊的細節,營造拒絕被解讀的氛圍,這無疑遠超當時觀眾的審美能力。直到二十世紀初,人們才開始重新觀看,意識到殺戮題材也許是馬奈一生中最重要的藝術題材之一。而除了去表現男歡女愛之外,殺戮與死亡作為馬奈筆下的黑暗題材,也是他對現代生活的一種感受和抒發。

馬奈《死去的男人》

馬奈《馬西米連諾的槍決》

雖然在談到藝術和暴力之間的關係上,不可避免地應該談到昆汀。昆汀在很多採訪中表示,自己並不是一個科班出生的影人,他對電影的摸索建立在其海量的觀影基礎上,這其中包括香港的暴力類型片。

事實上港片所建立的暴力電影模式比昆汀要早很多。這其中,在暴力背後隱藏著複雜的抒情機制的是徐克和周星馳。

周星馳無厘頭和其影片中充斥的暴力元素都是作為最終的抒情手段存在的。而《大話西遊》則在血腥暴力的場面之後,營造出了奇幻蒼茫的生命本質。

徐克

而徐克的電影,無論其題材是武俠、神鬼還是警匪、傳奇,都試圖通過誇張、奇崛、詭怪的浪漫主義電影語言展現一種遠遠不同於過去文藝影視敘事中的「江湖」的圖景。他的作品充滿了革命性的探索。香港江湖敘事的大宗師張徹在六七年代奠定的「暴力美學」的影像基調。在張徹的《報仇》、《十三太保》、《馬永貞》等經典作品中,男性陽剛身體在施加和承受暴力時爆發出的直觀感性體驗往往得到視覺上的直接渲染,「男性氣概」,並由此把由崇高肉體承載的「義氣」、「尊嚴」、「忠誠」、「豪邁」的倫理品質用最簡練有力的影像留映在觀影者的記憶深處。

在徐克這裡,加入了女性敘事老襯托對這種常規的反思。除了女性角色通常承擔核心敘事功能之外,「女性」本身也成為了電影試圖彰顯和探討的美學品質。比如《上海之夜》的張艾嘉,《倩女幽魂》系列,《東方不敗》里的林青霞。

《東方不敗》里的林青霞

徐克這一系列的暴力類型,通過女性角色的凸顯,表現的是人類複雜的感情在多維度里得到呈現和抒發。相比起張徹,徐克並不旨在彰顯暴力的崇高與壯美,而是對男性身體所承載的暴力機制本身的批判。通過對微妙且錯綜複雜的「人情」的描寫,關於暴力之下脆弱個體的自由與解放敘事得以展開。這種顛覆,也更體現了他「新浪潮」的本質。

徐克的電影里,男性形象的功能往往和寫實的、歷史性的主題緊密相關;女性形象的凸顯,則和抒情的、奇幻或傳奇式的故事內容發生聯繫。在最新的和周星馳合作的《西遊伏妖篇》中,也依然延續了這種「抒情」意旨。只是在濃烈的感情鋪墊中做的太過倉促,在古典感的營造上也缺少了一定的指向性。但我們應當更多地看到精彩紛呈的武打與特效背後的東西,是否還能以更加敏感的歷史視野去體認那一抹紅妝素裹的情義。

昆汀可能更多地吸收了張徹的風格,和徐克相比,昆汀的抒情並不明顯。他的電影更多作為一種純粹的暴力美學存在。

昆汀的電影里不僅上演著影像暴力,也充斥著喋喋不休的語言暴力。

昆汀鏡頭下的暴力即暴力本身,是「超脫的道德感」下的暴力遊戲化和娛樂化。首先,是遊戲式的暴力。昆汀有意使暴力場面變得荒謬滑稽,這種調侃似的表達極具黑色幽默的特色。昆汀瓦解了傳統對於暴力的界定,更顛覆了暴力的實質,暴力不僅僅是血腥和痛苦,在其影片中只是一種遊戲。

暴力在戲謔的氛圍中已然逝去了血腥殘酷的原色,只留下了部分戲劇衝突,成為鬧劇,目的是提高影片的觀賞感。

其次,昆汀的暴力從來都沒有道德的介入。昆汀電影中的暴力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並且被廣泛應用與研究,就是在於它放棄了對暴力「合理化」的企圖,弱化甚至取消了觀影者對「暴力是否合法化」的追問,目的是使得暴力的攻擊性得以軟化,暴力變得容易被接受,僅保留風格化暴力帶來的快感。例如,昆汀談到《殺死比爾》中女主角在雪地與反派決戰用日本刀削去其頭皮的場景,說道:「這應該既是有趣的又是充滿詩意的,還帶著有一點點的莊嚴。當你看到她的頭,這很滑稽。然後她的台詞說,『那真的是一把服部半藏鍛造的劍』,這很有趣。但是,接下來的鏡頭並不好笑,當她栽倒在地,而背景樂響起梶芽衣子(歌手)所唱的關於復仇的歌。所以多種感覺混在一起:滑稽、莊嚴、唯美、噁心,同時發生。」

昆汀

「電影中的暴力可以很酷,」他說,「這只是另一種可使用的顏色。暴力並不意味著什麼。這是一種顏色。」他蔑視任何試圖看到模擬暴力具有意義的人。他說:「吳宇森對於暴力有很深刻的見解。他這麼做,是因為他對此得心應手。」他稱讚斯坦利·庫布里克執導的《發條橙》,他說:「他對暴力的鐘情不止一點點。我是非常贊同的。」

昆汀的暴力觀受到了很多的批判。有批評家就認為純粹的的暴力是不存在的,提倡純粹的暴力是說謊的體現,沒有人能在血腥的暴力中還能笑得出來。

從探索性和深刻性上來說,徐克的暴力表現似乎都要豐富得多。

而這也恰恰源於暴力背後的抒情。

正如蔣勛將暴力納入孤獨體系一樣,暴力和人的某些固有情感緊緊聯繫在一起。不管是作為一種發泄和人性的出走,還是作為一種手段,它們都有一個共性,即暴力背後所體現的抒情屬性。

(本文圖片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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