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人如何看中國：回歸已經沒有可能……
萌歷史
談史論道，以史鑒今，
用潘金蓮的細膩與西門慶的任性為你講述古今故事。
對於中國人來說，蒙古是一個特殊的國度。因為歷史上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蒙古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對於中國人來說，蒙古又是一個陌生的國度。我們對這個與中國有4000多公裡邊境線的鄰國，是那麼無知，以至於國內有些人還在一廂情願地談論「回歸」的可能。
「回歸，是100%沒有可能的。」無論是蒙古人，還是在蒙古的中國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不容置喙。關於蒙古大呼拉爾第43次討論回歸中國的議題，也純粹是好事之徒的畫餅充饑。現實情形是，蒙古人拒中國千里之外尚且不及，又何談投懷送抱呢？
「想知道中國人在蒙古人的心裡是什麼位置嗎？日本人在中國人心裡是什麼樣，中國人在蒙古人心裡就是什麼樣。」一位在蒙古生活了多年的朋友這樣跟我說。
中國人在蒙古的真實境遇
到過蒙古的中國人，多多少少都有過不愉快的經歷。我去蒙古之前，朋友就告誡我說，自己一個人要小心，特別是晚上的時候，要離街上的醉鬼遠一點兒。
Idre』s Guest House酒吧的老闆曾經對我說:「我從不接待中國人，因為你分不清誰是生意人，誰是旅行者。」他很坦誠地當著我的面表達自己對中國商人的厭惡感。
中國在蒙企業是這種抵觸情緒的最大受害者。山東正元公司相關負責人曾向我提及，2003～2005年間，正元公司在蘇赫巴托省開發金礦時，當地的環保警察與縣長經常會來找麻煩。2006年在公司另外一個項目場地，地方環保警察讓所有中國工人站成一排，在太陽底下站著，自己則坐到蒙古包里喝起酒來。「這是一種侮辱，但我們又不得不忍氣吞聲，其他的外資企業便不會受到這樣的對待。」正元公司負責人李德亮對此表示無奈。
在烏蘭巴托，曾有多名中國勞工向我傾訴自己在蒙古被打被抓的遭遇。我在二連浩特的一個朋友也曾親口告訴我，前幾年他曾在蘇赫巴托廣場被小偷偷去手機，誰知追到小偷後卻被當地警察帶到警察局，小偷被放走，自己反而挨了打。
在蒙古的中矇混血兒，一般不會主動對別人談及自己的中國血統，特別是有中國血統的蒙古官員對此更是諱莫如深，因為這是斷送政治前途的危險舉動。
我在蒙古時值奧運，現任僑協會長李有生對我說，中蒙選手爭奪射擊金牌時，蒙古選手手槍出現問題，當時電視台主持人脫口而出，是不是中國人搞得鬼？一家大眾媒體的主持人在毫無調查的情況下，口無遮攔，無疑是不負責任的。然而這「脫口秀」的背後，卻有著更深層次的動因。
蒙古人對中國人的種種不友好，蒙古媒體無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往往將集於一點的事情渲染成一個面，以至於中國大使館不得不做一些公關工作來維持中國在蒙古的形象。然而，如果當地報紙做了關於中國的正面報道以後，往往不久就要再做對應的負面報道進行中和，由此可見其國內讀者的社情民意。蒙古的政黨同樣如此，在議會選舉中，反華往往成為選舉的政治籌碼。在一個民主國家，這至少反映了當地民眾的好惡。
在蒙古如此的輿情之下，中國民間要求蒙古回歸的民族主義者們，無疑缺少更深層面的思考。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只顧自己在網上自說自話，有時只能幫倒忙。
2006年，是對中蒙關係頗具考驗的一年。只因這一年是大蒙古國建立800周年。前中國駐蒙大使高樹茂出於淡化歷史、擱置爭議、共同發展的考慮，說出了「成吉思汗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既然我們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孫，就要共同發展」的話，結果依然被蒙古媒體列為最不受歡迎的外國人之一，說這是大國沙文主義的表現。
高大使這樣說過:中國的崛起，歷史觀必須走向成熟，坦率地說，歷史問題不正視，很多周邊國家的問題都無法解決。國家發展是有階段的，有一個大的長遠的戰略利益在其中，國家一再強調尊重蒙古主權，但是我們民間卻有不同看法，不能說這些人是不愛國的，但要認真思考這些問題。
駐蒙使館工作的多位朋友在談及中蒙當前的主要問題時，都不約而同提到「增信釋疑」這四個字。的確，如果做一下換位思考，小泉去靖國神社參拜，中國人尚且暴跳如雷。當蒙古懂中文的人打開中國網站，看到的都是要求收回蒙古的言論時，蒙古人會怎麼想？這個問題繞不過去，中蒙民間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友好往來。
博物館反映的歷史觀
中國人對蒙古特殊的情感，全因我們的「海棠葉」情節。而蒙古人對中國人的種種不友好，也起源於這片「海棠葉」。不同的是，中國人對這片海棠葉充滿嚮往，蒙古則充滿厭惡。二者的根本分歧在於中國將蒙古建國看作國家分裂與領土缺失，蒙古則看作是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看成自己在蘇聯紅軍的幫助下，徹底擺脫了中國將近300年的「殖民統治」。
我的蒙古朋友孟和在跟我聊歷史的過程中，曾反覆用到「征服王朝」這一概念。「蒙古在元代也曾征服過中國，為什麼不說現在中國是蒙古的一部分呢？」
蒙古人這種史觀的敘事範本，全部躺在它的國家博物館裡。位於首都烏蘭巴托市中心蘇赫巴托廣場西北的國家博物館共由10個分館組成，記錄了從匈奴王朝到蒙古國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通過展品的內容、陳列樣式與展館大小等細節，我們可以了解蒙古人對自己的歷史究竟是持怎樣一種態度。
與中國民族大一統史觀不同，蒙古國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在蒙古國家博物館的牆上，這一點被特彆強調出來。蒙古國家博物館在不同展廳里是這樣敘述自己國家歷史的:匈奴帝國，鮮卑帝國，柔然帝國，突厥人建立的突厥帝國、藍突厥帝國、維吾爾帝國及最後的蒙古帝國、滿族統治之下的蒙古、革命前夜的蒙古、共產主義時期的蒙古與民主化後的蒙古。
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博物館，在看似千奇百怪種類繁多的展品背後，實際上都有一個相同的目的，即向參觀者證明自己國家民族的正統性與唯一性，蒙古國家博物館也不例外。蒙古國家博物館展廳的歷史排序，無疑是想告訴參觀者，蒙古國是自古以來中亞各個帝國的合法繼承者，歷史上各個帝國的統治者或是蒙古人的直接祖先，或與蒙古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兩千多年來，中亞的居住者、建國者與統治者的後代，便是現在的蒙古人。蒙古國家博物館告訴人們的，並不只是蒙古人對國家正統的申述，還有他們對外來統治者的態度。滿族或者中國，在這裡被當成一個侵略者的角色，用來批判。
突厥王朝的展廳，是蒙古與代表土耳其政府的土耳其國際合作機構共建的，因為突厥帝國創立者的後裔就是現在的土耳其人。蒙古人能坦然面對古代突厥人的統治，卻無法坦然面對滿族或者中國人的統治。
照理說，從1636年清軍入關前征服內蒙開始算起，到1911年清朝滅亡，有清一代對外蒙古統治將近300年，比起後來蘇聯70年的間接「統治」要長出很多。但如果你到蒙古國家博物館就會發現，300年歷史的第五展廳「滿族統治下的蒙古」，不及「共產主義時期蒙古」展廳的三分之一，是10個展廳中空間最小的。
第五展廳展品的內容只突出兩個主題:軍事與刑具。前者強調清朝對蒙古的軍事征服；後者用圖片加實物刑具的方式，刻意突出滿族統治的殘酷、黑暗。實際上稍對蒙古歷史了解的人，只要做一個簡單的對比，就可以看出蒙古國家博物館陳述立場的偏頗。
1921年蘇聯控制蒙古以後，沒收佛教寺院的財產，摧毀廟宇，逮捕喇嘛，基本上毀滅了藏傳佛教。在1932年蒙古出現反抗蘇聯的行動後，蘇聯當局開始在蒙古進行清洗迫害。從1933～1953年，有36000人死亡或失蹤，而當時的蒙古只有73萬人。短短20年間，這個國家將近5%的人非正常死亡。在文化上，蒙古遭受了與越南同樣的命運，傳統蒙文被改為俄羅斯式的斯拉夫文字，隔斷了他們自身文化的傳承。
以上數據都來自蒙古國家博物館，對比便知，第五展廳描述清朝對蒙古的殘暴統治，只是大而空的宏觀論述，缺少歷史證據的支撐，卻幾乎佔到整個第五展廳的三分之一；而蘇聯統治下對蒙古貨真價實的殘暴統治，卻隱藏在共產主義時期蒙古工業化大生產的成就展品中，被輕描淡寫般帶過。這分明是用政治來解釋歷史，用當下來詮釋過去，印證了克羅齊那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名言。
在第七展廳「革命前夜」里，有一段描寫更是赤裸裸地表現了蒙古人對中國商人的憤恨，現照錄如下:「中國商人充斥鄉間，從牧民手中以低價收購皮革、羊毛、駱駝毛等商品，再將這些商品高價賣出，迫使蒙古人負債纍纍，由於牧民不能讀懂中國商人的賬本，中國人因此很容易耍花招，蒙古人經常反抗他們的壓迫。」
蒙古國家博物館在這段文字旁，別有用心地配上了一幅沒有具體出處的圖片，上面是一個帶著鐐銬正在受刑的蒙古人，暗示中國人對蒙古的殘暴統治。在這裡，滿族人的官府與漢人的商人都是被當作中國人來看待的。
1911年辛亥革命後，外蒙古宣布自治，八世呼圖克圖出任皇帝。1919年，北洋政府派徐樹錚將軍入蒙，解散自治政府，外蒙古重歸中國。「蒙古如此之少的人無法與中國人抗衡，先後向俄、日、英、法、美求救，但均遭拒絕。」蒙古國家博物館回憶這段歷史時這樣記錄到。
在蒙古國家博物館的描述里，從沒有「分裂」這樣的辭彙，他們形容北洋政府的軍隊時用到的辭彙是「入侵。」其中一幅北洋軍在廣場閱兵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兵士們看上去趾高氣昂，旁邊的英文圖說是:中國政府撤銷蒙古自治的一個慶典。
這是該展廳極少有英文圖說的一幅照片。這頗讓人奇怪，與其他展館相比，這個展館的英文解說少的可憐，只有在涉及「中國軍隊侵略」的內容上，才會出現英文圖說。我因此懷疑是有些歷史蒙古人不想讓外國遊客知道。
其中一幅1919年徐樹錚與蒙古王公貴族的合影或許可以印證我的想法。照片中立者為徐樹錚與蒙古貴族，右側與後立者為北洋諸將，背後是各國國旗。這至少表明，當時徐的介入與取消蒙古自治，是得到部分蒙古上層與國際支持的，這或許頗讓現在的蒙古人感到難堪，因此英文介紹便被隱諱不提。
中國人被區別對待的現實原因
歷史永遠是現實的拐杖，現實才是行走著的雙腿。中蘇關係惡化以後，蘇聯控制下的蒙古也被灌輸了反華教育。但據在蒙古生活多年的老華僑回憶，那時的蒙古民間，對中國並無反感，只是兩國政府彼此保持距離。
然而今天的情況卻剛好反了過來。如今，中國已經連續9年成為蒙古最大的貿易夥伴，中蒙貿易額占蒙古貿易總額的50%，用駐蒙大使館政務參贊柴文睿的話說就是，過去蒙古是反華但不反華人，而現在蒙古人卻比較反感中國人。
中國敞開國門以後，一批中國商人裹挾著偽劣商品來到蒙古淘金。這些人在蒙古人眼中的形象，與蒙古國家博物館裡描繪的中國商人並無二致。這部分人是抹黑中國的先鋒隊。隨著中蒙經貿往來的加深，淘金的大部隊紛至沓來。據中國使館統計，去年一年中國公民赴蒙人數達20萬人次。在人口只有280萬人口的蒙古，這個比例相當大。這20萬人次，又大多集中在人口只有130萬的烏蘭巴托，難怪蒙古人會驚呼:「中國人來了！」
如今在蒙古國，中國人幾乎涉足到了所有的商業領域。其中最主要集中在礦產與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以至於很多蒙古人會抱怨說，中國人正在掠奪他們的資源，搶奪他們的飯碗。很多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在蒙古偏偏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將自身的惡劣品行帶入蒙古。一些華僑向我反應，有些中國老闆在當地一擲千金，隨意追求蒙古女人，在公共場合大聲說話，這些都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蒙古人由此生成的，便不僅僅是抱怨，還有嫉恨。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國民的經濟狀況遠不如蒙古，那時蒙古認為中國是個窮國，現在卻完全顛倒過來，這裡面不能說沒有妒忌的心理因素在作祟。
除了嫉恨，在蒙古國人最深層的心理層面上，還有對中國的恐懼。如果你有機會站在博格達山頂俯視整個烏蘭巴托，你就會體會到蒙古人的這種恐懼。蒙古國全國人口只有280萬，只相當於北京市東城區的人口。當一個國家一半的人口可以被一眼望穿的時候，當一個國家主要的經濟、政治、文化都夾在幾山之間的時候，又有誰會對旁邊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放心呢？駐蒙大使館政治部主任孫洪量說的更為到位:「與其說蒙古恐懼，不如說他疑慮，包括蒙古在內的大多數國家，都不知道中國以後要走向何處。」
給兩個大國當了幾百年夾心餡餅的蒙古，當然深知自己的境遇。300年前，在中國與俄國之間，蒙古選擇了前者；1911年，蒙古則選擇了後者。在蒙古人看來，這兩次選擇都是處於被迫，結果也不盡如人意。因此在1989年蘇聯解體，蒙古再一次獲得選擇權的時候，變精明的蒙古選擇了「多支點」外交:用合縱連橫之術來對付中俄，這使得它有越來越多的資本與這兩個國家叫板。
中國人在烏蘭巴托的得到不友好待遇，與這個城市無度失衡的城市化也有關係，這是更深層次的一個原因。據孫洪量介紹，原來烏蘭巴托只有80萬人口，且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隨著牧區經濟的不景氣，大量牧民進入城市，卻又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於是便聚集在烏蘭巴托周圍，形成了現在城市周邊的棚戶區。
蒙古又是一個人口結構年輕化的城市，人均年齡不到30歲，這些年輕人在城市中找不到自身定位，剩下的便只有對社會的不滿。由於有大量的務工人員在蒙古，加之歷史與現實的種種原因，中國人理所當然的成了蒙古向外引導社會矛盾的替罪羔羊。
蒙古現在的民族心態，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浮躁。蘇聯統治時期對藏傳佛教的禁絕，和共產主義信仰的破滅，造成信仰上的真空；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外部勢力的介入，造成不知所措。蒙古人還沒有做好準備，還不能用一種發展中國家的、上升中國家的平和心態來對待外來衝擊。
蒙古還是一個驍勇好鬥的民族。對外國人，許多中國人骨子人里有一種敬畏，蒙古人卻相反。蒙古國人總希望挑戰外國人，這是一種淪肌浹髓的草原性格，這種性格也是促成中國人遭受不友好待遇的另一因素。
在烏蘭巴托最時尚的迪廳METRO POLIS，我親眼看到過蒙古人挑釁歐美人的場面。在烏蘭巴托的大街上，你會發現，幾乎找不到一輛沒有劃痕的汽車，他們開起車來像參加那達慕。韓國人、日本人在蒙古也有過不敬遭遇，只不過中國人的不幸更為普遍而已。
轉機悄然來臨
否極泰來，事分兩面。在蒙古國旗里有一個中國道家的陰陽圖案，這表明蒙古人也相信陰陽轉換的道理。中蒙民間的友好往來，雖說任重道遠，但在某些地方，這種轉換已經悄然發生。蒙古人對中國人的缺乏善意，從另一面分析，正是中蒙民間交往不斷加深的表現。我接觸到的蒙古人中，凡是去過中國特別是北京上海這樣大城市的，對中國的態度便明顯積極。據統計，去年一年蒙古公民赴華人數已經達到60萬人次。
汶川地震發生後，蒙古許多企業、個人到中國大使館來弔唁、捐款，原計划進行3天的哀悼活動，結果進行了半個月，總計捐款280萬人民幣。對於蒙古這樣的國家，已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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