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天、3萬人、9萬噸貨物，被遺忘的中國版「敦刻爾克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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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敦刻爾克》里，我們看到的導演鏡頭下極簡色彩濃重的畫面：乾淨的沙灘，成列的軍隊，以及漲潮時海浪堆起的一層層泡沫......

而在現實中，敦刻爾克戰役開始的兩年前，發生中國宜昌的一次撤離，卻是下面這番景象：

漢宜公路（武漢到宜昌）上擠滿了扶老攜幼的難民，一群群潰軍不時在隊伍中出現，扛著包裹、拖著槍支的人群艱難地向西行進。

而在宜昌沿江兩岸的碼頭，九萬噸從長江中下游撤退的物資雜亂地擺放著，其中絕大多數沒有裝箱，敞露在地上。

可正是這批從下游工行拆下的機械，承載了中國整個兵工業，航空工業和重工業的希望。

與「敦刻爾克大撤退」不同，在這場以搶救物資為主要目的的撤離行動中，軍方的身份曖昧不明，反倒是由一家叫作「民生」的航運公司主持。

抗日戰爭開始後，民生公司一直以低廉的價格承擔著民國政府的航運任務。從上海、鎮江再到南京，工廠設備和人員不分晝夜地裝船，一次次運往長江的更上游...

南京淪陷前，民生公司的總經理盧作孚等到最後一批物資裝船後，從燕子磯登船前往武漢。等船靠了岸，蔣介石一紙特令，他才被任命為民國政府的交通部次長。

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

盧作孚在武漢的一年裡，長江中下游相繼淪陷，原先的民國首都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開往後方的船票千金難求。

而隨著廣州的失陷，1938年10月24日，蔣介石正式下達放棄武漢的命令，盧作孚則是在23日當天才退到宜昌。

半個月前，他剛剛拒絕了軍政府的命令——將民生公司所有船隻鑿沉，用來封鎖江面。

宜昌是座小城，一時間湧進了近10萬人，街上堆滿了行李和露宿街頭的人們。而在輪船公司，從大門到每個辦公室，中間塞滿了交涉的人們，相互責罵。

從下游工廠拆下設備已經經過幾次轉運，運送器材的人員也早已疲憊不堪。

但所有人都明白，宜昌失守時，他們將退無可退。

當時民生公司只有二十二艘船，從宜昌至重慶，去時溯流而上要走4天，返回需2天。按正常的運量計算，將宜昌所有貨物運送完畢需要一年。

且不說戰況緊急，過了10月下旬，長江枯水期就要到來，吃水較深的輪船完全無法下水，真正留給宜昌撤退的時間只有四十天左右。

為了增快運輸速度，盧作孚決定先將最不容易運輸的貨物運至重慶，次一等的運到縮短一半里程萬縣，再其次的運到更近的奉節巫山，甚至於巴東。

與此同時，在三峽航線增設碼頭和轉運站，臨時增加僱工，徵用民間木船。

10月24日當天，第一艘載滿物資和人員的輪船從宜昌起航，同時前往重慶的還有幾百名免費上船的戰爭孤兒。在船離岸的那一刻，所有的孩童趴在船欄邊高歌。

揚子江上游灘險太多，由於裝運炮彈、汽油而爆炸，或空船裝兵翻覆的輪船先後有五艘以上。因此輪船只能小心航行，盡量利用白天趕路，夜晚進行裝卸。

而更為危險的，位於江岸的碼頭設施面臨著日軍飛機隨時的騷擾。等到敵機開始轟炸交通工具以後，活動於萬縣以下的輪船損失更重。

根據盧作孚自己的記述，在轟炸最密集的時期：

第一次炸沉最大輪船一隻，第二次沉沒四隻，損壞一隻，第三次沉沒一隻，損壞兩隻，第四次沉沒一隻，損壞一隻。這一本小冊子正在草寫的時候，第五次的轟炸又來了，又沉沒一隻，損壞一隻。除中間一隻系中、下游輪船，一隻系拖船而外，其餘皆是揚子江上游主要輪船。

但即使暴露在敵機的火力下，每天早上宜昌總開出六七隻輪船，下午又有幾隻回來。每當有輪船要抵達碼頭的時候，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做好準備。

當枯水期逐漸臨近，中水位輪船已不能在川江繼續航行時，盧作浮又組織民生公司職員改用木船和絞盤拖船裝載著最後三分之一的物資日夜運輸。

遇到淺灘水枯處，又改用人力在長江岸邊拖著一艘艘分裝的木船步步艱難前行。

有外國記者拍下了民生公司職員和當地縴夫，為了搶救物資在長江岸邊匍匐前行的照片。由此，西方才知道中國這個被譏諷「拿著筷子與日本軍隊交戰」的民族，也會用肉體與炸彈搏鬥。

憑藉20餘艘貨船和800餘艘木船，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用40天的時間搶救出3萬名相關人員和10萬餘噸貨物。

由這批物資重建的工廠，每月僅手榴彈就可以造30萬枚，迫擊炮彈7萬枚，飛機炸彈6000枚，十字鎬20多萬把。

而為此付出的代價是，民生公司的16艘船隻被炸沉，69艘船舶被炸毀，117名員工犧牲，76名人傷殘......

教育家晏陽初將這一壯舉稱為「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大公報》則評價說：「中國的敦刻爾克的撤退的緊張程度與英國在敦刻爾克的撤退並沒有什麼兩樣，或者我們比他們還要艱苦些。」

早年在川南工作時，盧作孚曾邀一個川外人來演講，那人說：「請大家認識我，我是一顆炸彈。」

盧作孚卻和緩地對他說：「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

儘管只是一個民間企業家，而在整個戰爭期間，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前後運送了軍隊共計270.5萬人，武器彈藥等30多萬噸。

戰爭結束後，從香港回來的盧作孚原本準備大展拳腳。

但由於一系列變故，民生公司的經營狀況沒有得到改善，反而由於各種費用的消耗和債務舉步維艱。

1952年2月，「三反五反」運動在重慶進入高潮，民生公司在2月8日召開了「三反」批判大會。

是日，盧作孚因服用過量安眠藥，在醫院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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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參考資料：

盧作孚《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盧國紀《我的父親盧作孚》

《濱海時報》：《盧作孚與「中國實業的敦刻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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