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君子之風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句話，其傳久矣。

名言出自《論語·子路》，其大意是說，君子在人際交往中能夠與他人保持一種和諧友善的關係，但在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卻不必苟同於對方。小人習慣於在對問題的看法上迎合別人的心理、附和別人的言論，但在內心深處卻並不抱有一種和諧友善的態度。

何晏《論語集解》對這句話的解釋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有學者分析說，在先泰時代，「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指一種有差別的、多樣性統一，因而有別於「同」。比如烹調，必須使酸、甜、苦、辣、咸調合在一起，達到一種五味俱全、味在咸酸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佳肴；比如音樂，必須將宮、商、角、徵、羽配合在一起，達到一種五音共鳴、聲在宮商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美樂：反之，如果好咸者一味放鹽，好酸者拚命倒醋，愛宮者排斥商、角，喜商者不用羽、徾，其後果便不難設想，也不堪設想了。因此，早於孔子的晏嬰就曾說過：「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昭公二十年》）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基礎上，孔子將「和」與「同」的差別引入到人際關係的思考之中，於是便有了《論語·子路》中的這句話。

不過，知道這道理是一回事，而將其真正用於實踐者少矣。所以歷史上，那些能夠容人之不同的故事，往往最能打動人心。

北宋曾經有兩個宰相，司馬光和王安石。一個是保守派，一個是改革派。

司馬光性情溫和，待人寬厚，及至做了宰相，也理循舊法，秉承祖制，主張「無為而治」，言辭有度，服飾得體，乃謙謙君子。

王安石年少時「名傳里巷」，但他老成持重，年紀輕輕就不苟言笑。不過他依然官運亨通。當他執掌朝廷大權時，「嚴己律屬」。這種人，看起來人情味少很多，所以喜歡他的人並不多，不過皇帝很欣賞他，任命他做了宰相。他銳意改革，推行「一條鞭」法，想方設法為大宋收稅，充盈國庫。

司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可謂相差十萬八千里。

在廟堂之上，司馬光和王安石是死對頭，彼此都認為對方的執政方針荒謬至極。彼此都覺得自己比對方高明，比對方正確，比對方更了解國情。

所以在爭奪權力的過程中，兩人絲毫都不客氣，用各種手段，向對方痛下殺手。第一輪鬥爭的結果是王安石獲勝，司馬光從宰相寶座上被趕了下來。

王安石大權在握，皇帝詢問他對司馬光的看法，王安石大加讚賞，稱司馬光為「國之棟樑」，對他的人品，能力，文學造詣都給了很高的評價。

其實王安石與司馬光是故友，他們不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而且他們「游處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們都蒙受過歐陽修的教誨和舉薦，又同與梅堯臣結為忘年之交。在他們各自的文集中，迄今仍保留著許多互相唱和的詩賦。其中王安石那別出新裁的《明妃曲》，及歐、梅、司馬等人的和作，還一度盛傳於都下。

王安石是臨川人，比司馬光小兩歲。他敬重司馬光「操行修潔、博知經術」、「文學行治，有稱於時」。司馬光是夏縣（今屬山西）人，比安石早兩年中舉進士。他欽佩安石「才高學富」，「議論高奇」，「友愛諸弟」，「剛直不屈」。他們有類似的品格和志趣：「不愛官職，不殖貨利」，勤奮刻苦，「難進易退」。他們也有類似的作風和習尚：不嗜飲酒、不好聲色、不喜奢靡、酷愛讀書。他們甚至還有相近的秉性和共同的怪癖。為有這許多類似和共同之處，他們彼此那互相「傾慕之心，未始變移」，就連租賃住宅，王安石也寧願和司馬光做鄰居。

也許正因為如此，當王安石如日中天時，司馬光非但沒有因為大權旁落而陷入悲慘的境地，且能從容地「退江湖之遠」，吟詩作賦，錦衣玉食。

不過，風水輪流轉。王安石力推改革，觸動了皇親貴胄和地方官的利益，朝野一片罵聲，逢朝必有彈劾。「曾參豈是殺人者，一日三報慈母驚」。皇帝本來十分信任王安石，怎奈三人成虎，天天聽到有人說王安石的不是，終於失去了耐心，將他就地免職，重新任命司馬光為宰相。

牆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捶。王安石既然已經被罷官，很多言官就跳將出來，向皇帝告他的黑狀。一時間訴狀如雪，充盈丹樨。皇帝聽信讒言，要治王安石的罪，徵求司馬光的意見。

但司馬光沒有落井下石！反而懇切地告訴皇帝，王安石嫉惡如仇，胸懷坦蕩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風。陛下萬萬不可聽信讒言。

皇帝聽完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說了一句話：卿等皆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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