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禁煙皇帝，不是清朝的道光，而是明朝的崇禎

文 | 獬執事

在中國史與世界史交匯的節點，鴉片這一物件無疑具備著最強的標識意義。在中國史學家眼中，爆發於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一場戰爭將中國拖入了混濁而狼狽的近代史——這一場戰爭的漢語名稱，正是「鴉片戰爭」；而它的導火索，正是發生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禁煙事件：虎門銷煙。

在英國人眼中，鴉片戰爭只是大英國帝國為保持其全球貿易活動而進行的又一場戰爭而已。英國史學界稱之為「通商戰爭」，戰爭是通商的手段，通商是戰爭的目標，在那個成王敗寇的世界裡，這兩者之間的界線並不是那麼清晰。然而，對於漸入暮年的清帝國來說，這一次「通商戰爭」遠遠沒有那麼輕鬆。鴉片與虎門銷煙成了宣告清帝國死刑的終審判決，而在此之後的七十二年國祚則是死刑的分解執行，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一執行程序因其緩慢而尤其讓人心酸。

從某種意義上講，清帝國亡于禁煙。然而追溯中國歷史，卻發現禁煙一事早在兩百年前就在中華大地上的發生過，而且同樣伴隨著一個朝代的滅亡。那個朝代，是明朝；那次禁煙事件的主角，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禎；而故事的起因，還要從嘉靖年間開始說起。

煙草（tobacco）是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經菲律賓傳入中國的，那時正是明朝嘉靖年間。顯然，煙草的特性一經舶來便得到了頹靡華麗的晚明文化的歡迎，無論是詩詞還是醫書均不乏對這一異域風物的讚譽。《本草匯言》載此葯「大能御霜露風雨之寒，避山蠱鬼邪之氣」，《蚓庵瑣語》認為「煙葉出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食物本草》甚至將其當成了靈丹妙藥，稱其「凡食煙，飢能使飽，飽能使飢，醒能使醉，醉能使醒，一切抑鬱愁悶，俱可藉以消遣，故亦名忘憂草」。

雖然也有不少反對的呼應，但認為吸煙有益的思潮直到清朝依然有著相當的市場，《康熙字典》的主編陳廷敬甚至還有一首五古《詠淡巴菰》：

「神農不及見，博物幾曾聞？似吐仙翁火，初疑異草熏。充腸無滓濁，出口有氤氳。妙趣偏相憶，莖喉一朵雲。異種來西域，流傳入漢家。醉人無籍酒，款客未輸茶……」

詩題中的淡巴菰指的就是煙草。關於這個名字，還有一個源於明朝的典故：呂宋島上有一「淡巴國」，其國公主死後被棄於野外，竟在聞到煙草香味之後竟起死回生，名為「淡巴菰」的煙草又被稱「返魂香」。其實，呂宋島上何嘗有什麼淡巴國公主，「淡巴菰」是「tobacco」的音譯，而「淡巴國」自是由此訛傳而成的民間傳說了。

煙草受明人鍾愛如此，其在中國廣為種植也就不足為奇了。崇禎四年（1631年）進士楊士聰在其《玉堂薈記》中記載了煙草種植的盛況：「煙酒古不經見，遼左有事，調用廣兵，乃漸有之，自天啟年中始也。二十年來，北土亦多種之，一畝之收，可以敵田十畝，乃至無人不用。」

根據這一段描述，可以看出煙草先是在兩廣地區被引入，隨著遼東戰事傳入北方，最終流行至全國。姚旅所撰的《露書》中有「呂宋國出一草，曰淡巴菰……有人攜漳州種之，今反多於呂宋，載入其國售之」的記載，同樣描述了煙草在中國種植的盛況。不過《玉堂薈記》之後話鋒一轉，馬上陳述了「己卯上傳諭禁之，犯者論死」的情形；除此之外，史家大家談遷在《棗林雜俎》一書中同樣記載了崇禎十六年（1643年）「敕禁私販，至論死」的禁煙事件——而這兩次禁煙令，便是中國歷史上最早頒發的官方禁煙文件。

「己卯」指的是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短短四年時間崇禎連續頒布了兩道如此嚴厲的禁煙令，其力度之大讓人感嘆也讓人困惑。楊士聰認為崇禎禁煙源於皇帝的「個人迷信」：明朝自朱棣之後皇帝均為燕王后代，「煙」與「燕」同音，「吃煙」就是「吃燕」，實在是不祥之辭。《玉堂薈記》畢竟是野史，這一說法真假莫辨，但崇禎禁煙很可能有著更深的原因，那就是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本土化的煙草越來越表現出其危害性——如果崇禎僅僅是因為避諱，那在其登基之時食用煙草之風風靡已久，等到十二年後才反應過來煙燕同音，未免有些過於遲鈍了。

不過正如崇禎的諸多改革一樣，這兩道禁煙令也是虎頭蛇尾。當時煙草之盛行已經非崇禎所能控制，尤其「遼東戍卒嗜此若命」，於是這一政策也只能不了了之。當然，無論是禁煙還是開禁，這些舉措都沒能改變明朝覆滅的命運，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滅亡。

這兩道禁煙令，也終於和崇禎「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的遺詔一道，成為了一個王朝的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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