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後的蔣經國：成台灣人心目中「最完美的政治人物」

1987年4月4日，蔣經國約見了親信沈誠。

沈誠當時是兩岸之間的秘密使者，3月，他剛剛接受大陸全國政協的邀請，赴北京商談。出發前，沈誠專程到台北秘密會見蔣經國，並接受了他的指示。

沈誠在京期間，受到了國家主席楊尚昆的接見。楊尚昆托他向蔣經國轉交一封信，邀請國民黨代表到北京進行和平談判。

蔣經國約見沈誠時說：」我對於他們的來函，已仔細看過，大致上他們還是有誠意的，至於在時機上，他們好像操之過急。」

但是時間不等人。

1987年的蔣經國已經78歲，重病纏身。或許是感到時日無多，他在這一年做出了許多重要決定，這些決定，最終影響了台灣的未來。

果然，蔣經國在1988年只挨過了13天。1月13日那天，他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最終不治身亡。

蔣經國突然去世，台灣朝野嘩然，因為不久前，「行政院新聞局」還發表了蔣經國」健康如昔」的新聞，而在病逝的前一天，他還到介壽館上了半天班，中午又在官邸約見了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李煥，談了一個多小時的黨務革新問題。

眾所周知，蔣經國最嚴重的病是糖尿病，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併發症。但是，這些是不是他的直接死因?

蔣經國去世後，糖尿病專家、台大的林瑞祥醫師稱，糖尿病與心臟病並發也不可能造成吐血現象，這讓人們對蔣經國的死因充滿了懷疑。當時的立法委員、如今官司纏身的吳淑貞還向」行政院」提出了緊急質詢，要求對蔣經國的死因進行評鑒，以便追究責任，對民眾有所交待。

為了解開種種疑團，台灣

假如這個分析成立，那麼蔣經國生前到底有何煩惱?

被民進黨活活氣死?

談到蔣經國生前最氣憤的事，恐怕要追溯到1987年底的「行憲紀念日大會」。這是蔣經國生前最後一次在公共場合露面。

參加這次大會之前，蔣經國已經知道民進黨會在會場有所行動。「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建議蔣經國不必親自去現場，蔣經國說：」你要搞清楚，我怎能迴避這些事情?」為了便於現場控制，「安全局·向蔣經國提議，把紀念大會移到陽明山樓或者政治作戰學校，依然被他否決：「沒有這種事，為了大家鬧事，你就改地方，你說行不行?」

此時的蔣經國，顯然信心十足。他認為，台灣人民應該明白他推動「民主憲政」的決心，在現場不會胡來。正如台灣

但是事與願違。蔣經國現場致詞時，剛一開口，民進黨11位「國大代表」便起立大聲抗議，高喊「國會全面改選」，箭頭直指蔣經國。蔣經國表現得很平靜，他做完簡短致詞後，便由他人宣讀「總統」講詞，重申民主改革的決心。只是，在離開會場前，蔣經國「特別轉頭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馬英九說，蔣經國當時的表情，給他留下了永難忘懷的印象。

回到官邸的蔣經國在上床休息時，突然問身旁的秘書王家驊：「當時的情形怎樣啊?」王據實以告。蔣經國聽後，很長時間說不出話來。從這天起，他的心情一直不好，沉默寡言。1月10日，蔣經國突然對陪侍在旁的蔣孝勇說：「我一輩子為他們如此付出，等到我燈盡油枯時，還要給我這種羞辱，真是於心何忍。」

3天後，蔣經國突然吐血，與世長辭。

很多人認為，蔣經國實際上是被民進黨氣死的。2007年春，蔣經國的兒媳蔣方智怡在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說，以蔣經國當時的身體狀況，「如果沒有那件事，應該沒有這樣的意外發生。」可見，蔣經國被民進黨氣死一說，並不是空穴來風。

「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蔣經國所說的「付出」，在1987年有著特殊的意義。

這一年，蔣經國在台灣相繼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台灣人有了自由組黨、結社、辦報辦刊的權利。

馬英九說，當年他聽到蔣經國親口說要開放「黨禁」、「報禁」時，當即被一股「我們正在創造歷史」的電流擊中，但是，國民黨高層更多更自然的反應，卻是忐忑不安。沈昌煥曾滿腹疑慮地向蔣經國進言：「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

「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蔣經國說這句話的時候很平靜。

蔣經國對外表示要解除「戒嚴」的時候，多年來為爭取民主權利而鬥爭的人士，迅速在台北圓山飯店集會，宣布成立民進黨。按照慣性思維，情治部門向蔣經國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單，沒有得到批准。蔣經國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

1987年7月，蔣經國正式宣布，解除台澎金馬地區實行了38年之久的」戒嚴」，台灣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蔣經國也由此完成了從獨夫到偉人的華麗轉身。

從獨夫到偉人，蔣經國的轉變的確讓人「驚艷」，但是，蔣方智怡卻認為蔣經國沒有變，他「年輕時就完全推崇民主……只不過是在某一歷史階段，因為他身上所負的責任，不得不去做一些必要的事情，做一些調整。」

事實上，蔣經國早年的從政生涯，確實與「推行民主」毫無瓜葛。他長期控制國民黨情報系統，崇尚特務政治。退居台灣後，蔣經國仍然延續其父的做法，繼續搞「威權政治」，是公認的台灣「政治強人」。

但是晚年的蔣經國變了。這種轉變，源自思想深處所受的觸動，以及對台灣未來的深入思考。

「台灣人為什要殺我?

1970年4月，蔣經國訪美。

24日，在嚴密的護衛下，蔣經國抵達紐約廣場大酒店，參加遠東美國協會的一場午宴。當他在護衛人員簇擁著走進酒店正門時，有兩人突然從側邊的大理石柱後閃出，朝蔣經國大扔傳單。兩人剛被制止，又；中出一個男子，在蔣經國身後不足10米的地方大叫一聲」為台灣人報血債冤讎」，然後拔出了手槍。

緊挨刺客的美國警察反應敏捷，他迅速托起刺客的手腕，子彈擦著蔣經國的耳邊飛出。刺客沒來得及開第二槍，就被警察用腳把旋轉門死死頂住，夾在門縫裡動彈不得。

開槍者是康奈爾大學社會學博士黃文雄。他的父親本是一個老實巴交的公務員，卻在「白色恐怖」中被投入監獄。黃文雄對蔣氏父子懷恨在心，到美國留學後，他立即加入」台獨聯盟」，成為其中的一員。

蔣經國有驚無險。當蜂擁而至的美國記者請他發表遇襲感言時，他說：「這些懷有異見的人，他們如果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接見。至於這兩個被逮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把他們釋放。」第二天，蔣經國接到尼克松總統和羅傑斯國務聊的歉意時還故作輕鬆：「昨天事情發生之當時，我並未受驚，事後我第一個關心的事則為有沒有人因我的來訪，而被這一『意外事件』受到誤傷，在知道沒有人受到誤傷之後，我就如釋重負了。一天之後，如不是總統先生和國務卿先生提起，我幾乎都已忘了這一『意外事件』了。」

事實上，「4．24槍擊事件」帶給蔣經國的震驚，遠比他在美國人面前表現出來的大得多，以至於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他還經常在親隨面前自言自語：「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與其說蔣經國是在問別人，不如說是在捫心自問。

自國民黨政府退居台灣後，20年的建設，把台灣從一個農業社會變成了一個工業社會，人民安居樂業，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蔣經國不明白，台灣人民還有什麼不滿足，非要用這種你死我活的極端方式來對待他?

「4.24槍擊事件」是蔣經國一生中最危險的遭遇，幸運的是，聽到槍聲的蔣經國第一反應不是打擊報復，而是試著去體會台灣本省人民的心聲。這之後，蔣經國迅速提拔和任用了一批台灣本土精英人士，台大教授李登輝，正是在這個時候進入了蔣經國的視野，並受到重用。

但是，重用和提拔台灣本省人，並不意味著蔣經國沒有傳位於子的私心。雖然相對於父親蔣介石，蔣經國已經開明得多，但是1985年6月，香港《鏡報》仍然刊文稱：「蔣經國傳子，這是既定方針。」

傳子構想的破滅

蔣經國和蔣方良生有三子一女，即長子蔣孝文、次子蔣孝武、三子蔣孝勇，以及長女蔣孝章。

蔣經國對長子有一種特殊的期許和眷顧，但是，蔣孝文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典型。雖然蔣經國在他身上傾注了大量的心力，要求也極為嚴格，但是，出生於「天下第一家」的優越感，讓他無法像正常人一樣成長，學業不精，四處惹事，結婚後，還染上了酗酒的惡習。

酗酒的蔣孝文不僅自毀了前途，還把身體搭了進去。他曾經因為宿醉導致血糖過低昏迷不醒，後來雖然急救蘇醒，但是腦部卻因此受損，以至說話無法連貫，也無法長時間集中精神。

這樣的蔣孝文，自然不能成為台灣未來的主宰，蔣經國痛心之餘，轉而把希望寄托在次子蔣孝武身上。

在蔣家的第三代中，蔣孝武被認為是最有政治前途的。蔣經國對他的培養路數，與父親當年對他的培養如出一轍。

在台灣，最「通」天的就是國民黨情治系統，控制了情治系統，就能給」最高領袖」提供機要情報，同時還可參與重大政治決策。1976年，蔣孝武在父親的安排下進入情治部門，之後還擔任了黨務、軍情、宣傳等部門的要職。為了避免兄弟鬩牆，蔣經國還煞費苦心，安排三子蔣孝勇進入商界，經營實業。

但是「江南案」的發生，徹底打亂了蔣經國的政治部署。

1984年10月，加入美籍的《台灣日報》特派員江南，因為撰寫《蔣經國傳》時透露了不少蔣家的」秘辛」，在三藩市遭到槍殺。美國聯邦調查局迅速查出了暗殺江南的三個兇手，同時向新聞界披露，有台灣情治人員介入江南命案，蔣孝武難逃干係。

蔣經國和蔣孝武頓時成為干夫所指。

雖然蔣經國立即下令逮捕涉案相關人員，要求「徹查此案」，並由「中央社」發布消息，承認「情報局」官員介入」江南命案」，但是輿論仍然揪住蔣孝武不放。蔣經國被迫無奈，在媒體上作了這樣的宣布： 「下一任總統，必然會依據憲法產生。」 「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我們有沒有可能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式來統治國家?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執政黨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絕不會變更憲法。同時，也絕不可能有任何違背憲法的統治方式產生。」與此同時，蔣孝武被「流放」到新加坡任商務代表，以平息民憤。

江南命案讓蔣家子弟名譽掃地，蔣經國傳位於子的構想成為泡影，這對他打擊很大。很長一段時間，蔣經國一見到蔣孝武就摔東西，並罵之為「蠢貨」。但是，傷心失望的蔣經國也開始反思。1985年8月，「江南命案」結束之後，蔣經國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特別聲明：「『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

事實上，蔣經國有意進行傳子部署時，國民黨內開明人土就很不滿，台灣惟一擔任過」行政院」、」總統府」、國民黨中央三個部門秘書長的蔣彥士，是其代表人物。美國不贊成台灣地區出現「蔣三世」政權，蔣彥士的態度與美國一致，他違背蔣經國的命令，抵制了蔣孝武在黨部系統的搶灘奪權。江南命案發生後，蔣經國想利用蔣彥士對美國的影響來化解美國對台灣和蔣孝武的疑慮，蔣彥士卻故意對蔣的暗示視而不見。蔣經國一怒之下，將他踢出了國民黨中央黨部。

從傳位於子到還權於民，蔣經國顯然經過了一個思考和變化的艱難過程。這個過程雖然曲折，但最終的結局讓人不得不對這位曾經的「獨夫」刮目相看。

「向歷史交待」

進入20世紀80年代，蔣經國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也許是感到來日無多，他開始在台灣大刀闊斧地進行政治革新。雖然在此之前，蔣經國曾多次進行過政治改革，但改革的決心和力度，遠不能與這一次相提並論。

1986年春節前，蔣經國向一位當局最高人土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您看我們目前的主要問題是什麼?」這位高層人士不知其意，一時語塞。蔣經國說：「春節前後你不要上班了，希望你利用這幾天好好想想未來『國家』的發展方向問題。」」前幾個月我們被經濟停滯所困擾，現在經濟情勢好轉，軍售問題也有了妥善的安排，軍事科技更是進步顯著，我們可以騰出手，在政治方面施展些作為。一年來連續發生『十信案』及『江南案』，顯示出政治結構有毛病。」

對於國民黨自身存在的諸多毛病，蔣經國顯然有著清醒的認識。

1986年3月的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成為蔣經國推行政治革新的重要突破口，這之後，他在多種場合大談政治革新，營造輿論氛圍。這一年的10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講了這樣一番話：「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惟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

為了保證政治革新的順利實施，蔣經國首先在人事上做了安排。在國民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蔣經國對國民黨中常委人選做了調整，4位新人進入中常會，他們都擁有高學歷，而且支持政治革新。同時，蔣經國還從31名中常委中抽出12人，專門研究政治革新的內容和政策。

經過深入研究和調查，12人小組最終確定政治革新的六大議題，那就是「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充實「中央民意機構」，地方自治法律化，革新黨務以及調整各項政策。這六大議題，得到了蔣經國的首肯。他決定不惜以「個人的生死毀譽」，也要「向歷史交待」。

一位接近蔣經國的高層人士說，晚年的蔣經國有一種近乎「贖罪」的心態，而且非常急切。在離去世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已經病入膏盲的蔣經國坐在輪椅上，為最後的政治心愿傾注最後一點心力。雖然阻力重重，但是甘之如飴。只是他沒想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卻在1987年底換來了民進黨的鼓噪和喧嘩。

蔣經國一定是傷心透了。他被推著離開「行憲紀念日大會」會場時，最後一次凝望著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而複雜。79天後，蔣經國悄然去世。

蔣經國也許想不到，他生前受到民進黨的挑釁，死後卻成為台灣人民心目中「最完美的政治人物」。他去世當天，台灣全島鮮花銷售一空，成千上萬的台灣人自發在街頭列隊向蔣經國致哀。即使今天，在「誰對台灣貢獻最大」的民調中，蔣經國始終高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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