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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救出了150萬人,這場中國人自己的大撤退同樣不該被遺忘

現在去電影院,大部分人是沖著它去的,那就是諾蘭的——

敦刻爾克(Dunkirk)。

發生在1940年的這次大撤退,讓被德軍圍困在法國港口敦刻爾克的40萬英法盟軍之中的33萬人,安全回到英吉利海峽對面的英國。他們,就是後來重新投入戰爭並獲得最後勝利的盟軍重要力量。

實現這場偉績的,除了英國軍艦,還有無數普通漁民的漁船、舢板和遊艇。這是一場當之無愧的人民的勝利。

其實,大撤退外國有,中國也有,甚至比敦刻爾克還早,救出的人更多。

但是這段歷史,卻被我們大多數人給忘記了——

宜昌大撤退。

指揮這場大撤退的,不是元帥、不是將軍,是被稱為「中國船王」的實業家——盧作孚。

這場不為人知的大撤退,足以影響抗日戰爭的走勢。

不是誇張,當時的形勢就是這麼緊急。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後,國民政府節節敗退,上海、南京、武漢等大城市先後淪陷。

重要城市淪陷,工業的發展也就岌岌可危。為了保存工業實力,中國沿海的工礦企業紛紛內遷,往重慶、成都等長江沿岸的城市搬家。

1938年10月,武漢也淪陷了。國民政府決定放棄武漢,所有從武漢撤出的人員和物資,都只能就近集中在宜昌。

照這個陣勢,宜昌肯定也支持不了多久,這些人員和物資,還得準備著運去重慶和成都。

宜昌雖然不大,但是接連了江漢平原和長江三峽,被人們叫做川鄂咽喉。當時公路和鐵路都非常不發達,想進四川,只能走水路,宜昌就是必經之地。

長江三峽水流湍急,處處都是險灘,1500噸以上的大船根本過不了。所有從下游運來的人員和物資,在進入三峽之前,都得在宜昌碼頭換乘小船。

更關鍵的是,當時已是深秋,還有40天,長江就要進入枯水期,船隻就不能通過了。

武漢一淪陷,難民都往宜昌涌過來。平時只有11多萬人的宜昌,一下子多了好幾萬人,有的人只能露宿街頭。

更重要的是,當時全中國的工業家當,幾乎全都在這兒了。而敵人正在步步緊逼,眼看著就要打過來。

設備、器材問題更加嚴重。在宜昌沿江兩岸的碼頭上,亂七八糟地堆滿了九萬噸以上從長江中、下游撤退到這裡的物資。其中絕大多數沒有裝箱,敞露在地上,聽任風吹雨淋。這批物資極為重要,幾乎全中國的兵工、航空工業、重工業和輕工業的生命,都集中在這裡了。一旦遭受損失,後果將不堪設想。

玩遊戲的人都知道,打仗,得有物資。製造物資的傢伙要是被人端掉了,這仗也就不用打了。

可以說,這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最危險的時刻之一。

遍街皆是人員,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

如何在這40天內,用極其有限的運力,把滯留此地的13萬噸的戰略物資和軍工設備,超過3萬名的軍政官員、技術工人、普通難民、兒童安全送到大後方?

誰來接下這個燙手山芋?

盧作孚

盧作孚站出來了。

他當時是民生公司的老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水路運輸管理委員會的主任。交通運輸的事歸他管。本來要去外國考察的他,立即返回宜昌,向全公司上下發出號召:

民生公司應該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

民生輪船公司,全力重新搶運物資入川。

最理想的情況,就是將所有物資和人員在40天之內全部安全運走;

稍遜一點,能運多少是多少,決不能落入敵手。

但民生公司只有二十多艘大輪船,運載能力又太小,最大的貨船一次只能運載600多噸貨物,最大的客船只能坐200多人。

按照平時的運量,要把這麼多人、這麼多貨運完,大概得一年時間。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形勢緊急,沒時間多想。民生公司的22條輪船、2000多艘沿江小木船,全都被他投入到大撤退之中。

盧作孚給所有人做出的承諾就是:

以不落入敵手為目的。

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呢?

從到達宜昌那天之後,盧作孚就下令,停止請客應酬,鉚足幹勁,只保留工作往來。

民生公司採取了「三段航行法」的搶運方案:

宜昌到重慶,全長足足有600多公里。將宜昌到重慶按照水情狀況分成宜昌到三斗坪、三斗坪到萬縣、萬縣到重慶三段。

大型設備等重要物資,才能用專門的船直接運到重慶。其他的貨物和人員,都要進行分段搶運。

有人可能會問,直接從頭運到尾不是更快嗎?

中間不換船的話,環節少,速度也快,但是一來一回,就得花6天時間。

而分開三段來運輸,每天早上都有能6、7船裝滿貨物出發,下午這些船就能回航,繼續運下一批貨物。

返程也不是空船而返,抗日士兵可以乘坐這些船隻,出四川打鬼子。

民生公司上上下下都投入到了這次搶運之中,還增加了3000多名碼頭搬運工、三峽險灘段縴夫,一天24小時輪流裝卸運輸,爭分奪秒。

盧作孚在日記中記錄了這個過程:

每晨宜昌……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地歌唱 ;往來的汽笛,不斷地鳴叫 ;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地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當時民生公司基本上承包了長江的水運,但是盧作孚並沒有藉此大發戰爭財,反而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

公教人員可以優先登船並且享受半價,難民兒童可以免費乘坐;

每艘船離開宜昌時都必須帶走50名孤兒;

至於貨物,外商報價每噸為300到400元,但是民生公司運輸每噸軍工器材只需要30到27元,其他公物每噸40元多一點,民間器材每噸60到80元。

盧作孚把大撤退這件事,當成了自己和全公司的使命。他曾經親手寫過一聯,掛在輪船上,以激勵所有的員工,要齊心協力抗戰:

作息均有人群至樂,夢寐勿忘國家大難。

他還鼓勵公司員工自行研製無線電台,研製出的10多台電台,可以了解每時每刻長江水文環境的變化,及時報告每艘船隻的運行情況,確保航運的安全。

而他自己,就像他的兒子盧國紀說的那樣:

我的父親作為整個搶運工作的指揮者和組織者,工作尤其忙碌。他對長江上游全線的運輸情況了如指掌。他知道每一小時有多少噸物資正在被運走和什麼船在運它們;知道每一隻船什麼時候航行在什麼地方;知道哪一些物資正在哪一個港口卸貨;知道哪一些單位的物資正在裝上駁船;從而使他能夠準確地指揮整個運輸工作,使之完全按照計劃順利進行。毫無疑問,這是一件非常簡直、非常艱苦、非常細緻,並且需要作出非常巨大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工作,然而我的父親卻勇敢地將它承擔起來,並且十分喜愛它。

有一次,他穿著粗布衣服在碼頭上指揮這指揮那。一個不認識他的報關行掮客感到奇怪,不客氣地問他,喂,你貴姓啊?

盧作孚簡單地回答:「盧作孚。」

那人大驚失色,「哦,哦,你就是盧次長」,灰溜溜地退到人群之中。

江水湍急,時間緊迫,轉運的船舶還得要承受日軍敵機的轟炸。喪失了制空權,幾乎每天都有輪船、木船被炸毀,都有員工被炸傷。

盧作孚對這段情景歷歷在目:

第一次炸沉最大輪船一隻,第二次沉沒四隻,損壞一隻,第三次沉沒一隻,損壞兩隻,第四次沉沒一隻,損壞一隻,這一本小冊子正在草寫的時候,第五次的轟炸又來了……

40天之中,有16艘輪船被炸毀,161名船員遇難,61名船員受傷致殘。

他們做出的成績,永遠值得歷史銘記。

從宜昌搶運出的單位,既有金陵兵工廠這樣的大型軍工企業,也有紡織廠這樣的民用企業,還有醫院、學校、政府機關、科研單位、珍貴文物等。

這些搶運入川的物資,很快就開始在四川東山再起,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業區,尤其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兵工、鍊鋼等行業的綜合性工業區,生產了大批槍炮,提供了武器,成了抗戰堅強的後盾。

復旦大學、中央大學、中央陸軍學校等數十所學校,也在這次搶運中順利遷移到重慶、成都。

40多天的日夜搶運,貨物被運出了三分之二,人員全部被運出宜昌。加上來回運輸的軍隊、傷兵等,民生公司船隊前前後後一共運送了150多萬人。

無論是人才,還是物資,都最大程度地保住了。

你說,有哪裡比敦刻爾克差?

「平民教育之父」晏陽初就把這次大撤退,直接比喻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

但宜昌大撤退,比敦刻爾克更壯烈、更偉大。

1938年年底,盧作孚在自己的日記上這麼總結了民生公司的一年:

這一年,我們沒有做生意,我們上前線去了。

150萬被救的人,每個人欠他一筆生意。

馮玉祥這麼評價盧作孚:

盧作孚是最愛國的,也是最有作為的人。貴公司人材之多,事業之大,有功於抗戰,均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萬分。

宜昌大撤退全景

民生公司的船隻,成了抗戰時期中國的諾亞方舟。

盧作孚,就是諾亞方舟的掌舵人。

他保存了抗日戰爭勝利的火種。

其實貫穿盧作孚一生的,也是這份從未改變過的救國和建國的強烈願望。

盧作孚出生在1893年。跟很多有志之士一樣,他也想靠自己的雙手,去推翻清朝的統治,改變整個國家。

他不是富二代,因為家境貧窮,剛上完小學就沒錢讀書了,後來只能自學。

年輕時辦過學校,編過教材,做過革命黨,當過《川報》總編輯……他希望以教育開民智,倡導教育救國,但無奈以失敗告終。

30歲之前,他跟實業兩個字,根本不搭邊。

一直到了32歲,他才轉變方向——實業救國。

之前就有朋友慫恿他,要想救國,就應該「要做一顆炸彈」,但是盧作孚不同意:

對中國這樣的國家而言,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 ;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

這種「微生物」,在盧作孚看來,就是交通運輸。因為交通運輸,是「各業之母」,尤其是在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川蜀,水運更顯重要。

1925年,他拿著招股募集來的8000大洋,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創辦了民生輪船公司並且出任總經理,開闢了重慶到老家四川合川的航線。

剛開始,他就訂造了一艘70噸重的小船。船雖小,用的卻是德國賓士的引擎。船質量好,盧作孚又每天親自上船接待顧客,民生的口碑很快就傳開了。

到抗戰前,民生公司已經統一了川江航運,將外國航船公司逐出了長江上游,民生也成為了中國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

能力越大,責任也就越大。宜昌大撤退,不是民生公司參與抗戰的終點。在整個抗戰期間,他們都在以自己的力量救國。

從1937年到1944年,民生公司在重慶、萬縣、宜昌等地運送抗日將士270萬人,西遷人員35萬人,搶運軍工器材1.9萬噸,航空油料3.9萬噸,其他輜重30.9萬噸。

除了辦實業,盧作孚還以別的方式,來建設國家。比如說——鄉村建設。

在重慶北碚的鄉村建設,同樣是他一生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我們的責任絕不是救亡,而是將一個國家經營到像一個國家,像一個現代的國家。

上世紀20年代的北碚,在軍閥割據的大環境下,有很多地痞流氓聚集在這裡,橫行霸道,被稱為「魔窟中的魔窟」:

第一是賭博,賭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廟子,唱戲,酬客,一年大鬧一兩個月,是他們的面子。你要在場上去辦一樁什麼建設事業,絕對找不出一文錢來。他們卻是每天可以有千塊錢以上的輸贏,每年可以有萬塊錢以上的戲錢、席錢的開支。

當時擔任四川省江(江北)、巴(巴縣)、璧(璧山)、合(合川)四縣特組峽防團務局局長的盧作孚看不下去,他想把這個地方當做建設現代社會的試驗田,好好改造。

到任之後,他一邊剿匪,一邊招撫,三個月之後,地痞流氓就被肅清了。

惡棍處理完,他開始專心對這個小鄉村進行現代化改造。

首先是改善生態環境,包括整治環境衛生、拓寬道路、種植花草樹木。從1927年到1935年,北碚的樹木數量達到7萬多棵;

接著是發展經濟,先後投資和參與興辦北川鐵路公司、天府煤礦公司、三峽染織廠、農村銀行等;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興辦文化事業和社會公共事業,包括醫院、圖書館、平民公園、民眾學校等,繼續開啟民智。

上世紀40年代北碚全景

之前土匪橫行,但三年後,著名學者翁文灝來到北碚,北碚已經完全變了個樣:

於此水鄉山國之中,竟有人焉,能藉練兵防匪之餘,修鐵路,開煤礦,興學校,倡科學,良出意計之外。

到抗戰時期,北碚成為大後方著名的教育科學文化重鎮。

看到自己的成果,盧作孚信心大增,他還專門寫了文章登在報紙上,來傳授自己的經驗。

到了抗戰後期,民生公司已經擁有140多艘客貨輪船,開闢了幾千公里的內河航線,業務還發展到鋼鐵、建築、銀行等多個領域。

公司大了,自然有人垂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在虎視眈眈這塊肥肉。為了保全公司,民生公司後來轉入了香港。

民生公司重慶總公司辦公大樓

1950年,盧作孚把在香港的船隊帶回了大陸。回到重慶後,盧作孚繼續重新投入到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一刻也不停止。

作為特邀代表,他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後來還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他還率先向中央提出民生公司進行公私合營改造。

盧作孚真是一生用實業為祖國貢獻了全部力量。

無論是年少時的開民智,還是抗戰中的大撤退,抑或是鄉村裡的現代化烏托邦改造,這些努力,都代表了盧作孚最純粹的救國救民之心。

在充滿混亂和阻力的時代里,始終有人願意付出一切,懷著最飽滿的熱情和抱負,來推動社會、國家乃至是歷史的發展。

敦刻爾克裡面的士兵是這樣,盧作孚也是這樣。

別忘了他們。

別忘了他。

戰爭不是靠撤退贏得的,但我們要看到這次撤退孕育著勝利。

——丘吉爾

註:未經版權方允許,請勿轉載、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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