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產婦之死，看這個時代女性的生殖恐懼

2017年8月31日，榆林市第一醫院綏德院區婦產科里，產婦馬女士跳樓身亡。

公安部門已出具書面結論：排除他殺，產婦系跳樓自殺

一、真相陷入「羅生門」

問題就在於，醫院方提供的回答，與家屬方提供的回答並不一樣。

根據院方聲明，該產婦26歲，因停經41+1周入院待產，醫院多次建議行剖宮產終止妊娠，家屬均明確拒絕，並在《產婦知情同意書》上簽字確認順產要求。「最終產婦因難忍疼痛，導致情緒失控跳樓。」

在《產婦知情同意書》上寫道：要求經陰道分娩，用催產素順產，諒解意外。

但孕婦丈夫延先生否認了院方的說法，稱家屬曾先後兩次同意實施剖腹產，但醫院回說「快要生了，不用剖腹產」。

死者丈夫稱「我主動要求剖腹產」被醫院拒絕

然而，今天早上醫院再次發表聲明，並附上了監探視頻的截圖，試圖證明以下幾點為事實：1、《護理記錄單》記載產程中家屬三次拒絕記錄；2、監控視頻中，產婦兩次向家屬（婆婆）下跪溝通，被拒絕；3、產婦簽署了《授權書》，授權其丈夫全權負責簽署一切相關文書，在她本人未撤回授權且未出現危及生命的緊急情況（產程記錄產婦血壓、胎心正常）時，未獲得被授權人同意，醫院無權改變生產方式。

而家屬則稱，這不是產婦向家屬下跪，是產婦疼痛難忍的下蹲。

誰真誰假，或者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釋，主要是關係到責任認定的問題。預計雙方還有一番扯皮。但對於真正承受痛苦的人，一屍兩命，已經永遠離開了。她才承擔了最大的悲劇。

這個事件，引起了太多女性的恐慌。

關鍵還不是怕疼，不是怕死；而是不知道生死關頭，自己的命決定在誰的手裡；更不知道，你那握在主動權的所謂「家屬」，是不是根本不在乎你去死。這是何等的絕望。

不管家屬最後有沒有答應剖腹產，但他們屢屢拒絕手術、延拓了數小時，是事實；監控中疼痛難忍中下跪（或下蹲），尚且還能有爭議；但死者家屬，在聲討書里還有「（產婦）死都不怕還怕疼嗎」這樣的話，足以自證他們根本不關心產婦的痛苦。而這絕不是這位榆林產婦的個人命運。

建議大家多去這條新聞的熱評下看看吧，評論里有琳琅滿目的人性的故事，你將看到中國女性的生命權是多麼脆弱。

二、請問醫院，最終決定權該在誰手裡

醫院在聲明中，一直以強調家屬責任

其中一個關鍵是：女性的生命，為什麼掌握在別人手中？爭議主要集中在「為什麼醫院要家屬的同意才能做手術？病人意識清醒就不能做決定嗎？」

實際上，對於是否施行手術，享有最終決定權的既不是病人，也不是家屬，而是醫院。

《侵權責任法》第五十六條早已界定：因搶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緊急情況，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親屬意見的，經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授權的負責人批准，可以立即實施相應的醫療措施。

有些人大概還記得「李麗雲事件」。這也是推動現在醫療簽字制度的一個案例。2007年11月21日下午兩點鐘左右，孕婦李麗雲因患感冒、畏寒、咳嗽等癥狀，在肖志軍的陪同下走入北京朝陽醫院京西分院呼吸內科門診就診。醫院在接診後，將其轉到婦產科進行醫治，並提出要對李麗雲進行破腹產手術。而陪同李麗雲的肖志軍號稱系其丈夫（後查明，兩人只是同居關係），明確拒絕在手術同意單上簽字。手術未能進行。當天下午七點半左右，李麗雲死亡。

這件事情在當年引起了很大轟動，成為年度法律事件之一；這也讓大家對於「家屬簽字權」有了極深的恐懼。「李麗雲事件」中的「家屬」是男友，榆林產婦事件中的「家屬」是婆婆，實際上都不是最親近的家屬；但那個時刻，女性的生命就掌握在他們手裡了。

其實，《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也早有規定：「遇到其他特殊情況時，經治醫師應當提出醫療處置方案，在取得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被授權負責人員的批准後實施。」已經賦予了醫院判斷與決定力，在現實中，只存在醫院敢不敢作出判斷與決定的問題。

關於此次事件，南京大學法學院邱鷺風教授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如果情況屬實，產婦家屬有莫大道德瑕疵，該被譴責。但是醫院也應承擔部分責任。因為在產婦自身清醒的情況下，就該讓產婦自己簽字。人身權是專屬權利，夫妻人格並不合一，這是有明確法律規定的。」

「醫院在這種情形下非要家屬簽字，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反而構成侵權。醫院為了推卸可能的醫患風險和責任，擅自做主給一個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設置所謂的監護人，是一種侵權行為。這叫做過猶不及，自以為是。」

（見現代快報《產婦墜樓悲劇中，剖腹產和法律責任六大權威答案來了》）

看吧，法律其實已有明確規定，是否做手術，最終決定權不在家屬手裡而在醫院手中。但現實操作中，為什麼醫院還一再把家屬簽字看得如此重要，越過了意識完全清醒的病人本身？

原因就在在層出不窮的醫鬧。

手術是有風險的，也可能會有一些併發症；一旦沒有家屬簽字而出了意外，對於醫院來說就是巨大的風險——哪怕從醫療上來說，醫院沒有過錯。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先例太多，普遍來說，醫院都是十年怕井繩，有事沒事、先簽字再說。

也正是因為這些客觀事實的存在，不以真相為準繩、不以法律為準繩、不以產婦的生命權為準繩，而是男方家屬的意願為準繩、以撇清責任為準繩、以無需負責為準繩的「家屬簽字」，才成為一種客觀的現實。

在某種意義上，醫院把防「醫鬧」、防醫療糾紛，放在了比治病救人更重要的位置。

事實上，即便是「家屬」不簽字，醫院該做的手術不做，醫院同樣要負責；另一方面，即便是「家屬」簽了字，也未必承諾他就一定不會再找醫院的茬。

這些積習難改，是怪誰呢？法律有沒有站在真相和正義一邊呢？還是不斷妥協，讓無過錯的醫院動輒數百萬賠償，以至於每間醫院都心有戚戚？

三、保大人還是保小孩

在討論當中大家的焦點都在於：為什麼不能讓產婦自己簽字、讓醫生決定，而非要家屬簽字？一定要推動這個制度！

這種憤慨包含了另一層意思：我們寧願相信醫生、相信陌生人，也未必對身邊的「家屬」信任。

一般情況下，只要是正規大醫院的醫生，大家只能相信他們的醫術和醫德不會差。而且，在手術這種緊急關頭，病人的生命和健康是與他們利益攸關的；他們衷心地希望手術成功、病人安全，這才符合他們的訴求。

而丈夫，甚至婆婆，則複雜太多。

當然，一個正常人、有一點同理心的、有一點感情的人，也該衷心希望妻子安全。但中國幾億已婚男性、幾億個婆婆，未必能保證每一個人都是品德正常的人。而且，在妻子生產的時候，生命安全與痛苦感受，更未必與丈夫的利益一致。

比如說:

——產婦希望剖腹產減少痛苦，但丈夫覺得浪費錢；

——剖腹產需要間隔三年才適合再生，但丈夫希望儘快再生二胎；

——在產婦和胎兒之間，丈夫覺得胎兒比產婦重要；

——一旦產婦在手術台上有意外，丈夫有可能拿到醫院的巨額賠償……

產婦的生命權與丈夫和夫家的「實際利益」，在很多情況下是未必一致的。而且，在生死關頭，不體恤產婦的痛苦、不體恤產婦的危險，在她們最脆弱的時候，有意無意地傷害她們的丈夫、公婆、甚至親生父母，都比比皆是。榆林的這起事件，丈夫和婆婆的責任有多大，需要進一步事實挖掘，但這起事件在社會中引發的反響，可見它引發了多少人的同理心和隱痛。

在中國的影視劇里，不管是古代題材還是現代題材，都喜歡用一個梗：在女人生小孩的時候，醫生問家屬：保大人還是保小孩？

這句問題，一直是懸在無數女性心頭的惡夢。雖然現在的醫生們也多次指出了：醫院不會問這句話的，一旦母子存亡有衝突，大人的生命權是第一位的。——但即便如此，也很難抒解女性們的憂慮。因為很多人心裡默默地明白，自己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可能無法與一個還沒有成形的、沒有生命權的胎兒相比。如果醫院來決定，自己可保命；如果由丈夫來決定，則未必。

女性獨立也好、自強也好、聰明能幹也好，如果在平時，她們可以自己做主，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大不了還可以離開。惟有在生孩子的時候，除了身體上虛弱、極端痛苦、要照料新生兒之外，她對自己的生命權和各種疼痛管理都毫無辦法。一切都得仰仗丈夫、父母、公婆，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對方的良心、對方的同理心、對方對自己的感情；幾乎就是放在砧板上的魚，任人宰割。

無能為力是一種極可怕的體驗。這也難怪現在的產後抑鬱症如此普遍了；僥倖沒有得的，也一樣要面對很多痛苦。

不要說為什麼舊時代的女性沒有現代醫學、沒有剖腹產、沒有無痛分娩、沒有側切，她們都能熬過來，怎麼你不能？是啊，所以以前死的女人很多。她們一生都在無能為力。但現代人，只要不想回到飲毛茹血、刀耕火種的原始人時代，就不要拿那種生死不由人的傳統來要求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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