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7，無關緊要的那一年》
此書中文名《萬曆十五年》。開文敘：公元1587年，四海昇平，全年無大事可敘，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是中國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末端小節，實質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來掀起波瀾的機緣。
《萬曆十五年》常見有三個版本，讀的這本是中華書局的增訂紀念版本。書內有11幅彩色歷史圖片和作者黃仁宇的照片，以及黃仁宇夫人所繪的黃老先生畫像，畫像是可愛的水彩畫。
此版是這是為了紀念此書問世三十周年而出，是黃先生根據英文本親自翻譯的。與本土作家作品對比，此書的閱讀體驗，新鮮又不違和：即雖然無純中文作品的大幅長句，具有一般翻譯作品的短句偏好，語言簡練，直抒心意。但也無翻譯作品中常有的生澀、彆扭之感，行文流暢妥帖。這位年輕生長在中國的歷史學家，用畢生倡導的「大歷史觀」，為我們重現一段為世人忽略的歷史。這段歷史對中國的影響，譬如一個家庭中的次子，所有人都忽視他的存在，卻偏偏他的成長影響家族未來。
陶希聖先生這樣評價：以萬曆十五年為定點，選擇幾個人物與幾件公案，隨意隨筆，邊敘邊議，將這個年代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好像一串串念珠一樣，連鎖起來，讓讀者從頭到尾，一顆顆數下去，不忍放手。
如每一次看到迪斯尼動畫作品，暗暗驚呼，原來，動畫可以這樣拍的：貓與老鼠是一對相愛相殺的永生伴侶，花木蘭可以有著漆黑長發和芭比般豐乳大眼；所有的賽車都是長著一對萌萌大眼睛的可愛寶貝；一個壞蛋可以因為三個孩子，愛上做爸爸這個職業；長著大肚子小腦袋的白胖子卻是暖心朋友。掩卷，也不得不感慨，原來，歷史，可以這樣讀，這樣思考。
這個假期，因為媽媽住院，基本在家與醫院之間奔波，讀書都是匆匆，這裡只淺淺談幾個印象較深的點。
Ⅰ 所有聖壇高高在上的神，只是為命運潮水推送於此位的普通人。——關於萬曆皇帝。
張居正不讓他習字，申時行不讓他練兵，即便貴為天子，卻無法衝破整個系統對他的凝固和窒息，或者說文官系統對皇帝的認知——皇帝永遠無法是一個有血肉的人，只能是一個平衡所有問題的機構。換個說法，皇帝只能是個龍袍加身的供奉在宮廷內的那尊石像。
他什麼也做不了：最為簡單的一件小事，冊立心愛的女人為貴妃，也會為朝野反對，鬥爭N年，諸臣擔心立儲之爭執。分析他寵幸淑妃，並不是因為這個鄭氏美貌。而是她聰明機警，意志堅決，喜歡讀書，符合皇帝感情的需要。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就是，這女子在恰好的時間進入皇帝的生活。她看透此人貴為天子，實質卻柔弱，沒有人給他同情和保障，她看到堅強外殼裡面那個有血肉，會衝動會傷感的「人」。所以在需要時候可以是知己，傾聽皇帝憂患；可以是戰友，給皇帝鼓勵和信心；可能又是聰明的諫友，會用開玩笑的語氣嘲諷皇帝優柔寡斷的性格「您真是一位老太太呢。」
求雨成功給他操練禁兵的勇氣，卻被阻撓，在1585張居正案落實到1586常洵未出生之間的短短時間，若新首輔申時行能睿智英勇輔助他，萬曆是有機會成為堯舜之君的。老成練達的申時行擅於觀察事情的陰和陽，深知所有問題的癥結是朝廷諸臣的安全感，所以選擇最為安全的兩方平衡。
具備清醒頭腦的萬曆皇帝早就看透一切，本想勵精圖治，改變現狀，卻終於被現實擊潰。後來立儲等一系列失敗，萬曆終於意識到根本無法符合文官集團實際期望：天子既要使用他人間絕對權威而不能摻進他個人的愛憎，所有想做的事情統統不能做到，勵精圖治的洶湧大志便越發頹廢，最終，這位九五之尊發現只有用「無為」才能對付所有的糾纏，換句話，一個國家最高領袖只能用「消極」反抗自己無法改變的國家系統，這該是一件多麼悲慘的事情。
Ⅱ大時代洪流里的小人物們終究是悲劇的一枚枚棋子。
「政治的混亂實為人禍」王小波曾經這樣評價此書，個人認為這不是黃老先生本意。黃先生的大歷史觀應該更想讓讀者從宏觀的視角去觀察歷史，研究真正的悲劇根源：大時代洪流里的小人物們終究是悲劇的一枚枚棋子。
歷代文官集團和武將階層之間的明爭暗鬥似乎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特色，明朝，從洪武開始，就具有重文輕武的趨向。也就是在一百年之後的這個階段，文官集團進入成熟階段，社會地位上升到歷史最高點，也意味著武官的地位跌落到最低點。此現象的原因在於政治組織的一元化思想。對帝國文官集團，如果讓軍隊保持相對獨立、嚴格組織和文官集團分衡抗力，就無法維持一元化統治。文官集團施政的前提是一貫保持各方面的平衡，如果因為社會和經濟的法杖不能平衡，衝突激化，用政治手段無法調劑，從而導致戰爭，對文官集團就是失敗的象徵。他們牢不可破的觀念，即上自國家，下自個人，不能把力量作為權威。
而對武官階階層，卻和其截然相反。他們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視為賭博場中的籌碼，必要時候可以孤擲一注。佔據上風的文官集團以中庸之道為處世原則，標榜穩健和平。武官血肉之軀換來的汗馬功勞，在文官心中不過是血氣之勇，克敵制勝也不過是短暫和局部的成功。
孤獨的將領戚繼光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看清並且適應當時政治，在當時環境中唯一被允許的方案就是軍事技術只能是必要的輔助手段。所以黃老先生給他的評價是：在抗倭戰爭中最為卓越的戚繼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的至善至美的將領，而是最能適應環境以發揮他天才的將領。
而海瑞用世人視為奇特、怪僻的執拗和生猛力圖恢復洪武的孔孟之道。和張居正一樣，這些上下而求索的文臣武將，無不是用畢生精力希望為帝國找到一種適當的方式，希望能歸入他們所設計的政治規範中。
也正因共同的理想抱負，張居正與戚繼光，這兩位文官之首與武官之龍才能成為惺惺相惜的夥伴。
只是，我們一次又一次悲哀地看到，再卓越的才華終無法承受帝國沉重漸朽的身軀，在大時代的滾滾洪流中，被碾壓，化為歷史長河中一捻塵土。
用頭顱去諫言的正直御史海瑞失望而絕望後七請辭呈不得解脫，鬱鬱而終。張居正死後兩被抄家，長子被逼自縊，弟弟和另兩子被沖軍。戚繼光被革職，在寂寞與凄涼中死去。
美國作家厄普代克在《紐約客》的書評《萬曆：漫長的怠政時代》里這樣點評：「本書相當於一紙訴狀。簡而言之，帝國的官僚們一意保持傳統與穩定，從而喪失了主動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
Ⅲ 「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本書打破過去明史中「稅重民窮」的老生常談，將易於被歷史學家忽略的小事，有序地聯繫起來，於枝微末節里找到微妙平淡的糾葛，將一些天翻地覆事件的歷史誘因，層層剝絲般一點點抽出。使人醍醐灌頂。
開朝洪武皇帝推行的農村政策及對應措施，在廣大農村中抑制了法制的成長發育，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斷是非的標準是「善」「惡」而不是「合法」、「非法」。
當國家的「法制」淪為「人制」，正如厄普代克說的：黃先生告訴我們，明朝的特徵在於「依靠意識形態作為統治手段；意識形態充斥了帝國的各個方面，無論從強度還是廣度來說，都是空前未有。」
Ⅴ《萬曆十五年》與《明朝那些事兒》
兩位作者，一位是專業歷史學者，一位是業餘史學愛好者，但是，因為都對明朝歷史深愛而各自成書，又都是自己愛的作者，雖然當年明月的參考書目里沒有提到本書但是，但是，我堅信他寫《那些事兒》時候一定是讀過黃老的這本書的，因為黃老提到的不易覺察的三件小事，他都寫了。所以做一個不該做的對比：如果說《明朝那些事兒》，可以讓讀者笑意盈盈觀看歷史，那麼《萬曆十五年》則能夠讓讀者冷靜沉著思考歷史。當下的我，喜歡後者更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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