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美國的彝族人馮利寫了一篇《以彝為榮》彝人必看！

作者簡介

馮利，女，彝族

中央民族學院本科畢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畢業

先後從事過農民、大學老師、雜誌主編、策劃總監等職。

生命軌跡：成都——美姑——北京——美國。

發表著述涉及文化、考古、美國政治諸領域，多不留真名或不留名，淡名泊利，恣意隨性，仰浩瀚宇宙，思大千世界，交鴻儒之友，逍遙於天地山水間，享樂於古今文化中。

以彝為榮

一、歷史回溯

我是彝族，遷居美國，每每提及族籍，發現海外眾多知識精英（更別提凡夫俗子）對我的民族見淺而聞寡，總是引發一連串的奇問，彷彿我來自蒙昧未化的蠻人之鄉。其實，彝族的歷史與中華文明一樣古老，是先秦時期「西南夷」諸部落中最主要的族群。後來一直被漢人稱為「夷人」、「倮倮」等。直到1950年代，毛澤東在北京第一次面見彝人代表時，將「夷」改為「彝」，認為前者一人一弓，有野蠻人之嫌；後者在房屋大頂之下，有米有絲，住的是吊腳樓，象徵吃穿不愁，興旺發達。自此世人將我們稱為「彝族」，但我的父老鄉親們用了很長的時間才認識並習慣這個來自外人的他稱，因為我們民族內部至今仍然沿用古老的自稱「諾蘇」、「聶蘇」等。

彝族世居中國西南地區川、滇、黔三省的高山大原，這三省歷史上先後出現過的古蜀國、古滇國、夜郎國、南詔國、大理國，均與彝族有關，彝族或是這些國家的建造者，或是治理者，或是臣民，在中國的政權興衰史上鐫刻下點點斑跡。

今人在這三省的厚土之下挖掘出的考古遺迹，包含著太多太多遠古彝人的訊息。如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青銅器物上有彝人的形象（發掘者將年代大致定在戰國至西漢時期），雲南昭通東晉時期墓葬的壁畫上也有清晰無疑的彝人形象。最值得一提的是，世界為之驚嘆的四川廣漢三星堆青銅文化（距今四千多年），器物人像張揚且異類，完全是中原大漢文化之外的另一個神秘系統，在中原文化的脈絡中既找不到它的源也找不到它的流，一個龐大精湛的文化在漢族文字的史書典籍中沒有留下絲毫墨跡，來無影去無蹤，遺下千古之迷讓學者們窮盡心思，找不到歸屬。在我們彝人眼中，它卻一目了然，那是我們老祖宗留下的遺物！它的青銅人物的五官面相、它的人物頭飾、它的服飾與紋飾、它的禮器器形、它的火葬祭祀、它的通天神樹、它對人眼與太陽的誇張，全都能在今日彝族中找到雷同的層面與蹤跡。即使一個未讀過書的彝族文盲山民，走進三星堆博物館，也不會產生文化的陌生感，熟悉之情定會油然而升。三星堆文化與彝族文化如出一軌，是任何一個彝族都能感受到的。更何況彝文史籍《西南彝志》有明確記載：彝人在數千年前曾棲息於成都平原，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居民之一。《漢書－地理志》中也說：「巴蜀廣漢本南夷，秦並以為郡。」

張騫尚未鑿通西域、開闢長安絲綢之路之前，西南的先民們在公元前四世紀就已開發了一條自成都平原遠達印度的「蜀身毒道」（身毒是古人對印度的稱呼），今人稱為南方絲綢之路，是被學界公認中國對外交流最早的國際通道。這條「蜀身毒道」從起始點成都出發，只經幾個驛站，就進入彝區，尤其是它的「靈關道」與「五尺道」，一直是在廣袤的彝人區域蜿蜒盤桓。綿綿數百年不絕的絲路商貿，運貨的馬幫踩踏出的腳印，至今仍然深嵌在彝區古道的青石板上。

諸葛亮當年率師南征，其《出師表》中一句「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指的便是進入西南彝人聚居區。與諸葛亮對恃的藤甲軍，是涼山當時的彝人軍隊。彝人使用藤編及皮革的盔甲，全副武裝作戰，此習俗一直延續到1950年代。歷史上的藤甲軍，驍勇善戰，尤善高山叢林之戰，捍衛著彝人的疆界，但在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的大漢族主義文人羅貫中的筆下，卻落下一個野莽番蠻的千古敗名。諸葛亮七擒七縱的孟獲，是彝人的部落首領，只不過在彝族的歷史傳說中，是孟獲七擒七縱諸葛亮。依今日彝漢兩族的民族性格來比較，從氣魄和待敵的習慣上看，應該是孟獲七擒七縱的諸葛亮。

有史籍記載的史實，早在兩漢時期，彝族就已經是雲南一帶的統治階級，崛起不少大戶人家。彝族的貴族、大姓家族在雲、貴、川一直有統治地盤，歷千年而未改。降至抗戰時期，包括西南聯大在內的中華莘莘才子學人為躲避戰火，遷入雲南，就是在以雲南省主席龍云為首的彝人統治集團的蔭蔽下度過的戰時歲月。

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壯志豪情，身經百戰，因太平天國內訌，率部十萬餘眾西征入川，輾轉涼山彝區，行至大渡河邊的彝人地帶，全軍覆沒於彝漢官兵的夾擊之下。在漢源縣九襄一帶留下太平軍子弟的千餘座白色墳墓，茫茫一片，在凄凄江水旁孤訴著歷史的冤怨（大清皇帝為此特別嘉獎彝族土司冷承恩。這一帶至民國初期逐漸為漢人佔據。文化大革命中，當地改田改土，將太平軍墳墓夷為平地，改為糧田，毀滅了一個悲壯慘烈的戰爭遺址）。

星移斗轉，歷史進入民國，在國、共兩黨對恃期間，彝人於中國共產黨有解困之恩。1935年，在國民黨的圍剿之下，中央紅軍被迫撤離江西，在雲貴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穿梭迂迴，行至涼山彝人聚居區，人乏馬疲，後有追兵緊逼，萬難之中，紅軍將領劉伯承與彝人首領小葉丹共飲血酒，結盟為兄弟，紅軍才得以順利穿越涼山，才有後來的長驅北進。1960年代，由周恩來親自負責的大型政治歌舞劇《東方紅》，專門將此列為中共黨史上的重要篇章而頌揚之。這是共產黨歷史上幾次陷入滅頂之災而化險為夷繫於生死的遭遇之一。倘若當時彝族與紅軍為敵，將其圍困在涼山險狹的山谷間，國民黨拿下紅軍，如取瓮中之鱉，乃輕而易舉之事，紅軍必是第二個石達開無疑，那麼，中國歷史就將是另一種寫法。所以說，國民黨在軍事的戰略戰術上不與彝人結為戰略盟友，犯了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性錯誤。

八年抗戰，烽火狼煙，國家有難，彝族軍人滿腔熱血，與軍中袍澤一道，從中國的最西南，千里迢迢，直奔戰爭最前線。滇軍在抗戰期間先後參加過戰事慘烈、血光衝天的台兒庄戰役、武漢會戰、長沙會戰、中條山戰役及贛北戰役，輸送兵力約40萬，傷亡人數10萬以上，在中國遼闊的抗戰前沿輾轉迂迴，戰功彪炳，被譽為「國之勁旅」。其中從軍長、師長到普通士兵皆有彝人衝鋒上陣，拋顱灑血，矗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也有我們彝族的血和命！

1948年，是國、共兩黨決定命運的生死之年。1948年的遼瀋戰役開始之前，國民黨幾乎盤踞全部河山，共產黨只擁有彈丸之地，國民黨有精良的武器裝備，共產黨只有小米加步槍，兩黨軍事力量的對比異常懸殊，共產黨領導人何以敢在劣勢之下拿雞蛋砸石頭，並且勝算在握？又何以在全國棋盤上選擇東北為突破口？除當時中國抗戰以後的軍事、政治、經濟大環境的諸多因素之外，有一個令國民黨意想不到、毫不起眼的小插曲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個插曲與彝人有關。

話說彝人首領龍雲統治雲南十餘年，幾乎將雲南經營成獨立王國，號稱「雲南王」，引起蔣介石的忿恨。1945年，蔣介石令杜聿明指揮中央軍包圍昆明城，大兵壓境，威逼龍雲赴重慶，委以虛職，成為蔣介石身邊的籠中虎。旋即將最忠於龍雲的滇軍第60軍和93軍調防至東北長春，以削弱雲南的地方勢力。這批赴東北的滇軍將領和士兵多為龍雲家鄉昭通一帶的彝民子弟，在東北怨氣衝天，一怨龍雲無辜被革，二怨被強逼遙駐東北，三怨在東北遭中央軍歧視、欺辱，四怨在軍需供給上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五怨水土不服，生活不習慣，歸鄉之意濃烈，因而反蔣反戰情緒甚大。

自龍雲失勢，其手下將領對蔣介石頗有心結，多傾意共產黨（有的在此之前就早已與共產黨建立了聯繫）。1947年初，龍雲手下大將張沖（彝族，原60軍副軍長兼184師師長）秘密飛往延安，面見毛澤東等人，共產黨領導人始得知滇軍在東北的軍心，從而發現了國民黨銅牆鐵壁般的防線上的薄弱處，找到一個絕好的突破口，促使共產黨將第一戰場選擇在東北，周密策劃遼瀋戰役，於是年夏季開始展開東北攻勢。

經過1947年的夏、秋、冬三季的三次大規模攻勢之後，共產黨在東北擴大了根據地，人力、物力得到補充，於1948年3月發動遼瀋戰役，將國民黨軍隊壓縮於長春、瀋陽、錦州三個孤立地區，實行長圍久困的戰術，展開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並特派張沖前往東北前線，專門做滇軍的策反工作。同時，另從延安派彝族黨員潛入長春，利用親屬關係在滇軍的高級將領中策反。長春被圍期間，張沖曾專門寫勸降詩，連同自己的照片，用宣傳彈射入長春城內，使駐防滇軍軍心大動。至11月，滇軍弟子在60軍軍長曾澤生、副軍長隴耀（彝族）的率領下起義，解放軍得以進入長春城內，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在萬般無助之下率部放下武器，長春易幟。

長春一戰，乃遼瀋戰役的重中之重，對毛澤東來說，是掌握在股掌之間的，他在這年的6月發電給東北前線指揮官林彪、羅榮桓、劉亞樓三人時說：「長春勝利將給你們爾後南下作戰逐一攻克各個大城市開闢道路，各個大城市的攻克將從長春戰役取得經驗。」足見在長春被攻克之前他早已是胸有成竹地勝利在握，這與張沖的延安之行不無關聯，使他對長春守軍內情了如指掌。

遼瀋戰役的勝利，使東北野戰軍成為共產黨的一支強大的戰略機動裝置，也使東北成為共產黨的堅實穩固的戰略後方，國、共兩黨的軍事力量對比在極短的時間裡發生巨大變化。以此為依託，解放軍銳不可擋，勢如破竹，一舉拿下平津戰役、淮海戰役，長驅直入，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全國，最後將國民黨踢出大陸。應該說，駐防長春的滇軍是國民黨堅固軍事大盤上的一絲裂縫，共產黨正是在這裡插下第一個楔子，乘勝追擊，將這個軍事大盤劈成四崩五裂。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後來曾專門面謝張沖，對滇軍事宜給予高度評價。政府曾為此拍了一部電影《兵臨城下》，再現攻克長春時滇軍的這段史實。然而，這一歷史細節以及滇軍在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頭所扮演的角色，卻被湮沒在歷史的浩浩煙海之中，完全被國、共兩邊的史家所忽略。

回首遙望，彝族一直是中國歷史大舞台上的角色之一，絕非卷伏于山角旮旯、徘徊在歷史主線之外的默默無聞者，它與其他民族一道共同演繹著中華文明的滄桑史。它自身的歷史跌宕起伏，源遠流長，說不盡也道不完，若編纂一部《彝人演義》，不用憑空杜撰，歷史本身不乏精彩素材。

二、文化雜議

從體質特徵上看，典型的彝人深目，隆鼻，捲髮，膚黑，身材高大，形象有異於漢人，使得19世紀末20初深入涼山彝區的歐美傳教士大為驚訝。再一細看文化風俗，與當時世界已知的中國文化毫無相似之處，自成一體。於是傳教士們開始在彝族地區進行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的調查研究，得出結論：這是一個源於南亞次大陸亞利安人種（Aryans）的獨立民族，故名「獨立倮倮」。1950年代，江山易手，共產党進入彝區，將「獨立倮倮」論視為帝國主義欲分裂中國的企圖之一，傳教士則被視為帝國主義特務而驅逐出境，傳教士收集的調查資料在西昌城內焚燒了幾天幾夜，「獨立倮倮」一詞隨之化為灰燼，成為歷史的過往辭彙，從此無人提及。

「獨立倮倮」一說雖被視為鬧劇，但彝族的確是異於漢文化的另一個獨立體系，從外在的衣衫服飾到內在的思維模式，在在都與漢族不同，必定會引起當時初來乍到的西方人士的震撼，從而去窮究其根源。依筆者之見，「亞利安」一說並非空穴來風，尤其是彝族社會內部嚴格而不可逾越的血親等級制度，與亞利安文化等級森嚴的種姓制度非常相似。西方人了解亞利安文化在先，接觸彝族文化在後，很容易將二者聯繫在一起。深入閱覽亞利安文化，不難發現，由於社會最基本的體制結構的相似性，使這兩個文化模式呈現出不少相似共通的元素。在族源上去尋找兩族之間的淵源，被視為謬誤之言。但若以亞利安文化為參照系，對比研究彝族文化，將研究視野調節得更寬泛，從中可發現許多有意思的人類文化走向。美國人為研究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人文化，將北緯60度以北的地區圍繞地球審視了一圈，觸角遙及世界的另一半，四處搜尋文化的相似性。更何況彝族文化與亞利安文化同屬亞洲文明圈內的近鄰，兩者之間還曾經有過一條「蜀身毒道」將它們串聯在同一商道的兩端。

彝族的分布方式歷來是大分散、小聚居，與漢族和其他民族為鄰。在西南地區，諸多弱小民族對龐然大勢的漢民族敬畏有加，惟彝族不然，毫無畏懼與景仰之感，在周邊的彝漢關係上，素來不是彝人怕漢人，而是漢人怕彝人。這源於彝族強悍和自信的民風。筆者酷愛尋覓瀏覽老舊的歷史照片，見過不少19世紀末西方人士在華拍攝的老照片，發現若將那一時代大江南北的升斗小民作一比較，各地百姓在鏡頭下都是一味的木訥萎靡，惟彝族與藏族器宇軒昂，精神飽滿，目光堅定而不遊離。就彝族而言，這種昂揚自信的民風，粗淺析來，至少有三個原因：

一是在社會結構上，彝族是一個以血緣親族為核心的社會，社會的群體和階層不是依經濟來劃分，而是依血緣來決定。血緣關係決定人的社會地位，規範人的社會行為，使得個體完全依附於血緣親族而存在，因此，在這個社會裡，集體主義至上，一切以血親集團的集體主義為軸心。但這個集體主義不是泯滅個人自由的集體主義，也不是法西斯主義所操弄的那種絕對服從的集體主義，而是為個人注入安全感、為個人提供生存之堅實依靠的集體主義，人人背後皆有一個龐大的血緣親族群體作後盾，從而在民族的整體性格上呈現出濃烈的無所畏懼、無所焦慮的人文精神。

二是彝族內部沒有出現過統一的中央政權，精神世界基本未受過任何自上而下強迫性的壟斷與鉗制，內心沒有壓抑和束縛。

三是在宗教信仰上，除對祖先和自然的崇拜之外，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聖人系統來頂禮膜拜，也就沒有因此而必然導致的個體的渺小無能感，人人自信。

正是彝族社會的諸多歷史原因使得整體民族在貧乏簡單的物質世界中始終洋溢著樂觀和自信，不卑不亢，坦坦蕩蕩。現代文明給人類精神帶來的最大危害——誘惑、壓力、緊張和焦慮，在過去的彝族傳統體系中概不存在。深入彝族地區，常常可在窮鄉僻壤間驀然發現渾身透著高貴氣質、頗有王宮貴族風範的農夫村婦，只有在這樣的地方才能體認到：氣質的高貴與財富沒有多大關聯，與知識也沒有多大關聯，而是與精神飽滿、心無負擔的昂揚自信有關。

中國漢族的傳統價值觀是立於墨子的「利天下而無己」和楊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之間的「中庸之道」，在兩極憂患間徘徊，仍然擺脫不了焦慮的桎梏，才有「憂天下之憂」一說。彝族則不然，血親集團是社會的軸心，一切價值觀都是為了維護血親集團的利益和生存，個人維護家族，家族亦維護個人，沒有兩極的撕裂與調和，走的完全是另一種精神道路。

由於對血緣關係的倚賴與重視，彝族認人為親，見面先打聽身世，祖宗十八代代代數來，七姑八叔層層篩過，迅速連上親緣，彼此間生疏距離頓消雲外。彝族的親戚關係與別的民族一樣，源自血親與姻親。但彝族比別人更看重血親的姻親，姻親的再姻親，……而且還是整個血親家族的全部姻親，全部姻親家族的再姻親，轉彎抹角千萬人，恨不得普天之下皆為親。與美國電影《我的希臘婚禮》中的希臘人何其相似，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而彝族世代沒有乞丐，沒有流離失所無家可居者，沒有被人遺棄的孤兒，沒有無人贍養的老人，任何一個人陷入困頓，舉目有親，總有家族和親戚伸出援助之手。可以說，彝族是這世上最沒有個人孤獨感的集體主義典範。彝族不存在福利制度，千百年來都是大家有福共享，集體主義不遺漏任何的個人。即便是在已沾染上現代社會的種種污垢的今天，這個淳樸的傳統依然如故。

彝族是一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民族，能夠坦然面對艱苦卓絕的生存環境，視名譽重於生命。有古羅馬時代那種崇尚勇武、為捍衛名譽而視死如歸的遺風。彝族同時也是一個能說善道的民族，口頭表達能力極強，且頗富幽默感。彝族擁有古老的文字系統和古典經籍，但局限於宗教、文學和些許歷史的記錄，個體人生經驗以及整體人類經驗在空間上的傳播與時間上的傳承，主要以口口相傳的形式而非文字典籍，文明的消遣與延續都離不開口頭語言，經過代代人的累積，將語言辭彙磨礪得優美、豐富，還犀利，言談間好引用格言諺語，類似漢族的引經據典。筆者在美國觀看總統候選人的電視辯論時，驀然間，感覺這些美國政客彷彿穿上了彝裝，兩人唇槍舌劍，你接我應，口中滔滔不絕，腳底還來回度步，實在像極了涼山彝族的一種民間辯智形式。彝族每每在大型聚合儀式上有這種以辯才高低決定輸贏的公開辯論。這種辯論對辯者雙方的知識與文學素養要求很高，上窮天文，下涉地理，古往今來，廣引博證，同時還必須在每一句話的結尾處押韻，以固定的節奏一氣說完，不能出現磕巴。形式上有點類似今日美國流行的Rap（饒舌歌），但其中的智慧遠非饒舌歌手所能企及。

不過，這種民間辯智的口頭傳統也留下一絲遺憾：如此能說善道而好辯的民族，卻沒有一個類似孔子、孟子、蘇格拉底、柏拉圖那樣跨越時空永存人類的大智者大哲學家橫空出世。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原諸國，社會結構的巨變打斷了貴族對知識的壟斷，學人相聚辯論在民間蔚然成風，才有孔子等人從百家爭鳴中脫穎而出，而孔子本人就是一個「述而不作」的口吐珠璣之人。開啟了西方哲學歷史先河的古希臘哲學家們，其全部事迹就集中在辯論與質詢上。蘇格拉底是西方哲學傳統中最具影響力的偶像，他對西方的思維方式最重要的貢獻，是他在辯論過程中提問的方式。也就是說，東、西方智者先哲們在這方面有兩個共同點，其一：都是口若懸河的辯論家，都是在反覆的辯論之中使自己的思想得以升華、凝聚。其二，都生存於時代所提供的辯論風習之中。反觀彝族，既有論辯的風尚，也有辯者，這兩個條件都不缺。但彝族的論辯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帶有很強的文學色彩，是一種文學性的論辯。儘管天文地理均有所獵，但更多的是人世經驗，而且是用文學的表述形式來表達。古希臘的智者之所以躍升成為哲學家，就在於他們拒絕傳統的對周遭所見現象的文學解釋，而代以更理性的解釋。換言之，他們依靠推論和觀察來闡明圍繞他們周圍的真實世界，擯棄了文學性的解釋，從而使西方哲學與科學的思辯之光自他們開始。彝族在思辯上沒有邁過文學這個坎，是一個缺憾，也是一種困惑。

彝族雖有良好的文學創作的傳統，卻薄視物質事物的創造與精雕細琢，生活簡樸而精神飽滿。歷史感極強，視民族的遷徙、發展史為人類知識的主要內容，人文關注主要投射在已逝去的過去，總是在老祖宗的智慧中去尋找靈感，沉湎在民族和家族的過往歷史中。沒有商貿的傳統，不知追求利潤為何物。凡此種種的結果是缺乏變革的動因和追求，滿足於物質社會的現狀。因此彝人的社會結構異常穩定，幾乎恆古不變。1950年代以後的巨變，肇因於中國大社會的政治變遷。這種變遷打破了彝人社會千年不變的社會模式，將彝人牽引進現代社會的軌道。

今天的彝族，在品嘗著文明進步甘露的同時，傳統價值觀面臨嚴重挑戰，現代困惑迷漫而不絕，尤其是金錢所帶來的種種誘惑和罪惡，開始侵噬著民族的靈魂，不知我的民族無所畏懼的貴族精神尚能維持幾代？

諾蘇朋友，請閱讀，請思考，請轉發！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