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辦事處國統區被孤立，周恩來廣交朋友破困局，得人心得天下
文｜ 李響
七七事變後，第二次國共合作展開，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陸軍新編第四路軍，在國統區設立辦事處，便於兩黨兩軍之間的溝通。1938年，武漢告急，國民政府已遷都重慶，周恩來、葉劍英醞釀在重慶建立八路軍辦事處，但在在五三、五四重慶大轟炸中，原定辦事處被炸毀，需另外選址。在此之前，周恩來未雨綢繆派人在城郊尋覓辦公地點，看中了紅岩嘴的大有農場，辦事處和南方局全體工作人員連夜搬了過來。紅岩嘴因地質成分主要為侏羅紀紅色頁岩而得名，簡稱「紅岩」。
紅岩距離市區十多里，戰時山城交通極為不便，來往費時費力。八辦另有一處辦公地在城裡的曾家岩50號，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周恩來名義租賃，人稱周公館，用於接待民主人士和外國記者。周恩來白天在曾家岩開會應酬，做地上工作；晚上回紅岩安排地下工作。
周恩來（前左二）、董必武（前左三）在重慶紅岩村與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 報館工作人員合影
紅岩村遠居山地，周公館背水環敵，八路軍辦事處看上去是國統區的紅色孤島，其實朋友遍天下。周恩來多次跟工作人員說，統一戰線工作就是交朋友，盡量多交朋友。周恩來在文藝界交友可謂來者不拒。1941年冬天，周恩來邀請文藝界進步人士來周公館吃晚飯，說只要不是壞人，誰來都歡迎。消息傳開，來了一百多個不是壞人的食客，鄭君里、舒綉文、秦怡等名導名角濟濟一堂。周公館坐滿了人，周恩來親自下廚做拿手菜紅燒獅子頭。
廣交文藝界朋友，一方面是因為周恩來重視文藝工作，文藝能夠最廣泛地聯繫群眾，誰領導文藝，誰就抓住了人心；另一方面，文藝是周恩來的個人愛好，尤其是話劇，大學時代他是南開男扮女裝的「名旦」。
戰爭時期電影不景氣，文化抗戰的主要方式就是話劇，話劇舞台是國共爭奪文藝領導權的主戰場。國民黨對話劇也很重視，連高級文教官員張道藩都親自上台演戲。但話劇舞台基本都是紅色版圖，國民黨根本無法與之抗衡。從上海到武漢再到重慶，中共對文藝界的聯繫和培養不是一天兩天，而國民黨沒有自己的高水平創作隊伍。夏衍回憶當時局勢：「軍統的中國萬歲劇團，三青團的中國青年劇社，他們能演的是什麼戲呢? 他們演的也只是郭沫若、曹禺、陽翰笙的劇本。他們請的導演是什麼人呢? 是張駿祥、馬彥祥、王瑞麟這些進步人士。」
1941 年3 月，海明威（左三）與蓋爾霍恩（左一）在粵北前線採訪，與抗日將士合影
皖南事變後，中共領導的文化活動幾乎停滯，八路軍辦事處決定以戲劇作為突破口。1941年10月，陽翰笙牽頭，組織中華劇藝社，請無黨派人士應雲衛作社長。周恩來從辦事處經費中秘密撥了3000元作為啟動資金，這些錢辦劇社遠遠不夠，固定工作人員不足30人，演出時演員不夠，就到中央電影攝影場及中國電影製片廠借電影明星。中制的著名導演史東山、鄭君里、石凌鶴，演員舒綉文、石羽、周峰，中電的陳鯉庭、白楊、吳茵等，大多數是上海淪陷後轉入大後方的進步文藝工作者，表面上隸屬於國民黨領導的單位，在實際工作中接受中共的政治領導。
國民黨中宣部設立了「劇本審查委員會」，演出之前劇本必須送審，想以此控制中共的戲劇運動，這種手段起不到太大作用。中華劇藝社的《天國春秋》送審後，被要求刪掉「大敵當前不該自相殘殺」這句台詞。劇社表面照作了，但准演證一到手，該怎麼演還是怎麼演。舒綉文扮演的洪宣嬌在台上怒斥韋昌輝殺楊秀清是「自相殘殺」。皖南事變剛剛發生，影射用意十分明顯，觀眾心領神會掌聲雷動。
1942年，西南聯大教授陳銓的劇本《野玫瑰》傳到重慶。這是個戲劇衝突很強烈的故事：女主角夏艷華是國民政府女特工，代號野玫瑰，周旋於淪陷區偽主席與偽警察廳長之間，利用他們的迷戀引發二人內訌，完成鋤奸任務。美女、諜戰、三角戀，集合了觀眾喜聞樂見的元素，對白文學色彩上乘，在雲南上演時場面火爆。一些重慶戲劇人也看中了劇本，蘇怡任導演，秦怡飾夏艷華，施超飾漢奸偽主席，陶金飾重慶特工。這台戲在重慶再次取得了轟動效果，演出16場，一票難求。秦怡回憶，國軍空軍來買票，因滿座被拒，竟然在抗建堂劇場門口架起了機關槍，說如不讓他們進來看戲便對劇場進行掃射。
其實蘇怡秦怡等幾位主創都屬於左翼或者說進步人士，但編劇陳銓本人並無任何政治背景和黨派聯繫，只是一個愛好劇本寫作的文學教授，而且劇中正面人物是國民黨特工。文化戰線的「國軍」抓住這顆稻草大力宣傳扶植，《野玫瑰》搶佔了重慶話劇舞台的半壁江山，扭轉「共軍」一統天下的局面。
1940 年夏，周恩來在重慶紅岩村防空洞口的席棚下接待來訪外賓
幾乎與此同時，郭沫若推出他的戲劇巔峰之作《屈原》。楚國政治腐敗黑暗，楚王殘害忠良，大臣出賣祖國，借古諷今，政治目的明確。劇本創作一氣呵成，郭沫若把一支新的派克筆都寫斷了。周恩來將白楊、張瑞芳等主要演員請到八路軍辦事處說：「你們要下苦功，好好排練，要知道，這就是鬥爭！」
為了追求最好的藝術效果，導演陳鯉庭安排了一個管弦樂隊現場伴奏，為此撤掉了國泰大戲院前三排椅子，等於損失了三排戲票收入，劇社經費本來就緊張，陳白塵回憶，「應（雲衛）老闆好心痛啊！為了藝術上的高質量，還是撤了。」《屈原》在重慶首次公演17天也是場場客滿，票房超越 《野玫瑰》。1942年4月20日演出最後一場，話劇皇帝金山朗誦《雷電頌》的時候，外面忽然天降大雨，電閃雷鳴，現場氣氛達到頂點。
《野玫瑰》與《屈原》打起了擂台戲，恰在此時，國民黨中央審查委員會宣布劇本從審查到演出都需要經過本機構審批，還增加了上演時隨場檢查的程序。國民黨一方面收緊文化政策，一方面給《野玫瑰》頒獎，鼓勵各地巡演，一手打壓異己，一手樹立標杆。這種文化專制行為激怒了文藝界，左翼文化戰線幾乎全體加入戰鬥，《新華日報》及各大報刊連續發文批《野玫瑰》，贊《屈原》，重慶戲劇界文化界200餘人聯名上書要求撤銷為《野玫瑰》頒發的獎項。
1942年5月16日，在戲劇界同仁茶會上，具有官方背景的文人大讚《野玫瑰》，引來其他代表一片噓聲。潘公展惱羞成怒地說：「《野玫瑰》不惟不應禁演，反應提倡；倒是《屈原》劇本成問題，這時候不應該『鼓吹爆炸』。」此言一出，郭沫若當即起立，率眾浩蕩退場。
這場舞台大對決以《野玫瑰》全面敗退而告終，一片輿論聲討中，不僅重慶戲劇界紛紛拒演《野玫瑰》，在昆明等國統區各大城市，哪個劇社演《野玫瑰》就會受到進步青年圍攻。中共對文藝界的動員能力早已不局限在重慶，而是佔領了大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