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什維克是「國際猶太人的陰謀」？

整理、編譯：龔哲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920年2月，倫敦的報刊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復國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一場關乎猶太人民靈魂的戰鬥》的文章，文中將布爾什維克描述為「是一場國際猶太人的陰謀……如今這幫來自歐美大城市下層社會的特別人物已經揪住了俄國人民的頭髮，並且實際上已經成了這個龐大帝國無可爭議的主人」。文章的作者是堅定的反共人士、後來大名鼎鼎的溫斯頓·丘吉爾。他表達了一個當時不少歐洲反共力量的共同觀點，那就是：布爾什維克是一個「猶太人的現象」，俄國革命是在少數猶太陰謀家的操縱下進行的。所謂「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的神話從一戰末期的革命浪潮中就開始流行，後來成為了納粹反猶意識形態的核心理論之一。在希特勒看來，無論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東方的社會主義蘇聯，都是猶太人操控下的國家。

這樣的神話有其歷史淵源。在早期布爾什維克黨內，猶太人出身的領導人佔有非常突出的比例和地位。例如十月革命的總指揮和紅軍的創建者托洛茨基、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加米涅夫、共產國際首任主席季諾維也夫、蘇俄第一個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斯維爾德洛夫、彼得格勒契卡頭目烏里茨基等等，這些都是黨內的顯赫人物。不僅是俄國，在1919年匈牙利和德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中，猶太裔領導人同樣佔有極高的比例，包括羅莎·盧森堡、庫恩·貝拉等著名馬克思主義者都是猶太人出身。

猶太人在20世紀歐洲的共產主義革命中究竟扮演者怎樣的角色？為什麼他們會被左翼革命運動所吸引？本期外刊掃描選取了兩篇相關文章，帶大家探討「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神話的歷史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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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與共產主義革命：東歐猶太人的激進史

整理自：Radical Anticapitalism: The Jew as Communist. Capitalism and the Jew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010).

作者：Jerry Z. Muller

反猶主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內核。19世紀以前，歐洲的反猶主義本質上是宗教的，是基督教文明對內部異己分子的排斥；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猶太人被視作資本主義剝削者和傳統社會價值的破壞者而受到攻擊，這個階段的反猶主義在19世紀的最後十年達到了最高峰；一戰後的革命浪潮給了反猶理論新的內容，猶太人和共產主義革命聯繫在了一起，托洛茨基、羅莎·盧森堡、庫恩·貝拉等人的形象成了猶太人新的註腳。

19世紀末的中東歐地區是世界上最大的猶太人聚居地，這裡的猶太人有著長久的被歧視的歷史。19世紀80年代後，帝俄境內的反猶浪潮愈發嚴重，猶太人遭到了持續的暴力迫害，催生了一大批猶太裔的革命者。這裡涉及到一個難題，就是哪些人應該被定義為猶太人和猶太革命者？一部分人，例如馬克思，儘管有猶太人血統，但從自己的父輩開始就改宗路德派基督教。這樣的人雖然明確否認了自己對猶太人和猶太教信仰的身份認同，卻依然被社會視為猶太人的同類；還有一部分人則有著更明確的猶太人身份認同。不管是對猶太人還是別人眼中的猶太人，共產主義的一個吸引力就在於可以讓他們逃離自己的民族身份。因為馬克思主義提倡普世主義，承諾消除一切宗教和民族上的偏見，給予所有人以平等，這對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少數族群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猶太人與共產主義的結合為反猶主義提供了新借口，因為這些革命動搖了原有的社會結構。在右翼反猶主義和猶太人的革命活動之間似乎形成了一個惡性互動——反猶主義導致了猶太人的革命傾向；而後者越革命，反而越刺激了反猶情緒的膨脹。

作者特別分析了蘇俄、德國和匈牙利三國的案例。在俄國，多數猶太人確實為沙皇統治的倒台而歡呼，因為這個政權是反猶的。它限制了猶太人的居住權和受教育權，縱容對猶太人定居點的暴力襲擊，甚至將俄軍在1914年的戰敗歸罪於猶太人等等。但官方的反猶主義並沒有讓多數猶太人變得激進。沙俄時代多數的猶太政治活動家都不是社會主義者，在第一屆杜馬中，多數猶太人屬於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社會主義者黨派中，影響最大的是「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中譯名簡稱「崩得」БУНД），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只佔少數。當時猶太人不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原因，一是它的無神論世界觀與猶太教信仰相衝突；二是它的公有化經濟政策威脅了很多猶太人商人和貿易者的利益。

直到國內戰爭期間，普通猶太民眾才開始真正傾向於布爾什維克，這更多是在內戰中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之下的一種自保手段。許多白軍派系都是狂熱的東正教徒，對猶太人採取了歧視政策。在當時的混亂局勢下，對猶太居民點的攻擊與其說是高層有意為之，不如說是農民的自發性行為，鄧尼金等人曾徒勞的試圖制止這些謀殺。這些迫害迫使許多猶太人加入到紅軍一方，認為自己的生命安全取決於是否能夠戰勝反革命勢力。

戰後的歲月里，猶太人在黨內一直是處於超比例代表地位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猶太人受教育的比例更高、多居住在大城市，因此有更多的政治活動家。1917-1922年，大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黨代會代表都是猶太人出身；整個二十年代，約有5%的黨員是猶太裔，是全蘇猶太人口比例的兩倍。很多受過教育的猶太人進入了新政府的行政機構。對於許多俄羅斯人來說，他們與新政府的第一次接觸就是與這些猶太公務人員打交道，這喚起了他們的反猶聯想，認為國家已經被猶太人控制了。在共產國際內部，由於猶太人的多語言能力，同樣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猶太人在蘇聯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中的地位在三十年代初達到了一個高峰。隨著大清洗的到來，猶太人成了被清洗的重要對象之一。然而大清洗的執行者也有很多是猶太人出身，例如秘密警察頭目雅戈達等等。從這以後，黨內猶太人出身的精英比例就開始急劇下降。二戰後，以1948年的猶太醫生案為代表，黨內的猶太裔精英基本上被徹底的清除了。

有「猶太人的希特勒」之稱的蘇聯秘密警察頭目雅戈達

在德國，「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神話的流行與1918-1919年間的德國革命有很大聯繫。在1918年秋第二帝國倒台後，社會主義政黨在德國臨時政府中獲得了極大的影響力，德國共產黨也在這一時期成立，以羅莎·盧森堡為代表的猶太裔領導人扮演著重要角色。1918年11月，以庫爾特·艾斯納為代表的一批猶太裔社會主義者推翻了巴伐利亞的君主制，宣布建立共和國。巴伐利亞本是一個保守的、天主教的、農業的、具有反猶傳統的地區。當地的猶太人擔心遭到反猶主義的報復而給艾斯納寫信，要他為了迎合非猶太人的情緒而辭職。艾斯納卻答覆說，這個問題的根源只存在於那個已經被推翻的時代。艾斯納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激進的、缺乏連貫性的政策疏遠了很多黨派，最終在選舉中失敗並被謀殺。

1919年4月，另一批以猶太裔為重要骨幹的左翼力量在慕尼黑宣布成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很快被德國政府鎮壓。希特勒經歷了這段歷史，後來形成了他反猶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命題——所謂「猶太-馬克思主義者的世界陰謀」。大部分德國猶太人對於這些革命持謹慎態度，擔心這會給他們的民族帶來災難。慕尼黑的猶太人報紙警告那些猶太裔革命領導人，認為他們的顯赫地位可能會刺激右派的反猶情緒。艾斯納被刺殺後，德國保守勢力評價他「是那些最近幾個月在德國歷史上扮演了重要地位的猶太人中最邪惡的代表之一，他混合了自己種族的兩個特徵：一是從歷史上就有的國際主義，艾斯納從出身上講就是一個外來者；二是他們種族所固有的虛妄的幻想性，這與德國人的現實精神是相悖的」。事實上，這些猶太裔革命者都是世俗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對猶太教和猶太人身份缺乏認同，然而正是他們影響了德國人對普通猶太人的看法。在德國右翼的眼裡，這些不同黨派中的猶太人都是一丘之貉。

匈牙利的情況更為典型。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是一場被遺忘的革命，它開始於1919年3月，持續了133天，由於內部分裂和羅馬尼亞軍隊的干預而垮台。在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政府的49名委員中，有31人具有猶太血統，包括庫恩·貝拉等主要領導人。最奇特的是，匈牙利猶太人比東歐猶太人普遍更加富有、社會地位更高，他們是這個傳統的農業貴族國家裡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力。儘管在戰前只有5%的人口，卻佔了全國幾乎半數的醫生、律師和記者。匈牙利的馬扎爾上層歡迎猶太人融入到匈牙利文化中來，猶太人可以通過與貴族通婚來獲得更高地位，在戰前的匈牙利政府中有6-8名猶太裔部長。然而在匈牙利，猶太人要想獲得更高社會和政治地位，改宗到基督教依然是一個必要的前提，這對許多受過教育的猶太中產階級子弟的社會上升道路製造了障礙。因此，倡導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這些世俗化的匈牙利猶太知識分子有著天然吸引力，因為它強調普世觀念而非宗教或民族特性。

對於這些猶太左翼來說，猶太人自身的傳統甚至也成了攻擊對象，因為它的封閉和保守特性與普世主義格格不入。在革命前匈牙利的激進主義文獻中，很多都是在攻擊猶太教和猶太民族主義，且作者常常是猶太裔。在革命爆發後，不僅匈牙利國王和民族英雄的雕像被推倒、民族象徵物被禁止，猶太的傳統也成了革命恐怖的攻擊對象。一些激進者被派到鄉村，攻擊家族制度、強迫把教堂改成劇院、採取激進的公有制和平均主義措施，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很快集中到了猶太人身上，很多年輕的猶太革命者被派到農村去管理公有化農莊，他們的冒失和無能加劇了農民的反猶情緒。基督教教士們認為這場革命實質上是一場反基督教的猶太革命，還有流言說革命者在褻瀆主的聖物。在匈牙利的農村地區，反對蘇維埃政權、保衛教會和反猶主義是結合在一起的。

庫恩·貝拉的政權倒台後，之後的反革命恐怖不僅針對紅色政權的同情者，還把猶太社群作為攻擊目標。當地的馬扎爾統治階級在戰前原本是不允許這樣過火的反猶行為的，此時卻默許了這種恐怖。之後匈牙利的歷屆政府一直都處於右翼反猶力量的壓力之下。反猶主義和猶太人的左翼革命活動之間的惡性互動在東歐國家表現得也非常顯著。

在蘇波戰爭期間，蘇聯人扶持下的波蘭臨時革命委員會的四名成員中有兩名猶太人。二戰前，蘇聯佔領了波蘭東部相當大一片領土，很多波蘭人認為是國內的猶太共產主義者幫助蘇聯人確立了對這一地區的統治。在一戰後新獨立的東歐國家中，猶太人一直是被懷疑的對象，被認為同德國、俄羅斯和匈牙利人有聯繫，不忠於自己的新國家身份。

波蘭的反共宣傳畫《再一次落入猶太人的魔爪？絕不！》

二戰後，猶太人一度在東歐新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中東山再起，出現了許多猶太裔領導人。在新控制的東歐國家，蘇維埃政權在當地人中缺乏可靠的支持者，往往倚仗於那些從蘇聯回國的猶太人。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領導人拉科西·馬加什，他曾參加過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後流亡國外，從1940年起在蘇聯生活。他將自己稱作是「斯大林最好的學生」，1945年返回匈牙利在當地推行斯大林體制。許多東歐猶太人因在戰爭中受到迫害，將蘇維埃政權視作是自己的解放者和保護者，還有一些年輕人想藉機向那些在二戰中幫助德國人屠殺自己親人的匈牙利人復仇，從而成為新政權的盟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匈牙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官方反猶主義十分盛行，許多屠殺不僅要歸罪於德國佔領軍，還要歸罪於匈牙利的合作者們。因此猶太人迅速成為新政權最為倚仗的群體之一，這又加強了那個關於猶太人與共產主義的聯繫的古老說法。

僅從數據統計看，事實上只有少部分猶太活動家是共產主義者，大部分共產主義者也都不是猶太人。在二戰前的東歐，儘管各國共產黨中的猶太人比例都超過了猶太人口的比例，但在全體共產黨員中依然不是主流。此外，猶太革命者多來自被主流文化同化程度相當高的群體，且以世俗主義者和普世主義者自居，對自己的民族宗教身份不屑一顧，因此很難說這些革命被打上了猶太人和猶太文化的烙印。但反猶主義的存在刺激了猶太人的革命，這確是不爭的事實。猶太人與左翼革命的聯繫確實存在，但若說這些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建立猶太人統治，就是神話而非現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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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猶太革命者的個案分析：是什麼讓他們成為了布爾什維克？

整理自：Ethnonationalism, Assimilation, and the Social Worlds of the Jewish Bolsheviks in Fin de Siècle Tsarist Rus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48, No. 4 (Oct., 2006), pp. 762-797.

作者：Liliana Riga

對於布爾什維克的猶太裔領導人來說，他們選擇走上革命道路與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有什麼聯繫？本文作者不同意那些認為猶太革命者已經被主流文化高度同化的觀點。相反他認為這些猶太布爾什維克身上的猶太人特性非常重要，不但決定了社會主義對他們的吸引力，甚至影響了參加革命後的行為，即使對那些不認同自己猶太身份的人來說也是這樣。

本文中，作者將猶太裔布爾什維克按照地域進行了劃分：以立陶宛為中心的西北地區、以烏克蘭為中心的西南地區和東部的俄羅斯本土。作者試圖探索這些不同的社會際遇是如何影響社會主義對他們的吸引力的。作者認為這些猶太布爾什維克多出身於半同化狀態下的中產階級，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被主流社會同化，卻因為擺不脫的民族身份而一直處於邊緣地位。史料上，作者主要運用了他們早期的自傳，因為在這個時候他們還不太試圖去掩蓋自己的真實出身。

1917-1923年間蘇維埃中央委員會的93名布爾什維克中，至少有15人具有猶太背景，是除俄羅斯人外比例最大的民族。從階級和職業來看，這些猶太革命者多來自中產階級，如商人、教師、醫生、技工、商店主等等，只有卡岡諾維奇一人是貧窮的農民出身。當時帝國的大部分窮苦猶太人在政治觀點和文化上都偏保守，相反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更加激進。從地域看，大部分猶太裔布爾什維克來自立陶宛和烏克蘭，只有少部分來自俄羅斯本土，幾乎沒有來自波蘭的猶太革命者。考慮到波蘭猶太人的人口比例，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皮亞特尼茨基是立陶宛的猶太布爾什維克代表，他個人身上多語言、多文化的特色對於日後選擇布爾什維克產生了重要影響。他1882年出身於立陶宛的一個工匠家庭，這裡的猶太人在生產領域佔有支配性的地位，反猶情緒沒有烏克蘭激烈。皮亞特尼茨基是一個被半同化的知識分子，會說多門語言，與猶太人、俄羅斯人、波蘭人、日耳曼人的黨派都有聯繫，這使他從一開始就成為了國際主義和族際間合作的倡導者。在接觸左翼思想後，皮亞特尼茨基一直致力於立陶宛工人階級內部的民族合作。他意識到猶太人獨立的激進主義活動可能會招致反猶主義，所以最好的鬥爭策略不是單獨行動，而是和其他各族的工人運動結合在一起。

然而在19世紀末，東歐的社會主義運動正變得越發民族化。皮亞特尼茨基起初在東歐最大的猶太社會主義黨派——猶太工人總聯盟工作，然而在1905年以後，這個黨派變得越發民族化，將官方語言從俄語變成了意第緒語，與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分道揚鑣。還有一部分社會主義者加入了猶太復國運動組織，這在皮亞特尼茨基看來不僅是狹隘民族主義的，還是猶太資本家的活動。在各個黨派都變得越發民族化的情況下，只有布爾什維克依然保持著對所有人的開放，這與皮亞特尼茨基本人的國際主義觀念不謀而合。對許多試圖逃離本民族身份的人不分出身的接納，這是布爾什維克吸引力的一個重要來源。

白軍宣傳畫：被猶太人操縱的布爾什維克

烏克蘭的情況有所不同，這裡的反猶主義更加殘酷，猶太革命者的出身也有所不同。卡岡諾維奇出身於貧苦的農村家庭，曾受著民族和階級的雙重壓迫。他只受過很少的教育，長時間依靠自學，在自己的寫作中經常犯語法錯誤。無論是烏克蘭人還是俄羅斯人在他看來都沒有分別，都是資產階級剝削者。民族壓迫和階級剝削的雙重壓力使他的早期世界觀很快趨向激進主義，曾參加過恐怖主義活動。他的批判對象不僅有其他民族的壓迫者，也包括猶太資本家。1911年他在基輔成為布爾什維克，之後一直以自己的無產階級出身為自豪。對他這樣的人來說，布爾什維克給了一個既能擺脫自己民族出身，又能提高自己所屬階級的地位的機會，因此在窮苦的烏克蘭猶太人中有很大吸引力。

卡岡諾維奇年輕時經歷過烏克蘭殘酷的反猶主義浪潮，使他產生了一種由自我保護導致的自我厭惡，他之後一直極力和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撇清關係。在1925-1928年擔任烏克蘭第一書記期間，卡岡諾維奇大力打擊地方民族主義、反對猶太人，後來成為大清洗的堅定執行者和斯大林的左膀右臂。最終他成了斯大林的政治局中唯一一個躲過大清洗的猶太人，部分原因就是因為他劇烈的反猶行為，讓領袖相信了自己的忠誠。

彼得格勒契卡主席烏里茨基也是烏克蘭猶太人，他出生於基輔，來自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家庭。基輔猶太人和主流猶太文化之間有很大差別，他們的俄羅斯化程度很高，因此當地的烏克蘭民族知識分子對猶太人懷有深深的不信任感，認為他們和俄羅斯政府是一夥的；俄羅斯人也不信任他們，認為他們和波蘭人走的太近。烏里茨基早年參與過波蘭社會民主黨和烏克蘭社會民主聯盟，隨著這些政黨越來越民族主義化，猶太人受到了排擠，烏里茨基由此逐漸轉向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此外，1897年烏里茨基獲得了法律學位，但這對於他的職業發展毫無幫助，因為猶太人被排除在了律師行業之外。歷史上這個職業曾對所有族群開放，是猶太人的重要社會流動渠道。社會上升渠道被堵使得烏里茨基這樣的猶太知識青年被排除在了中產階級之外，這也是他參與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原因。

和烏里茨基一樣，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也出身於受過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季諾維也夫憑藉家庭的經濟地位，得以進入貴族中學讀書。畢業後，由於俄國的大學限制了猶太人的比例，所以季諾維也夫被迫前往國外留學。托洛茨基則出身於一個富有的地主家庭，他的家庭被同化程度相當高，平時講俄語和烏克蘭語，意第緒語在他的家鄉很少被用到。他的父親沒有宗教信仰，家庭生活也沒有強烈的猶太人印記。在托洛茨基的自傳中，他關心的主要是自己的父親作為一個地主對農民的不公正待遇，很少表現出作為猶太人的意識。他寫到：「在我的精神世界裡，民族身份從來沒佔有獨立的地位，儘管它每天都能被我輕微的感覺到……我的家庭語言是俄語和烏克蘭語，我個人沒有被猶太人的身份所限制」，「民族不平等是我對現存秩序不滿的來源之一，但它從來不佔主要位置」。很多研究都探討了托洛茨基本人是否具有猶太人的一面，他自己不斷強調說，「我不是猶太人，我是一個國際主義者」，這常被用來證明他對猶太人身份的冷漠。儘管如此，當時社會上的反猶情緒是普遍存在的，托洛茨基不可能毫無感知。

但在托洛茨基的後期生活中，他的猶太人身份卻變得越發引人注目，成為反布爾什維克宣傳的攻擊重點。他一定也感受到了這種猶太人身份的困擾，只能積極地去選擇忽視它。和卡岡諾維奇不同，後者對猶太人身份的否認源於自我保護導致的自我憎恨，因為反猶主義讓他學會了如何不受注意的生存；托洛茨基的否認來自於他精神上的虛無主義和反叛性，他天性中的理性主義促使他去尋找一種更普遍的法則，用原則和理論去超越個人經驗，這是社會主義的歷史觀所能提供的。

還有一種可能性，是托洛茨基缺少民族文化的歸屬，這使他更容易被某種特定意識形態所吸引。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都有著長期作為移民和流放者的經歷，他們漂泊不定，與不同語言和民族的人有著廣泛接觸，這淡化了自身民族屬性，培養了國際主義精神。與以無產階級出身為自豪的卡岡諾維奇不同，這個群體的很多人都是富有猶太資本家的孩子，不過他們會主動遮蔽自己的民族和階級出身。

托洛茨基是「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神話的重要攻擊目標

與立陶宛和烏克蘭相比，俄羅斯本土的猶太革命者數量相對不多，且他們各自的經歷差別很大。索科利尼科夫的父親在國營鐵路部門任職，他所經歷的反猶主義較為溫和，僅限於在貴族中學讀書期間會因民族身份受到同學們的歧視。後來因為大學對猶太人名額的限制，他只能選擇去國外讀書。古謝夫經歷的反猶主義則更加殘暴，他出身於梁贊的一個教師家庭，小時候因為猶太人身份在街上被人毆打，從那時起就對現存秩序嚴重不滿。隨家庭搬到薩拉托夫後，他在16歲那年親眼目睹了鄉村的反猶屠殺。古謝夫的自傳是布爾什維克中少有的提到了反猶暴力的自傳，他認為這是沙俄政府組織的屠殺。他對自己的猶太人身份和猶太教懷有憎恨感，在自傳中寫到自己被逼迫閱讀猶太人的祈禱書和聖經，後來被無神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吸引。在成為布爾什維克後，他在1905-1906年間的敖德薩屠殺中對猶太人進行了保護，並因此被捕，直到1917年才被放出來。

還有另一些俄羅斯猶太人，如加米涅夫、斯維爾德洛夫、葉連斯基等等，他們的激進主義與自己的猶太人身份關係不大，更多是因為社會經濟地位，以及有更多機會接觸到激進團體。他們出生在東部的下諾夫哥羅德等地，這裡的社會環境較為寬鬆。斯維爾德洛夫家庭的革命傳統對他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的兄弟是社會革命黨成員，父親的印刷店經常生產非法印刷物，這讓他更容易接觸到激進團體。作者認為，是經濟困難導致的失學失業使他走上了職業革命者道路。斯維爾德洛夫早年活動於下諾夫哥羅德和烏拉爾地區，他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個俄羅斯人，與俄羅斯人結婚，沒有加入猶太工人總聯盟，也未曾提及反猶主義的迫害。這符合歷史學界的一般觀點：反猶主義在俄國西部省份較為盛行，在猶太人較少的俄國本土、尤其是東部地區較弱。

加米涅夫和雅羅斯拉夫斯基的父母也是激進主義者。加米涅夫1883年出生於莫斯科，父母是七十年代的激進學生，母親的家族曾參加過十二月黨人運動，可以說是這一家庭的革命傳統，而非猶太人出身成了他激進化的最主要原因。加米涅夫認同自己的猶太人身份，參與了猶太工人總聯盟，但民族矛盾並沒有在他身上形成多少張力。他的母親是俄羅斯人，父親歲認同猶太人身份卻改信基督教，這些沖淡了他的猶太人身份。後來他被貴族學校開除，又流放西伯利亞，都是因為自己參與革命活動，而猶太人身份導致的。對他這樣的猶太人來說，民族身份似乎並不是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主因。

總之，猶太革命者們的出身和經歷是很多樣的。但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吸引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在於它首先將每個人視作革命者加以接納，其次才是他的族群身份。儘管在布爾什維克等社會主義組織內部也有較小程度的反猶主義，但列寧本人欣賞猶太人，認為這是個天才的民族，這可能也起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猶太人和俄羅斯人的通婚在普通民眾中很少見，在布爾什維克中卻很常見，托洛茨基、皮亞特尼茨基、斯維爾德洛夫、季諾維也夫的妻子都是俄羅斯人；黨內的俄羅斯人中，莫洛托夫、布哈林、伏羅希洛夫、基洛夫等人的妻子也都是猶太人，這體現了布爾什維克接納猶太人傳統。儘管在掌權後還是採取了俄羅斯化的政策，早期的布爾什維克為大量被民族隔離政策邊緣化的年輕猶太人提供了一個有尊嚴的、普世主義的社會藍圖，這是其吸引力的最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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