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星：張載「橫渠四句教」解讀

橫渠四句教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此「四為」一般依據的是黃宗羲、黃百家父子編纂的《宋元學案》卷十七「橫渠學案」按語：「先生少喜談兵，本跅馳豪縱士也。初受裁於範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於佛老者累年。繼切磋於二程子，得歸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詣為必可至，三代之治為必可復。嘗語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自任自重如此。」（《宋元學案》第1冊，頁664）這四句話既是張載一生為學的歸宿，也可以看作是宋儒的集體文化綱領（劉夢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橫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中華讀書報》，2008-09-03）。

「為天地立心」。過去比較流行的解釋是，認為天地沒有心，但人有心，人的心也就是「天地之心」；「為天地立心」就是發展人的思維能力，以理解自然界的事物和規律。這是一種誤解。其實，在古代「天地」一詞並不專指自然界，而是在「三才」觀念中的天與地。古人常以三者並列探索世界的構成規律。《說文》釋三曰：「三，天、地、人之道也。」天能生物，地能載物,天地萬物群生,唯人有智慧,唯人能裁剪天地天地及其萬物。天地定位後，人居中而立，與天地渾然，融為一體。張載所謂「天地之心」，源於《周易·復卦·彖傳》，「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之語。這裡的「天地之心」還沒有與「人」直接聯繫起來。《禮記》第一次提出「人」為「天地之心」的觀念，認為：「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心為人體當中能知能覺者，天地人一體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猶如人體一樣。而人在天地間是能知能覺者，故可謂天地之心。這一命題是對「人為萬物之靈」觀念的發展，是對人在宇宙間的地位的進一步肯定，標誌著儒家對人的主體性的一種高度的自覺。後儒對這一命題有不斷的深化。張載作為著名的易學家認為，「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橫渠易說·上經》，《張載集》，第113頁）他在別的地方還說：「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經學理窟·詩書》，《張載集》，第256頁）顯然，在天地能夠生成萬物這一意義上，張載是肯定天地是有心的。

如果純粹就天道而言，天是無心的。但是，在天地之間因為有了人，人是有心的，特別是聖人因為有仁心，可以見天地生生不息的德性，天地以生養萬物為本，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聖人之仁心就是天地之心。顯然，天地之心既是天的，又是人的，是人把自己的價值觀投射到了天地之間，與天地本性合而為一的結果。因此，所謂「為天地立心」，就是以人為主體為天地萬物包括人類社會確立基本的價值系統，建立一套以「仁」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所以，「立心」是在天地人三才一體的構架中強調人對天地萬物的主動性、能動性和主體性，並不會導致因過分誇大人的力量而形成人類中心主義。如果用學界習慣的「天人關係」的說法，張載的「為天地立心」是在「天人相分」的基礎上再論證「天人合一」的傳統命題，這樣合而有分，分而不分，辨證地處理了「天人關係」。宋人葉采認為：「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這個理解比較接近張載的原意（《近思錄·卷三》）。馬一浮先生總結道：「學者之事，莫要於識仁求仁，好仁惡不仁，能如此，乃是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生民」指民眾，「命」指民眾的命運。「命」，也叫「天命」，是指與人為相對應，人為所不能左右的，對個人生活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帶有必然性的某種外在力量。中國歷代思想家對命一直很重視。關於命的理論有多種學說。孔子講「知命」、「畏命」，孟子講「立命」、「正命」，莊子講「順命」，荀子講「制天命」，墨子講「非命」。

這涉及儒家的「命運觀」和一直關注的「安身立命」問題。儒家認為應該知天命順天時，但決不可只言天時，忽視人事，凡事推委給天命，消極被動。人要努力發揮其主體性、主動性，盡人合天，以人力完成人事，以人事補成天功。史稱，張載「喜論命」。而張載的「立命」思想直接來源於孟子的「立命」。《孟子?盡心上》有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就是讓心體之「仁」得到充分發揮。「知性」就是明白心性的義理。而能夠明心性的義理，也就知道天命了。人心性是所受於天，存心養性就是在事天。對天命不存疑慮，因為天命為人難以抗拒的力量，只能通過修身以應之——這就是「立命」。「立命即肯定自己的命運。」（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400頁）即只要通過自己的道德努力，盡心知性知天，人就能夠在精神價值方面掌握自己的命運從而賦予生命以意義。張載所標示的「為生民立命」，即為「民吾同胞」來「立命」，就是為萬千生靈確立精神家園，確立靈魂的安頓之處。正如蔡仁厚先生《為張子『四言』進一解》所說：「儒家聖賢開顯的『安身立命』之道，正是為了生民。有了這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卻能潛移默化，加上倫常政教的設施，使生民的生活有了依循，而得以護持生命，貞定活路，這就是『為生民立命』了。」

今天，作為執政者，能為生民立命，就是真正地為民眾謀福祉，讓老百姓真正實現人格獨立，充分享受做人的尊嚴，不但要在物質財富上引導人民走向富裕，還要從精神上設法提升老百姓的心靈層次，在政治上讓百姓享有民主自由。如此，才是真正「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往聖」，指歷史上的聖人。儒家所謂聖人，其實就是指最高理想人格。「絕學」，指中斷了的道學傳統。理學家普遍認為，儒家學統自孟子之後就中絕了。在張載之前，在韓愈那裡已經有非常明顯的表現。韓愈說：「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原道》）孟子之後，特別是漢以後，受佛、道之衝擊，儒學確實出現了中衰的跡象。這種中衰不僅表現在社會上的影響減小，在政治上的地位的下降，更表現在千餘年間儒學學術的不景氣。對於張載思想,《宋史》稱「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卷四百二十七《道學傳》), 他以「民胞物與」的仁愛精神，「敬德愛民」的道德風範，「精思力踐」的學風，用「大心體物」的氣度與他「太虛即氣」的唯物宇宙觀，和「一物兩體」的辯證思想，共同構建起關學思想的學術體系，把儒學拓展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階段。

「為萬世開太平」。「太平」、「大同」等觀念，是周公、孔子以來儒家的社會政治理想。到北宋，以范仲淹、李覯等人為代表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提出過「致太平」的主張。「開」期待之謂。「為萬世開太平」，就是實現《西銘》描述的文化理想，民胞物與，天下歸仁。張載不局限於當下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遠的視野展望「萬世」的「太平」基業問題，這是他的不同凡響之處。

現代理學大師馬一浮先生(1883-1967)，就以此「橫渠四句」教學生立志，有一段論述「為萬世開太平」的話值得參考：

程子曰：「王者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又曰：「三代而下，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從來辨王、霸莫如此言之深切著明。學者須知孔孟之言政治，其要只在貴德而不貴力。然孔孟有德無位，其道不行於當時，而其言則可垂法於萬世。故橫渠不曰「致」，而曰「開」者，「致」是實現之稱，「開」則期待之謂。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果能率由斯道，亦必有實現之一日也。從前論治，猶知以漢唐為卑。今日論治，乃惟以歐美為極。從前猶以管商申韓為淺陋，今日乃以孟梭里尼、希特勒為豪傑，以馬克思列寧為聖人，今亦不暇加以評判。諸生但取六經所陳之治道，與今之政論比而觀之，則……其相去何啻霄壤也。中國今方遭夷狄侵陵，舉國之人，動心忍性，乃是多難興邦之會。若曰圖存之道，期跂及於現代國家而止，則亦是自己菲薄。今舉橫渠此言，欲為青年更進一解。養成剛大之資，乃可以濟蹇難。須信實有是理，非是姑為鼓舞之言也。」（《馬一浮集》第1冊，第8頁）

馬一浮先生這段話就歷史與現實，中國與西方歷史傳統與發展道路的大開大合地進行了評判，為現代中國指出了動心忍性，多難興邦，繼承儒家王道，期待天下太平的願景。

蔡仁厚先生《為張子『四言』進一解》也說：「不過，儒家雖然具有開萬世太平的宏願，也能在『道』的層次上講論天下為公的仁政王道，但在體制上則只成就了『治道』，而未能開出『政道』。如今民主政治的體制，卻正是政治層面上的太平軌道，再加上科學，就更可滿足『開物成務』、『利用厚生』的要求。以民主科學配合儒家的禮樂教化以及『太平、太和』的理念，的確將可為人類世界開創無疆的休美。」這是現代新儒家的基本看法。

我認為，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就是儒者最崇高的使命，能夠達到這「四為」也就是儒家的最高人格境界。怎樣達到這個境界？張載把通過道德修養達到理想人格境界的過程劃分為三個層次——學者、大人（賢人）、聖人。學者相當於士人，即知識分子。大人就是有德行的人，就是賢人。聖人是儒家最高的人格層次。具體地要通過「立人之性」、「求為賢人」、「學為聖人」這三個階段來體現人性的不斷完善和自我完成，從而使人的道德實踐由有意識的自我約束性踐履，逐漸變為自由而自然的行為，這樣人類也就進入了大同世界。

關於「四為」在歷史上的影響，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亦十分推崇張載，認為橫渠所講的「為生民立道」乃「相生相養相維相治之道也」；「為萬世開太平」乃「大宗教家之心志事業也」。認為它們說明了政治領袖同時又必須是精神領袖，如此，才能在歷史發展中起決定作用。就像孔子一樣，他雖不是帝王，甚至在政治上也沒有驕人的成就，但是他是聖賢，而帝王將相與英雄豪傑即使功蓋當世，也不過是「辦事之人」，他們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與聖賢相提並論的。所謂，「帝王，一代帝王，聖賢，百代帝王。」

張載的「橫渠四句」則是馮友蘭一生從事學術活動的理想和信念，在1942年寫的《新原人》中寫出了他的四境界說。此書自序一開始就寫了張載的四為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陳來先生說：

張載提出的這「四為」是封建時代思想家所廣泛認同的理想，「民胞物與」是這些知識分子的一曲正氣歌，它哺育了許許多多志士仁人，激勵他們以天下為己任，救邦國於危難，拯生民於塗炭，終生奉行道德理想，生死利害一切置之度外，這也是宋明理學的一個始終高揚的傳統，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心理結構有著重要的影響。（陳來：《宋明理學》）

近年，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多種場合表達政治理念時常常引用這一句話。溫家寶總理在國外演講或接受記者採訪，曾多次引用。2003年12月10日，溫家寶在世界知名高等學府哈佛大學發表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中，以張載四句教中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作為中華民族追求的一種境界。溫家寶總理說：「今天，人類正處在社會急劇大變動的時代，回溯源頭，傳承命脈，相互學習，開拓創新，是各國弘揚本民族優秀文化的明智選擇。」2006年9月溫家寶總理接受歐洲五家媒體的聯合採訪的談話中，又引用「四為」來回答記者關於他經常讀什麼書，思考什麼問題，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張載的四句教不僅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政治理念和精神追求，而且也成為推動大陸與台灣關係和平穩定發展，催生兩岸合作與交流嶄新局面的思想資源之一。如2005年台灣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在北大講演時，也曾用以寄語北大學子，希望現代知識分子以「為民族立生命，為萬世開太平」為終身理想，挑起維護兩岸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歷史重擔。連戰並將張載的四句話用現代的語言概括為「堅持和平，走向雙贏」八個字。2015年新加坡「習馬會」馬英九引用「橫渠四句」，呼籲「為了兩岸人民，讓我們一起努力、『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為中華民族開創更和平燦爛的未來。」（《馬英九習馬會致辭》，《人民日報》2015年11月7日。）足見張載四句名言的精神感召力的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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