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衰而未亡」現象不正常

鄉村「空心化」、衰敗不堪，近年來成為廣為關注的社會現象。不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守英表示，在當下中國，人不斷地洶湧地往村莊外跑，而且是一去不復返地跑，是到農二代以後的現象，這代人離土、出村、不回村，加劇了整個村莊普遍的破敗，有的地方死寂一樣地沒有希望，這是不正常的。

「人類社會的現代化，不是以鄉村衰敗作為前提的。城市化也不是以鄉村衰敗為結果的。」日前，劉守英在洪範法律與經濟研究所演講時表示。

他認為，我們一方面要研究整個大趨勢，就是70、80、90後的遷移現象，他們對土地的觀念、對農業的依靠、與村莊的關係都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但是也要找出不正常的原因。其中的因素可能有：首先，單向城市化思維，形成城鄉不平等的發展理念，鄉村沒有合法平等參與城市化、工業化的權利。比如，農村就是搞農業，農民的宅基地就是居住；第二，是城鄉收入機會的差異。人們出去打工，兩個月賺的比農村一年的收入要強；第三，鄉村衰因農業窄而起。

「很多人去台灣、去日本學，沒有見到鄉村是這種情況。鄉村會縮但是不會敗。鄉村要活，農業要活，否則鄉村賴以生存的產業就沒辦法和城市競爭。我們的問題在於農業越來越窄。」劉守英說，就是到現在，農業為城市提供糧食的基本功能沒變，這導致農業越來越窄，農業獲利有限，「你怎麼指望農民就守著那一畝三分地？於是農村就越來越衰敗」。

劉守英表示，農二代與農一代的代際差異，正在給農村帶來深刻變遷，引爆鄉村經濟革命。與農一代比較，這一代人呈現出一些具有「革命性」的特徵，一是離開土地，不知道自己的地在哪；二是不再以地為生、以農為業；三是夫妻出去、舉家遷移比例提高；四是回鄉不回村，春節回家鄉開車回去，回到縣城，住在縣城；五是買房不蓋房。第一代農民工的特點是出去掙錢，然後把錢寄回來。現在的農民不回村蓋房，人走資本不回；六是孩子的教育能到縣城的就到縣城，不行就到鄉鎮。

「我們不反對城市化的這個趨勢，但是鄉村的未來不是簡單靠城市化就能解決的，需要重新審視城鄉關係。」劉守英表示。

他認為，中國鄉村的現代化是被無視的，「我們花了那麼大的功夫，但到現在來說，還是一頭圍繞農業和農民增收，另一頭圍繞要素怎麼快速地配置到城市，鄉村本身如何現代化，這是沒有被提到議事日程上的。」

劉守英還表示，中國鄉村的不正常之處還在於，人走後，大部分村莊是「衰而未亡」。由於現行宅基地制度等原因，村莊「死不了，也活不好」。

不要泛找「鄉愁」

面對衰敗的鄉村，怎麼辦？

鄉村破敗，引起了很多「鄉愁似」紀念。有的人甚至喊起反對城市化的口號。劉守英則稱，「不要故作憂慮，也不要矯情地去找鄉愁，這兩個都是非常要命的東西。」

過去一年，劉守英跑了貴州、青海、西藏、甘肅以及浙江、安徽、上海、江蘇等多個地方，觀察鄉村現狀和實踐。「走下來對鄉村整體的感覺是越來越有眉目了。與過去鄉村的苦與無望相比，農村整體狀況在向好。這個是要客觀的。」

他表示，一些人憂慮的東西已經是趨勢性的，「憂慮是沒有用的，這是規律。另外我覺得找鄉愁也是很可怕的，很多知識分子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去找鄉愁，問題是現在的鄉村是愁不來的，有些人只是從局外人在看鄉村，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矯情。」

他認為，大部分鄉村的「衰而未亡」和部分村莊的活化，是城鄉中國階段的重要特徵。「這個我們可能要扛個幾十年」，而衰而未亡和活化的部分都是由城市需求產生的。

同時，「綠水青山在很多地方就是綠水青山，只有部分地方有條件變成金山銀山，你看到一些地方是綠水青山，不要人為總想著把它變成金山銀山。」劉守英表示，條件不具備的地方，是變不成的，一些地方人為地去打造，可能是會變出一些問題的。

不過，劉守英看見，在一些地方，有產業生命力、能帶給村莊活力和未來的東西，已經生長出來。帶來這些改變的舉措包括：人退綠進、土地改革、調整糧經比、發展區域特色農業等等。

比如，貴州湄潭，1987年率先試驗農地「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即不再隨這人口增減重新分配土地。新增人口怎麼辦？一條路是荒山拍賣，向荒山要活路。

他表示，30年來，湄潭農村形成了改革的氛圍，撬動了發展。以60萬畝荒山為基礎，湄潭發展了支柱性的茶產業。「茶帶動的相關產業一年可以搞到88個億，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農業工業化。在荒山開發的基礎上，把生產要素重新組合起來，從規模化種植到品牌化銷售，形成了全國最大的綠茶市場。」

劉守英表示，農村形成了一條產業鏈條後，鄉村就有看頭了。加之湄潭溫度適宜，夏季非常涼快，「通過產業延伸，這裡的旅遊業和服務業也發展得非常好。」

又比如，貴州省安順市近年發展出「金刺梨」產業。糧經比（編者註：「糧經比」指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之比）的調整，對整個地區鄉村發展機會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整個安順的糧經比從52︰48調整到30︰70。目前，安順種植著幾十萬畝的「金刺梨」。當地逐步發展起了中藥材、精品水果及農產品加工等山地特色農業。

公共政策應著眼於哪些活和如何活

劉守英表示，鄉村「衰而未亡」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公共政策放在哪些活和如何活上，這裡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間的。

首先，要重新思考城市與鄉村的關係。未來中國將會進入到這兩個文明都開始有自信、有平等發展機會的階段。城市文明是離不開鄉村文明的，「就像我們城裡人，在城市待久了，是需要換空氣、換心情的」。而鄉村文明也是離不開城市文明的，「未來我們公共政策的重點，應該把這兩個文明當做平等的、共存的、共榮的文明來對待。這是我感受最深的。」

第二，要思考由代際革命引發的鄉村現代化。首先，一個基本判斷是鄉村一定要現代化。農業、農民、農村的現代化對整個現代化的作用是需要補課的。沒有農村的現代化，整個現代化是不可持續的。這是農村現代化和全局現代化之間的關係。

再者，這一輪農村現代化的獨特性在於不是簡單的鄉村復古，也不是簡單的鄉村現代，它的重點在於代際革命的概念。農二代、農三代對鄉村的觀念、與鄉村的關係、與土地的關係，可能會決定我們整個鄉村現代化的走向。

第三，整個村莊的轉型必須由宅基地改革作為牽引。村莊要動，無論死也好，活也好，需要有一個東西來撬動，「只靠財政制度，只靠特殊的優惠，村莊是活不了的」。未來村莊轉型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就是宅基地改革一定要有突破。宅基地突破後，村莊才能「該死的死，該活的活」。

劉守英表示，目前整個宅基地制度就是讓村莊「衰而未亡」，死不了，也活不好。宅基地基本上是以成員權為基礎無償分配，「結果就是不要白不要，農民並不在村莊但是還在占著這個東西，這樣的村莊就不可能死」。而在「村莊的活」中，宅基地也可以起很大作用。現在這種成員權的身份制度，將村莊封閉起來。要讓宅基地真正作為一種財產權，裡面的人可以走，外面的人可以進來。「這個怎麼往前突，現在需要進一步的制度設計」。

第四，村莊的變化跟整個農業制度的變化積極相關，整個農地權利如何設置，經營制度如何設計，來推動整個農業的轉型，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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