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1981年的秋天

對我而言，那個秋天蕭索且悲涼。我雙手接過頭髮花白的校長遞給我的畢業證書，稀里糊塗地結束了學生生涯，捆好行李騎車回家。那年我不足十八歲，我帶著僅有的文化和希冀，回到了破爛、貧困、無知的村莊。

我成了生產隊一個年輕又有文化的新勞力，我無緣再見那種大兵團作戰式的勞動場面，無緣見到紅旗上地人上地，高音喇叭唱京劇的轟轟烈烈。我是個倒霉蛋，我以不滿十八歲的年齡，面對祖輩翻挖了幾代也沒翻挖出什麼名堂的土地。我甚至連使喚牲畜的叱吒聲和命令語都不懂。我對我的無知感到羞愧。當我倒夾著驢圍脖套車時，隊長訕笑著說：「傻娃子，農民也不是好當的。」

這年秋天，飽受煎熬的農村正面臨著巨變，農業社的大鍋飯一夜之間變成了無數小飯碗，土地承包的興奮和驚恐，讓過慣了大家庭生活的農民難以成眠。生產隊長異常忙亂，以往的命令和哨音失去了輝煌時代的魔力，他頓時變得手足無措，敢怒而不敢言，他怕樹敵太多，隊里的人分了土地後會不理他，遇了事會拿做他，他對所有的人都綻開了從未有過的笑臉，燦爛得像黎明前醒來的花朵。

崩潰的集體失去了凝聚力和威懾力，許多自覺聰明和能幹的人，那些在生產隊時代拈輕怕重的人，或者在生產隊干慣苦活累活的人，同時表現出走出囚牢般的興奮，他們的臉上放著黑里透紅的油光，眼裡包涵著高深莫測的亮光，所有的人都變得城府很深，用心地打著自己的小算盤，計劃來年的運作，憧憬屬於自己的收穫。

村民們懷著絕對以個人利益為準則的心理，尋求小範圍的認同，生產隊出現了許多四分五裂的小幫派，以血緣或利益的相近而糾合。有人因一支煙投降，有人因一頓飯喪志。今天信誓旦旦的好友，明天就為某一點利益的衝突而分道揚鑣，互相辱罵甚至老拳相向。我看著這些微妙的變化，就像中學時看化學教師做試驗一樣新鮮、刺激又莫名其妙。

我生硬地拜讀著活生生的人群和死寂寂的村莊。我拿著鋤頭、鐵杴這些笨重的工具，在總也寫不出滿足和幸福的土地上，醮著自己的汗水和血液，「描紅」一樣臨摹先人們的每個細小的動作。

這年秋天，我像初生嬰兒一樣，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成長速度，我的心理正在成熟，我開始對周圍這些臉色黑紅、皺紋縱橫、語言粗魯的人們產生戒備和防衛心理。他們也斜著眼一副不在乎我的樣子，但是我卻在乎他們。我像躲在陰暗解落里窺視別人隱私的小人，時刻注意著他們的情緒和心態。他們太小看我了，我得把握著自己的事情，小事我要裝糊塗，大事卻不能含糊。抓閹分牲畜的時候，我理直氣壯地揭穿了會計地地道道地舞弊行為。許多人對我說：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炷香，我們可不能讓他們日弄了。

往年生產隊開會時，大炕上扯呼的，放屁的，男女打逗的，隊長磨破了嘴，社員壓麻了腿，什麼效果也沒產生。而這年秋天的會議氣氛激烈得像一觸即發的戰爭，常常為一件小事吵到天明，這些曾經為「跨長江」「過黃河」、為「農業學大寨」起五更睡半夜而苦成大龍蝦的良民百姓，一下子變成了猙獰古怪的巨禽猛獸。他們因為貧窮而變得赤裸裸的不近人情，見利忘義。他們為了一張木銑和鐮刀爭執不下，直到揭穿了對方前幾輩的劣行方才罷休。隊里的盜竊案件頻繁發生，大到倉庫糧食，小到一把斧頭。社員們認為生產隊的物品都有自己的一份，不拿白不拿，拿了白拿了。我也毫不例外地參加了一次盜竊活動，我和幾個小伙明目張胆地，把三架耬上的耬鏵踹下來據來己有。我親眼看見四十多歲的「三驢頭」偷了隊里的騾轡頭，而在會上還賭咒發誓說，誰偷了讓他爹戴去。

這個秋天，我像初出巢窠的鳥，缺乏正確的判斷力，缺乏堅硬豐滿的翅羽，最終疲憊不堪地回到了祖輩耕耘和生息的地方。老師在我們高考之前不厭其煩地揮動著沾滿粉塵的手申明大義：一顆紅心，兩手準備。這是一個鄉村中學的師長對即將離校的我們給予的最後一次安慰。我認為自己是一隻飛不高也落不遠的沙雞。高考的結果未卜先知。「兩手準備」的我只能毫無選擇地走在既定的路上，這是一條坎坷、艱辛、九曲十八轉的山路，我的腳印又會不偏不倚地疊落在父輩們踏下的腳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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