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萬里茶葉之路」的最後輝煌——以哈爾濱為中心的中俄新茶路

值班大話君：秋深月影

17世紀向東尋找新土地和毛皮的俄羅斯人，跨過了烏拉爾山脈，順著西伯利亞的冰河逐漸向東方挺進。

17世紀中葉，一群赤發碧眼，手拿彎刀、火繩槍的人抵達了傳說中同多瑙河一樣長的「黑色大河」。他們在蘇武牧羊的北海以東，「黑色大河」的兩岸推行殖民統治，強征賦稅。早已向清朝納貢，生活在大河兩岸的達斡爾人、女真人奮起抵抗。此時，清朝八旗鐵騎全部入關同李自成、南明政權爭奪天下，無瑕顧及黑龍江流域沙俄的覬覦，對沙俄的侵略無力組織有效的防衛。

清朝在解決完「三藩之亂」後，開始在祖先的發源地對俄羅斯帝國的東侵進行反擊。處於旭日東升階段的清朝，憑藉消三藩，收復台灣，平定準噶爾的虎威，在中俄雅克薩決戰爆發前，兩國在邊境地區爆發幾次接觸性戰役，俄羅斯暫時被清朝驅趕到黑龍江以北。

公元1670年，盤踞在雅克薩的俄羅斯尼布楚統領阿爾興斯基接到清康熙皇帝全面解決邊境問題的文書後，決定藉此拖延時間，一面等待沙皇從歐洲派來的援救；一面試探清朝高層的反應。於當年4月下旬指派軍役人員伊格那帝.米洛瓦諾夫等十人出使北京，並得到了清康熙帝的接見。據米洛瓦諾夫自述，「他們在北京逗留了五星期零三天，得到了充足的食品—-小麥、羊肉、牛肉、魚類及各種蔬菜，「飲料有上等紅酒和奶茶」。米洛瓦諾夫在北京喝到了他從未見過的飲料——茶葉，對此他大加讚美！他返回俄羅斯的駝隊攜帶的貨物中有不少茶葉，這是俄羅斯人通過正規渠道數量較大的從中國販運茶葉。

雅克薩戰役結束後，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從此中俄邊界線寧靜了近二百年。尼布楚條約開通了經過恰克圖和墨爾根城（今嫩江縣）到俄羅斯的商業貿易之路。茶葉作為大宗的貿易商品，在陣陣駝鈴聲，雪爬犁濺起的飛雪伴隨下，走進了草原！走進了西伯利亞，進入俄羅斯的古堡、森林和鄉村。茶葉，一種能生津止渴，消化肥甘厚味的燥化植物，迅速在俄羅斯帝國廣袤的國土上蔓延。在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亞一帶，以肉食為主的游牧部落，甚至達到了「寧可一日無食，不可一日無茶」的地步。公元1764年，俄羅斯米勒出使中國後，他無不驚異地說：「茶在對華貿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為我們已習慣了喝中國茶，很難戒掉。」

茶葉在中俄貿易中佔據重要地位 由於販運茶葉的巨額利潤，晉商開闢了從漢口—襄陽—晉中—張家口—烏蘭巴托—恰克圖的茶葉貿易路線，形成了「萬里茶路」的格局。人類歷史上繼絲綢之路之後又一個偉大的商業貿易之路拉開序幕。

在萬里茶葉之路，地處祖國邊陲的黑龍江也不甘寂寞，北京—齊齊哈爾—嫩江的驛道成為「萬里茶路」的支路。墨爾根，這個在反擊沙俄，保衛邊疆起到重要作用的嫩水邊小鎮，頃刻在歷史上發出耀眼的光芒！清代的墨爾根戰略地位的重要，成為了中俄貿易大通道中的主要集散地和中轉。每年深秋，俄羅斯商團，從尼布楚出發，經墨爾根到卜魁進行交易，俄羅斯人所攜馬牛、皮毛、玻璃、佩刀之類，換取縑布、煙草、姜椒、糖飴和茶葉諸物。

19世紀中期，俄羅斯人幾乎嗜茶如命，單一的喝中國茶習慣，促進了中俄茶葉貿易的蓬勃發展。俄羅斯人均消費茶葉量僅次於美國，排名世界第二。繁忙的中俄茶葉貿易，引起了馬克思的關注，他研究中俄茶葉貿易後，在《俄國的對華貿易》道：「中國人拿來交換的貨物主要是茶葉，俄國方面主要是棉織品和毛織品。近年來，這種貿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長。」

鴉片戰爭前，茶葉之路漢口至恰克圖段主要控制中國商人手裡，俄國對中國境內涉及不多。鴉片戰爭後，黃金水道長江的輪船運輸迅速發展。到19世紀80年代，俄國開闢了漢口到黑海敖得薩港以及海參崴港的定期航班，滿載茶葉的輪船形成一條新的海上茶葉之路，中國商人佔據主導地位的傳統草原運茶道路貿易額急劇下降。而沿著卜奎草原道的萬里茶路的支路，在19世紀末即瓦解了，光緒十九年（1893年），清軍將領聶士成，以防俄巡邊之，率天津武備學堂學生三人，履勘東邊，一路記事、測繪，因成《東遊紀程》。勘邊路線覆蓋東北邊境，裡面介紹了原來比較繁華的中俄嫩江貿易，此時已經消失了，聶士成說：「考墨爾根方木城,周圍一里八分許,僅有衙署公所,街市均在北門外,貿易亦稀。」

頑強的中國商人在俄羅斯海運的擠壓下，並未放棄茶葉之路的競爭。這一時期徽州茶商崛起，他們在杭州、蘇州以及上海為據點，以安徽屯溪為茶葉集散地，將徽茶轉運各地。徽商奪得北方茶葉之路，在電視劇《台灣百年》中有所表現，在河南、山西茶路受到戰亂影響下，徽商向俄羅斯在上海總領事介紹中國除了福建和湖北茶葉，安徽有以六安瓜片為代表的名茶。

俄羅斯茶葉廣告海報

徽州乃產茶之地，茶葉製作悠久，品質優良。徽商利用近海船把江南的大量茶葉輾轉運到天津港，沿著海河和通惠運河，到達大運河北方終點——通州，然後用騾馬經北京，換駱駝沿張家口，庫倫（今蒙古烏蘭巴托）的原草原大道，運抵俄羅斯的恰克圖。俄羅斯商人本來以為海運開闢後，可以穩操勝券，擊敗了晉商。沒想到徽商更有資金，更有智慧，他們開創的江南河網和近海水運，與晉商的陸路運輸相比，成本大大降低，競爭力極強。微商的茶葉運到張家口後，由晉商負責繼續走草原茶路，這場由中國商人聯合運輸的茶葉之路，有效地抵制了俄商全面佔領中國茶葉銷往俄羅斯的渠道的夢想幻滅，中俄茶葉之路的競爭還將繼續。

20世紀初，天津元祥鴻記茶莊茶葉庄茶葉筒，上面的商標清晰的有天津城門和駱駝

1905年，中東鐵路和西伯利亞大鐵路通車後。俄國商人在湖北漢口加工採辦茶葉，經長江運至上海，再由上海至海參崴，通過中東鐵路、烏蘇里鐵路和西伯利亞大鐵路源源不斷地運往俄羅斯。漢口——上海——海參崴——西伯利亞大鐵路——莫斯科——彼得堡——俄羅斯全境，這條新茶路基本掌控在俄國商人手裡，該線路運輸時間短，運費低廉，中國商人的草原茶路開始衰落。鐵路通車後的1907年，經海參崴運入俄國的茶葉由20.53萬擔猛增到79.82萬擔，而傳統茶路恰克圖輸入俄國的茶葉由39.53萬擔，驟減為19.05萬擔。1900年俄國年進口茶葉4.53萬噸，居世界第二，且進口數量持續增長。繁忙持續了近200年的中俄茶葉貿易草原之道沉寂下來，在20世紀初淡出歷史舞台。

清中期黑龍江飲茶習慣以齊齊哈爾為列，當地人喜愛一種來自奉天的黑茶，山西的商人喜愛喝香片、大葉等茶，蒙古人喝的茶較差，是一種來自江蘇省洞庭山的茶葉。而新萬里茶路的中心哈爾濱茶葉貿易較晚。1900年俄國伊·雅秋林公司在哈爾濱香坊設分公司，1904年在南崗建秋林公司營業大樓。該公司在遠東地區佔有相當地位，資金雄厚，是一個大型百貨批零兼營的商店，又是一個大型進出口商。秋林公司設有茶葉部在哈爾濱市最早經銷茶葉。1903年，俄商伊利亞·費奧多羅維奇·契斯恰科夫（И.Ф.Чистяков）在哈爾濱開始茶葉貿易，他在道里尚志大街與西十三道街交角處的俄羅斯古典風格綠色小木屋（今永安文化用品商店）一度成為哈爾濱中國茶葉貿易中心。

1903年，契斯恰科夫茶葉店舊址（今永安文化用品商店）

中國人在中東鐵路新茶路中也佔有一席之地。1905年中國人開辦天成茶莊。由於中外茶莊的開辦，因鐵路而誕生的哈爾濱茶葉購銷量猛增，1905年經松花江水路輸入到哈爾濱埠頭的茶葉達35萬噸，輸出量達43萬噸。徽商歙縣柯振庭在大谷運萬年頭開辦制茶茶坊，收購製作茶葉海運至營口、大連、哈爾濱及中俄邊境貿易，「經營日久，遂獲厚利」。1908年，傅家甸茶莊就發展到5戶，從業人員21人，全年從營口和海參崴輸入茶葉達72噸，價值白銀2．16萬兩。

輪船火車聯運——中東鐵路新茶路

俄商控制新茶路以後，俄羅斯國內市場茶葉價格降低，喝茶成了俄羅斯人的生活日常習慣，他們幾乎無時無刻不喝茶。蘇聯民族學家、地理學家、作家弗.克.阿爾謝尼耶夫從1902年開始考察了烏蘇里地區，寫下了著名的《在烏蘇里的莽林中》，他記錄的考察工作出發時攜帶的食物，「現在再來介紹一下有關食物的情況。……品種有：麵粉、餅乾、大米、小米、出口油、壓縮干青菜、鹽、胡椒、豌豆粉、濃縮酸果原汁、糖和茶」。（[蘇]阿爾謝尼耶夫《在烏蘇里的莽林中》1917年正式出版的地理考察報告《在烏蘇里的莽林中》）考察時在畢楞河遇到洪水，食物短缺，他們在東大崴子住過的中國人家，派人來給他們送給養，來人說：「他們的東家估計我們現在過不了畢楞河，決定打發他倆送來4袋麵粉、10公斤豬油、16公斤大米、4公斤豆油、4公斤白糖河一塊茶磚。」茶是每次考察必備之物，只要休息時都要喝茶。在寶山山露營，第二天早晨，「我們喝點茶，暖暖身子，便背上背囊，往山下的火燒河走去」。錫霍特山大馬克河遇到一位中國老頭李淳賓，在他家小房子旁邊露營，「我站起身來，走到中國人跟前，把茶和糖都送給他」。

阿爾謝尼耶夫考察時間1902至1907年，範圍為烏蘇里江以東地區，也就是海參崴——哈巴羅夫斯克之間，此時烏蘇里鐵路和中東鐵路已經修通，俄羅斯濱海地區正是中國茶葉海運過來的第一站，便利的交通條件和所處的地理範圍，茶葉的價格比莫斯科便宜幾倍，廉價清香的茶使得這一地區的人們可以輕易喝到來著溫暖中國的茶葉，阿爾謝尼耶夫考察隊普遍喝茶的情況和當時他們所處的茶葉貿易環境有關。

1912年，經哈爾濱中轉輸出的茶葉量上升至508噸，銷往俄羅斯的茶葉主要是紅茶和磚茶。1913年，哈爾濱茶葉輸入量略有增加達600噸以上，輸出量翻倍達到1474噸。1916年8月，永德堂茶莊從江南產茶區置辦各種名茶65．52噸，豐富了哈爾濱茶葉市場的品種。

俄羅斯商人控制的茶葉之路沒能維持多久，在一場社會變革中中國茶商憑藉天時地利又奪了回來。並把數百年的萬里茶路發揮出最後的輝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國內的資本家、地主不是被處決，就是紛紛逃亡。1918年5月，協約國支持的白衛軍瘋狂反撲，俄國全面內戰爆發，以日本軍隊為主的協約國出兵海參崴，港口內的船隻全部沒收為協約國服務。蘇俄同捷克軍團，白衛軍和協約國軍隊在東西南北四面開戰，佔據的地方反覆拉鋸。被戰爭破壞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全線停運，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時斷時續。蘇俄政府對華茶葉進口又採取關稅壁壘政策，致使輸入俄國的茶葉貿易頓告崩潰，被歐洲人譽為「茶葉港」的湖北漢口俄商茶廠相繼退出，出口俄羅斯的茶葉大幅減少，1918年為0.57萬噸，1920年降至0.06萬噸。俄羅斯國內茶葉供應嚴重不足。

北京政府迫於協約國的要求對蘇俄經濟封鎖的壓力，「總稅務司通令各關所有運赴海參崴茶葉，一律禁止，是華茶運銷俄國之路已經斷絕」。在1918年1月封鎖了中俄邊境，導致中俄貿易急劇下降。但是黑龍江邊境地區貿易並沒有間斷，一來中國商人和東北地方不想利益受損，況且上千公里的邊境線，北京又不能派兵全線封鎖。現在美國制裁伊朗、利比亞和朝鮮，效果明顯嗎？利益是第一的，戰爭是為商業貿易服務的，掙錢是硬道理。況且協約國對蘇俄的禁運隨蘇聯國內情況而變化，1918年9月捷克軍團和高爾察克佔領烏拉爾山以東地區，直逼蘇俄首都莫斯科，協約國又要求北京政府「恢復貿易重開糧禁」，滿足高爾察克集團對蘇俄的軍事行動所需要的各種物資。茶葉貿易的豐厚利潤，吸引國內一些較大茶莊也來哈爾濱設分號經營茶葉。1918年，哈爾濱慶豐茶園別出心裁請來天津數名畫師，製做出精美的假山花草、飛禽走獸，演戲時將其排列四周，茶客為了獵奇紛紛而至，茶園生意異常暢旺。同年11月2日，上海極有名望且資本雄厚的謙泰昌茶棧，「為便利起見」，委派代表攜帶各種茶葉樣品來到哈爾濱，並在道里十一道街東興恆號樓設立哈爾濱分支機構，開展期貨交易。1919年2月俄國茶商齊斯恰科夫從海參崴運入哈爾濱錫蘭茶453．59噸。同一時期哈爾濱輸入茶葉4046噸，輸出209噸，輸出國主要是俄羅斯，品種為紅茶和磚茶，市內消費1952噸。1918年末到1919年初，哈爾濱向俄國輸出紅茶達1.2萬餘箱。

儘管黑龍江邊境民間貿易不斷，可是數額遠遠不能滿足蘇俄的國內需求。1921年底，張國燾去蘇俄參加莫斯科的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看到了當時蘇俄的生活狀況，他在回憶錄說 ：「在赤塔所見所聞： 當時最引人注意而也是大家經常談論的問題，便是俄國的糧荒……有家眷的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每半月可領取麥子十五磅，馬鈴薯十五磅，有時有少許糖和茶葉。」 第二年二月下旬張國燾返回中國，他說：「搭上直開赤塔的火車。我也和其他旅客一樣，在莫斯科領得了九磅質料很壞的黑麵包和一些白搪與茶葉，作為我九天旅程的食糧。

蘇俄缺乏食品，餓是他們首要解決的問題，同其它國家開展商業貿易首當其衝。人不是為了打仗而活著的，人是為了吃飽穿暖而來，吃飯就得貿易。為了應對複雜的遠東國際環境，蘇俄採取有效的策略。1920年夏季，蘇俄糧食人民委員會委託全俄消費協會遠東管理局派人來哈爾濱採辦生活物資，他們攜帶300萬金盧布的現金和40萬美元的支票，經過不懈的努力，一年後終於購買到大量的糧食和其它生活用品，其中有9900箱綠茶和923箱磚茶。

1920年8月，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到達北京，表示出和中國建立外交和經濟關係非常強烈。優林急切地要求恢復中東鐵路通車，他認為：「通車一節，對於鄰華之俄國民族固為表示友誼之舉，然其於中國亦有莫大之利益」。督辦呼倫貝爾善後事宜的鐘毓更加清醒地說：「東伊路線，銜接歐亞，萬難長此杜絕，互相貿易一事，勢亦難緩」。經過艱苦的談判雙方基於各自的經濟利益簽訂了一系列商業協定，中國逐步恢復和蘇俄的貿易。遠東共和國政府和中東鐵路董事會就恢復赤塔—哈爾濱—符拉迪沃斯克直達鐵路交通問題進行談判，1921年7月中東鐵路督辦宋小濂批准了鐵路直通協議。此時美英法等國相距撤離蘇聯遠東地區，日本和白衛軍勢力退縮濱海地區，日本繼續佔據海參崴，妄圖謀取一些利益。蘇俄控制的遠東共和國，同中國、美國貿易逐漸恢復，日本不想在遠東貿易中受損，也急忙在1921年8月26日日本代表松島與遠東共和國外交總長優林在大連會議,商東部西伯利亞及中東鐵路等問題,日本提出十七條要求(另秘密條件三款)，南滿鐵路和中東鐵路恢復聯運。

中東鐵路恢復運輸後，新的茶葉貿易方式為中俄商人聯合，採辦的茶葉以杭州、徽州、屯溪、福州、蘇州、黃山等地的茶葉為主。在上海港集散地裝船出海，從天津、營口、大連、安東（丹東）等地上岸，通過京奉鐵路和南滿鐵路集中到哈爾濱，在經中俄茶葉貿易商二次加工包裝，途徑俄國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轉口輸出。形成了以哈爾濱為核心的一條經綏芬河、滿洲里到俄國的新茶路。在新茶路中茶葉運輸主要依靠火車和輪船。貿易方式以自由交流、邊境互市貿易、商埠貿易為主。1924年10月中蘇雙方協商共同經營中東鐵路，給與蘇聯運輸稅率優惠，當年中東鐵路運輸量增加了25%，中東鐵路總運輸量連續四年增加，1924年為302.5萬噸，1925年為338.6萬噸，1926年為423.3萬噸、1927年為560萬噸。1919年中蘇鐵路貿易額3000萬海關兩，1923年達到5000萬海關兩，1928年，中蘇貿易額1億海關兩，哈爾濱對蘇聯出超額每年均在幾千萬海關兩以上。當時哈爾濱一地對蘇俄貿易額竟佔全中國對蘇俄貿易總額的89%，良好態勢持續到1932年日本侵略東北以後。

1922年，哈爾濱契斯恰科夫茶莊的廣告信息

當年哈爾濱東發合茶莊在不同時期發行的幾款商標和茶葉盒生動形象地反映萬里茶路運輸方式和途徑的演變。民國哈爾濱東發合茶莊「海馬商標」，上面有中俄文「東發合茶莊」，圖案正中上方醒目的俄文茶葉「чай」，正中下方旭日東升下一匹奔跑在群山裡的駿馬。其反映了當時茶葉之路以海船和馬匹為主。另外一款鐵包裝茶葉盒，一側圖案上下有中英文「哈爾濱東發合茶莊」，一條祥雲五爪騰龍飛騰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一片片帆影翔游在煙波中，龍身形飄逸，紋飾華麗流暢，龍張口吐水後發大水意味，水代表財運源源不斷，寓意風調雨順。這張民國初年的茶葉盒表明茶葉之路以海運為主。最後一款「延年益壽」標茶葉鐵包裝盒，正面圖案一側一位端著茶杯的燙髮旗袍美女，另一側圖案上下有中英文「哈爾濱東發合茶莊」，亦是一條祥雲五爪騰龍飛騰在哈爾濱松花江鐵路大橋上，這張三十年代的茶葉盒表明茶葉之路以鐵路為主了。

1920年蘇聯國內戰爭結束，戰爭的破壞，人民生活困苦，蘇俄首要任務是恢復經濟發展生產，對茶葉的需求增加。中國再次成為蘇俄茶葉供應的重要來源。1923年，蘇俄消化掉了一戰期間滯銷的茶葉。1923年中國茶葉的出口恢復到80萬擔以上的數量，1929年則超過90萬擔。西伯利亞外貿局駐哈爾濱辦事處1922年上半年在中國東北採購了4000噸茶葉。1925年蘇聯將茶葉貿易收歸國家經營，建立茶葉托拉斯，總局設在莫斯科。同年蘇聯在哈爾濱設立代表通商部兼管遠東棉礦托拉斯，蘇聯紡織組合的代理業務。蘇聯在北滿的商業機構，全部歸其統轄，內分10個部，其中菜果原料部負責在哈爾濱採購茶葉等。1927年，茶葉托拉斯因營業機構耗費太大而停辦，蘇俄的全部茶葉貿易集中於全國茶葉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

隨著中東鐵路新茶路的再度繁榮，契斯恰科夫為了擴大業務量，在哈爾濱設立新的茶葉營業場所。另外，契斯恰科夫在綏芬河也經營茶葉。從契斯恰科夫茶莊目前留存世面的一款茶葉盒和一張明信片看，契斯恰科夫茶葉公司成立於1886年，總部和倉庫在哈爾濱。新的茶莊在哈爾濱新市街停車場大街（今南崗區紅軍街124號滙豐照相館）還在紐約、上海、奉天、滿洲里、海拉爾以及俄國境內的海參崴和赤塔等地設立分店18處，並壟斷了當時蒙古的茶葉市場，享有「俄羅斯茶王」之名。滙豐照相館現今是二類保護建築，建築落成於1912年，由俄羅斯著名設計師尤里·彼得洛維奇·日丹諾夫設計。二層磚石結構，建築風格折衷主義。

「俄羅斯茶王」 契斯恰科夫（И.Ф.Чистяков）在哈爾濱的茶葉經銷中心

今南崗區紅軍街124號滙豐照相館（原契斯恰科夫（И.Ф.Чистяков）在哈爾濱的茶葉經銷中心）

1920—1930年是哈爾濱解放前茶葉銷售最好的時期之一。中國輸出產品依次為：大豆第一，豆餅第二，小麥和豆油位居第三，肉類、麵粉和茶葉位居第四。當時哈爾濱中國人的茶葉生意主要有三種形式，一種是專門經銷茶葉的店鋪，如寶興長茶莊，創辦於1920年，地址在道外正陽街18號。其茶葉盒上標有所屬制茶廠：「福州南台廣東館街、蘇州閶門外楊安濱、杭州侯潮門外路南、徽州老竹嶺下路東、黃山崗村林村太平」。寶興東茶莊，創辦於1928年，總店地址在正陽街20號，分店地址在正陽十一道街3號。所屬制茶廠也分別在蘇州、杭州和福州等地。；一種是以經營百貨為主兼營茶葉的，如民族資本家武百祥的同記百貨商場茶葉部，東北著名商號益發合及東發合等。1922年，東發合又在東發合百貨處，專門開設了東發合茶莊；還有一種是以經營其它雜貨為主兼營茶葉的，如山東人20年代開辦的瑞增祥茶莊，初為益豐源百貨店，後為「大同貨店」。哈爾濱歷史上著名的洪盛永百貨店設有茶葉部；還有一些兼營茶葉的咖啡茶食店、浴池和戲樓等；此外一些醫藥店也經營茶葉，如世一堂哈爾濱分號等。

哈爾濱寶興長茶莊

在哈爾濱的外國茶葉經銷商主要有3家，其中，契斯恰科夫商行銷量最大，秋林洋行茶葉部及耶爾則夫洋行次之，此三行全年銷售量達到533噸。佔全市總銷售量的65％，佔東北北部鐵路沿線地方銷售量的35％。1928年三家洋行銷售數量為：契斯恰科夫商行164噸，秋林洋行123噸，耶爾則夫洋行41噸。哈爾濱茶葉外貿歷史黃金十年中，每年輸入量均在1000噸以上，最高達到4144噸，市內自銷量在1000噸左右，輸出量最高2000多噸。哈爾濱成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東北北部茶葉集散中心。

「俄羅斯茶王」 契斯恰科夫（И.Ф.Чистяков）在綏芬河的茶葉集散地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日本侵佔東北後，蘇聯單方將中東鐵路賣給日本後，日本逐步中斷對蘇貿易往來，致使進出口貿易大幅度下降。隨著哈爾濱的蘇聯及歐美僑民大量回國，白俄紛紛移居歐美和澳大利亞等國，居住在哈爾濱西方人銳減，茶葉購銷量下降，1934年購銷數量分別下降到726噸和597噸。契斯恰科夫商行、秋林洋行茶葉部和耶爾則夫洋行紅茶銷售量減少到225噸。而日商茶葉的購銷數量大幅度增長，全年日本三井、三菱株式會社輸入台灣茶葉79．5噸。由於日本繼續對中國華北地區蠶食侵略，戰爭頻繁南北交通隔絕，人民反日情緒高漲。1936年滿洲國經濟調查顯示，東北的大連和安東港口輸入貨物量為零，營口有少量輸入。

1929年以後，蘇聯黑海沿岸茶葉種植逐漸成熟，產量基本能滿足其國內需要，蘇聯對中國茶葉的依賴逐年減少。蘇聯茶葉貿易以後幾年有所回升，但隨後又繼續減少，1938年只有0.02萬噸。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哈爾濱市茶葉購銷量再度受挫。1939年3月，偽滿洲國將「磚茶、花香茶、紅茶、番茶等全部茶葉」均列為「甲號統治品目」，對茶葉的輸入、配給、價格等實行嚴格的統制。茶葉銷售哈爾濱市場增長停滯，只有一家獨秀的日本亦慘淡維持。1939年哈爾濱大中型日商行業明細表顯示，日本經營茶、茶器的商行僅有9家。輝煌近三十多年的中東鐵路新茶路喧嘩之後歸於寂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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