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崇禎帝禁煙草卻不禁鴉片？古人眼中鴉片不是毒品而是良藥

文 | 獬執事

鴉片在中國的流行時間並不比煙草晚多少。17世紀初，葡萄牙商人率先在明朝開展鴉片貿易進而獲得巨大的商業利潤，與此同時，英國在對華貿易中卻存在著極大的貿易逆差，於是自然而然將視線轉移到了鴉片。

那麼問題出來了：從明末到清初，從崇禎到康熙，均將煙草視為毒蛇猛獸並以禁令嚴格控制，為什麼對會危害更大的鴉片「網開一面」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便要從鴉片在中國的發展史上追溯了。

其實鴉片最初是以藥品而非毒品的身份進入人類視界的，這一情形東西方皆然。鴉片為罌粟植物蒴果，早在公元前四千餘年的瑞士就已經出現了人工種植罌粟的痕迹。唐朝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中國出現了鴉片進口的書面記載，當時罌粟還名為「阿芙蓉」，直到宋朝《開寶本草》中方將其正式命名為罌粟。

從此之後，鴉片便一直作為珍貴的藥材通行於中國曆朝。正德年間刊行的《大明會典》中記載了明朝藩屬國給皇室進貢鴉片的情形，其中尤以暹羅國為盛。與前朝相同，《大明會典》依然視鴉片為良藥，冠其名為「烏香」。與此相應，成化年間的學者徐伯齡嘗作《蟫精雋》一書，其中有對鴉片頗為詳細的描述：

「海外諸國並西域產有一葯，名『合甫融』，中國又名鴉片。壯若沒藥而深黃，柔韌若牛膠焉。味辛，大熱，有毒，主興助陽事，壯精益元氣。方士房中御女之術，多用之。又能治遠年久痢，虛損元氣者，往往服不三數分。多服，能發人疔腫、痛疽、惡瘡，並一應熱疾。而其性酷烈，甚於硫磺、丹砂，熱燥猛於蘇合油、附子，自仙靈、脾瑣陽、陽起石、丁香、鹿茸、龍骨、兔絲，而下功皆不及也。成化癸卯，嘗令中貴出海南、閩浙、川陝，近西域諸處收買之。其價與黃金等。」

如果徐伯齡對鴉片的看法在明朝具有普遍性：首先，鴉片功能極多，可壯陽、養生、治病；其次，鴉片有副作用，其毒性比硫磺、丹砂更重；最後，鴉片昂貴，「其價與黃金等」。

了解到這一背景，便能明白為什麼明清之際皇帝多禁煙草卻不禁鴉片了。將鴉片歸類於藥材並非怪事——鴉片藥用價值極高，對於鎮咳、止瀉以及麻醉均有奇效，於是在崇禎禁煙令下，鴉片不但沒有受到波及，反而作為煙草的替代品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明朝與清朝早期立法均不對鴉片設限，再加上西方國家的大力傾銷，直到雍正年間，鴉片終於泛濫至不可收拾的程度。

由此看來，說鴉片由葡萄牙商人傳至中國也未嘗不可。在此之前，鴉片是作為藥品通行於中國的，且流通範圍較小，縱然是皇室貴族也需要花費心力四處採集；而葡萄牙商人的傾銷的鴉片則是以毒品的姿態肆虐於中國的，「鴉片」兩字從此在中國漸漸染上愈加沉重灰暗的色彩。

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終於下詔禁絕鴉片。康熙禁煙草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雍正禁鴉片則源於鴉片毒害巨大，禍國殃民。只是鴉片貿易之利遠高於煙草貿易，禁煙草尚且不易，更遑論禁鴉片？雍正詔令雖出，但奸商貪官依然對鴉片貿易多有庇護，致使詔令形同虛設。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之後，清朝每年輸入鴉片約達兩千箱，鴉片貿易在中國的規模遠甚於世界其它任何國家。

乾隆深感鴉片誤國，為表禁鴉片決心嚴訂刑律，規定「國外商人販賣者枷一月，杖一百，遣邊充戍卒三年；侍衛官吏犯者枷二月，杖一百，流三千里為奴」；嘉慶元年（1796年）更申立嚴禁鴉片，對外裁其稅額列為禁品，「凡洋船至粵須具並無鴉片之甘結於黃埔島，方准其至廣州開艙卸貨。其有隱藏偷帶者，一經查出，加等治罪」。不過，律法雖嚴，執法不力，以至於重刑之下依然販者自販吸者自吸，直到道光年間，鴉片年輸入量已增至兩萬箱，這個數字，是印度全年鴉片產量的二分之一。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的話那樣：「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有百分之百的利潤，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會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它們。走私和奴隸貿易就是證據。」鴉片貿易的利潤何止百分之三百，於是對鴉片的禁令，也最終落得「禁令愈嚴，秘密買賣愈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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