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我們知道，個體若想在當下獲得廣泛認可，必須將自己套在某個「人設」里。如此方可降低受眾解讀你的門檻和成本，並容易廣為擴散。而這些人設的規律也非常簡單——它們都是人類對自身的某種美好期望，如「睿智、天真、學霸、直爽、犀利、暖心」，或者更直白的「金童、玉女」。

那麼，如果一個學歷一般、收入有限、階層低微、長相抱歉、人品存疑、觸犯刑律、言談粗鄙，且沒有什麼媒體議題把控能力的男青年，也想通過賣人設的方式走紅社交媒體，有可能嗎？

當然有，而且這款人設就是為這類人士量身打造的，稍微比他們混得好一點的人都用不了。

這款人設的名字叫——「社會人」。

中國有社會

從小馬哥到古惑仔，從劉華強到老炮兒。華語影視作品中已經誕生過無數經典的社會哥形象，不少一線巨星也都是靠出演黑幫老大奠定了江湖地位。然而，影視劇畢竟是虛構的，演員也不可能真去混社會。通過影視劇形成的「反派崇拜」，最終只是崇拜某個虛擬角色，無法投射到真實個體。

同時，由於中國大陸不存在合法的私營黃賭毒項目，亦不可能像西方社會遺留出「多黨制形成的政治縫隙」，也就難有黑社會的生存空間。那些在真實社會中呼風喚雨的大哥、悍匪，往往只有在被判決或被追捕的時候才被廣泛認知，比如黎強，比如周克華。（即便如此，追捕連環殺人犯周克華的時候，網上還有很多人親切稱其為「爆頭哥」）

然而互聯網視頻的興盛，為「有匪氣的社會人」們打開了一片天——

2014年初，瀋陽市五三鄉營盤村村民趙金龍，憑藉「史上最搞笑劫匪」、「大力出奇蹟」等標籤走紅網路，被稱為「大力哥」。出獄後，大力哥被網路公司簽下，成為主播。

2016年中，前錦州市二手車從業者李天佑，憑藉在YY上坐擁1600萬粉絲，被媒體和公眾冠以「喊麥之王」稱號。

（圖片來自設計師

@沾啊）

2016年11月，廣西南寧偷車賊周某，憑藉「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看守所比家裡好多了」等發言走紅，被網民奉為「精神領袖」、「竊·格瓦拉」。

2017年8月，前重慶市夜店駐唱歌手周延，由於在《中國有嘻哈》中晉級總決賽，微博粉絲漲到170萬，江湖人稱「GAI爺」。

無論你喜歡與否，他們的公眾印象是極其深刻的。即便只說他們的稱號，其生動形象也足以在腦海中瞬間浮現。

這些人中，大力哥因搶劫未遂被判了兩年；被刑拘的竊格瓦拉自稱曾偷電瓶車近千輛；MC天佑上學時每天能收上百元保護費；GAI在16歲時就進了少管所，並因持刀捅人而不得不遠離家鄉。

可能有人會質疑，拿MC天佑、GAI與另兩位蹲局子的類比是否恰當。實際上，匪氣、社會氣正與MC天佑、GAI的表演才華密不可分，借倪一寧評述GAI的說法是「那些不堪的經歷造就了他歌詞里的生動」。況且，如果抹掉社會人的身分，這二位將從根本上喪失成為話題人物的資格。遼寧的快手主播和重慶的地下酒吧里，不缺少能喊麥和freestyle的高手。

低道德優勢

在本文開頭我們就總結過，這類人出名前的共同點是「學歷一般、收入有限、階層低微、長相抱歉、人品存疑、觸犯刑律、言談粗鄙」。所以我們既不能按古惑仔那種「魅力型反派」去解讀他們，也不能按華爾街之狼那種「高能力罪犯」去解讀他們。

那他們為何能在今時今日的中國走紅呢？除去MC天佑和GAI的表演才華偶然被認可之外，他們這一類人在內核中還有某種更深層次的共鳴嗎？

還是回到「人設」的定義上來。但凡能夠成立的「人設」，一定是受眾對某種自身不具備之優良屬性的期望。即是說，這些身有匪氣的社會人兒，應該擁有些我們普通人所不具備的優良屬性。

我為社會人身上的這種優良屬性下了個定義，叫「低道德優勢」。沒錯，道德感差的確是一種優勢，而且是天生的優勢。

美國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保羅?布盧姆在著作《善惡之源》中，以實證方式證明了道德感是從嬰兒期開始起源的。而心理學亦證實童年期的品行障礙，可能是反社會人格障礙的可識別線索。按照美國精神障礙診斷統計手冊中的定義，反社會人格障礙需同時包含下邊列舉的三個以上特質：

1.經常違法或藐視法律；

2.時常說謊並欺騙他人；

3.沒有事先計劃地衝動行事；

4.可能會有好鬥的攻擊傾向；

5.很少考慮他人的安全；

6.無責任感，不能履行財務上的義務；

7.無法感受懊悔或罪疚感。

正常社會中，這種具備反社會行為、缺乏共情、自我中心的人並不多，大概只有1%。然而在公司高管群體中，這種反社會人格的比例很可能高達4%。牛津大學的心理學家凱文·達頓調查了來自各行業的5400名對象後，列出了心理變態者最多的幾種職業：CEO位列榜首，接著依次是律師、媒體從業者、推銷員和外科醫生。美國一項針對創業者的研究也表明，這些人在年輕時常會參與一些具有破壞性的甚至是非正當性的活動，比如飈車、酗酒、打架。

早在1941年，研究者就發現，作為反社會心理變態者，他們的人生很可能是極端化的，要麼走上巔峰，要麼非常失敗。也就是說，雖然反社會人格比常人更容易犯罪，但他們中卻有一部分人擁有成功的人生，變態人格反倒幫助了這些人。

這個推論在邏輯上也是可以論證的——「靠不道德乃至違法的方式發財，其經濟學本質其實是謀求更寬鬆的約束條件。」

通過作家張宏傑對成功人士的刻畫，我們可以更形象地理解反社會人格對成功的助力——「他們既才華橫溢，又蔑視道德，同時又幾乎都是心理疾病患者。他們超人地精力充沛甚至似乎永遠處於亢奮狀態。他們如同兒童一樣自大、霸道、天真、自私，又出人意料地粗俗、直接、野蠻、信口開河。他們背信棄義，說過的話轉身就忘，用過的人隨手就扔。但是奇怪的是，他們似乎正是因此而成功。如果堅持中等水平的誠實、優雅，似乎就意味著你要與『成功』絕緣。」

同時，由於反社會人格往往與自戀、冒險、果決、堅韌等元素相輔相成，他們也就更容易構成我們所說的「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科幻作家夏笳曾總結過：「幾乎所有的反派都是魅力十足思想激進的改革家，行動力強目標明確，他們敢於想像一種完全不同的世界秩序，並在時機還未成熟就急著實現理想。而所有偉大光正的主人翁們，都是傳統主流意識的捍衛者，他們三觀保守缺乏創造力，除了打打怪獸回家睡睡妹紙以外幾乎沒有別的追求。」

你看，如果你堅持中等水平的誠實、優雅，就意味著要與成功絕緣了。然而人類恰恰是一個容易高估自己道德表現的生物，根據多項研究發現，無論調查對象是囚犯還是普通人，人類都普遍認為自己更加公正，善良和崇高，同時認為其他人的品性不如自己。

於是矛盾就此產生，我們既知道「守法朝朝憂悶，強梁夜夜歡歌，損人利己騎馬騾，正直公平挨餓」，卻又普通自認道德水平超凡。那麼當你我這樣的庸眾發現具有明顯反社會人格傾向，人品不僅存疑甚至堪憂的社會人時，腦海中自然就會給出一個樸素的判斷——「這應該是個能幹大事的」。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很多人「看了越多GAI爺的黑料越沒辦法討厭他」，百度MC天佑吧里也常常出現「由黑粉變路人，從路人變佑粉，真性情！」的發言。

而且當人們在GAI成名後，再反推其「過著黯淡絕望糟亂的人生，但還做著荒謬龐大的白日夢」的過往，就更容易產生一種心疼的情緒，套用喊麥的表達方式就是「一生征戰何人陪？」

「打工是最愚蠢的投資」

論證完社會人身上的低道德優勢後，我們要再想一個問題，這種優勢對於他們的人設建立，起到了什麼具體幫助呢？

VICE曾做過一期跟蹤採訪地下Rapper的節目，叫《川渝陷阱》。其中採訪到說唱歌手TY時，他這樣表述到——

但TY的這段表述還是過於含蓄了，與他同城發展的另一位歌手，謝帝，則將更直白的心聲唱到了央視舞台上——

2012年的一個周六，正在地鐵上趕赴酒吧演出的謝帝，接到了老闆「立刻到公司陪客戶」的電話。於是第二天謝帝憤而提筆，將大學時的習作《老子明天不上班》翻出來進行了完善——「老子明天不上班，不用見客戶裝孫子。明天不上班，可以活出一點真實。」

不上班，是每個最終能混出來的社會人的共同心愿。

天佑初中沒讀完就退學，因為「那時候看那些混社會的，走到哪別人都喊你一聲哥，特別羨慕那種生活。」而中專畢業後的GAI本可以在江蘇找到一個「廠里的工作」，卻因為不喜歡三點一線而待不住，後來辭去夜店工作的理由也是「我覺得年輕人就應該這樣，不要為了填飽肚子而去做不想做的事。」

到了去年，竊·格瓦拉將該理念推到了最高潮——「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不可能打工的」。

低道德優勢幫助社會人們在不正常上班的前提下，還足以找生計養活自己，或者把自己做成一個生意。而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流露出來的自由放肆、自信獨立，對廣大靠領工資過活的普通人無疑有著莫大吸引力。

上班打工，在公眾的傳統認知中，就是一種上限很低的求生方式。中文互聯網曾長期流傳一篇著名謠言文章，即「潮汕籍鉅賈李嘉誠的一篇勵志演講，演講題目為《打工是最愚蠢的投資》」——

其實你自己就是一座金山（無形資產），只是你不敢承認。寧可埋沒也不敢利用。寧可委委屈屈地幫人打工，把你的資產雙手拱讓給了你的老闆。

隨著互聯網變現渠道的興盛，以及全民創業熱潮的泛濫。人們愈發堅信互聯網給了普羅大眾足夠的支持，讓每個能獨立賺錢的人都有機會把自己做成生意。而那些經過一輪又一輪直播熱潮知識變現熱潮後，還在上班打工的人，無疑是被時代拋棄的落魄者。

此時，社會人這個不可能通過上班打工獲得像樣收入，原本是上一代人口中「沒正經工作的混子」的群體，如今卻成了互聯網變現機遇中最敢放手一搏的弄潮兒。他們的大膽與豪興、卑微與發跡，無不刺激著朝九晚五者內心的軟肋。

誰沒在地鐵上接到過老闆要求加班的電話？誰不怕40歲就失業？誰不清楚自己的職業天花板在哪裡？

於是，當人們看到這些身有匪氣的社會人，通過互聯網一個個都變現成功時（就連搶劫犯大力哥直播都有140萬人看），可以想像受眾內心的膜拜感與衝擊感之強烈。

這依然還是一個命運的寵兒與落魄者的俗套故事，只不過這些寵兒的成功更難以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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