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應該把決定權交到病人手裡嗎？冰讀精選

《繼承與叛逆》，陳方正 著，三聯書店

讀友：zyj

時間：2017年9月6日

總結。

現在科學誕生於西方，源於西方科學的大傳統：以理性探究為基礎，形式上著重重認證、問難和競爭。這大傳統所產生的思想、方法、發現、價值取向，構成了西方文明最早、也最根本的內核部分，其影響一直延續到2000年以後。

導致現代科學革命的直接或曰近期因素，既來自文化傳承者，也有屬於宗教、社會、經濟和技術範疇的。整體而言，可謂錯綜複雜，不一而足。

我們稱之為「混沌中出現的革命」，是指系統處於混沌狀態之中時，他的每一部分都會和所有其他部分強烈互動。

因此，將現代科學革命，歸因於突出的一個乃至一類因素，都不太可能成立或者令人信服。

公元前五世紀至四世紀之間的新普羅米修斯革命，是西方與中國科學的真正分水嶺。自此以往，西方科學發展出以探索宇宙奧秘為目標，以追求嚴格證明的數學為基礎的大傳統，而中國科學則始終沒有發展出這樣的傳統。

故而兩者漸行漸遠，差別越來越大，以致南轅北轍。

中國古代並非沒有數學，而是沒有發展出以了解數目性質或者空間關係本身為目的，以嚴格證明為特徵的純數學；也並非沒有對於自然規律的探究，而是沒有將數學與這種探究結合起來，發展出數理科學傳統。

或者說，以探究自然為至終目標的數理科學，在中國曾經萌芽或偶一出現，但未能發展，更沒有成為傳統。

歸根究底，中國古代科學中的數學與宇宙探索是分家的：一方面，牽涉數量關係的數學與歷算都以實用為至終目標，甚至術數、占卜等應用組合數學者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以解釋宇宙現象與奧秘為目標的陰陽五行，生克變化等學說，則缺乏數學思維的運用。

科學在西方存在中心轉移現象，它表現為西方科學發展，往往集中於一個中心區域，而這中心區域是不斷移動遊走，並非長期固定的。

中心轉移所反映的可能是：具有非常特殊形態和內在邏輯的西方科學，必須有非常特殊的社會、環境，文化氛圍和人才的結合才能夠發展，但這樣的結合顯然是極其稀有和不穩定的，因此科學發展中心需要經常轉移，以在適合其繼續生長、發展的地區立足。

而在中國等大河農業文明之內，能夠長期生存、發展的，主要限於適合王朝或者社會實用目標的科技，或者能夠為社會大眾所認識、認同的那些觀念。

讀完此書，感覺科學就是促使我們用更簡單的方式更好地理解世界。西方偏重於以宇宙或上帝為中心，而中國好像更以治理國家為中心，因此西方發展出現代科學，而中國更偏重於技術或者術。

蘇格拉底說過：「我唯一知道的事，就是我一無所知。」通過此書感覺自己唯一懂得的事情，就是沒有一件事情我們能完全明白。這也可能是 「生命本無意義，所以才會努力在過程中尋找意義」的註腳吧。

最後，重複一遍本書作者在序言中提到的科技史家懷特的觀點：「當然，歷史解釋絕少像撞球的碰撞那樣，是關乎狹義原因的事情。它往往更像是在所需要解釋的事實周圍積聚其他事實，以使後者的光芒逐漸照亮前者。最後史學家就會感到，他所關注的主要事實變得可以理解了。」

以此作為本讀書筆記的結尾。

《醫生的修鍊：在不完美中探索行醫的真相》，【美】阿圖.葛文德 著，王一方 主編，歐冶 譯，浙江人民出版社

讀友：呵

時間：2017年9月6日

讀書感想：摘錄一小段美國醫生對於醫療的部分看法。

公眾認為醫療過失是某些醫生的不稱職造成的，律師和媒體也這樣想，但實際上並非完全如此。

醫療過失其實經常發生，而且每個醫生都有可能出現過失，只是我們很少能親眼看到醫療過失的發生，因此常常產生誤解。錯誤發生了，我們情願認為它們是異常的。

最重要的問題不是如何避免差醫生傷害病人，而是如何保證好醫生不去傷害病人。

醫療過失的發生率不會因為醫療官司的存在而減少。那些提出醫療過失訴訟的病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確實是醫療過失的受害人。而醫療官司最終能否打贏，主要取決於原告病人的狀況有多慘，而並非這個結果是不是由醫療過失所造成的。

有關醫療官司，更深一層的問題是，若把過失放大化，將其視為不可饒恕的問題，那麼醫生當然會拒絕公開承認和討論這個問題。這種扭曲的制度造成了醫生和病人間的敵對關係。

討論會的意義在於使醫生以「正確」的態度面對錯誤，不懷疑自己，也不否認一切。如果是可以避免的傷害，主任會問：「你有沒有想過還能怎麼做？」你不能用「只能這樣」「別無他法」來搪塞。

因此，討論會實在是一種極其複雜又非常人性化的機制。在會議討論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心得：避免錯誤要運用意志力，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時時留心各方面的信息，預料到每一個環節可能出錯的地方，防患於未然。出錯並非不可饒恕，重要的是從中吸取教訓。

我們所有人都一樣，生病的時候，都是醫生掌控著我們的性命，而醫生通常是不完美的，他們也有可能犯錯。醫生的判斷有時是錯誤的，有時是經不起考驗的。有時醫生其實知道應該怎麼做，卻總是力不從心。

他在書中對醫生決定一切的傳統做法提出了質疑與批判。凱茨醫生認為病人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不做什麼，而且這也應該由病人自己來決定。

有個醫生說：「如果連醫生都難以決定哪一種療法對病人更好的話，病人又怎麼選擇得了呢？」但是，正如凱茨在書中說的，醫療決定牽涉到的不只是技術層面，還有病人的個人因素。

對伊雪來說，什麼是至關重要的呢？保留乳房還是免除複發的危機？沒有一個醫生可以肯定地回答這種問題，只有伊雪自己才能給出肯定的答案。

但在這種情況下，醫生通常會加以干涉，常常不徵求病人的看法，自己就做了決定，而且這種決定常會受到金錢、職業偏見（如外科醫生比較傾向動手術）和個人愛好的影響。

1990年初，老師教導我們把病人當作有自主權、能自己做決定的人。老師嚴厲地說：「你們是為病人服務的。」然而，現在仍然有很多傳統的醫生肆意妄為，想怎麼做就怎麼做，但是他們逐漸發現，病人已經有所轉變，不再願意聽之任之。

大部分醫生都認真地把決定權交到了病人手裡，把所有可選擇的治療方法和可能發生的風險通通告訴了病人；有些醫生甚至拒絕給病人任何建議，就是擔心給出的建議會影響病人做決定。病人自己提出疑問，自己上網查找資料，自己找專家徵求意見，然後自己做決定。

行醫有行醫的藝術，生病也有生病的藝術。你生病的時候，必須保持理智，知道什麼時候該聽取別人的意見，什麼時候該表達出自己的看法；即使選擇不自己做決定，也應該向醫生問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

很多醫療倫理專家錯誤地把病人的自主權當作了醫學的規範。施耐德發現，病人最希望的並不是從醫生處獲得自主權，而是看到他們的能力，感受到他們親切的態度。

親切感通常包括尊重病人的自主權，保證他們自己做重大決定的權利，另一方面，在病人不想做決定的時候，我們要為他們承擔做決定這個沉重的責任，或是引導病人選擇正確的方向。

即使是病人自己做的決定，我們有時也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見，比如讓病人接受令他們不安的手術或治療，或是要他們放棄一些執迷不悟的想法。

現代醫學不斷發展，技術日新月異，真正的考驗已不再單單是祛除病人的病痛，而是醫生能否以將心比心的態度提供熱情親切的服務。

《歷史學宣言》，【美】喬·古爾迪【英】大衛·阿米蒂奇 著，孫岳 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讀友：周傑

時間：2017年9月7日

今天開始讀《歷史學宣言》，靜心讀編輯的引言以及世界各所知名的教授對它的評價，認真理解所謂歷史學的諸多元素，想來快速建立自己對新書的初步語境是如此重要。

讀書的時候對歷史還是很感興趣的，老師教的一些方法現今還是非常有意義的，記得當時杭州大學的歷史系也是很有名氣的。

浙中時高中老師是北大歷史系畢業的，上課很儒雅，不帶書，但對教材爛熟，精確到每一頁每一段，毛選非常精通，語錄精準到頁和段落，還有中心重點詞。時過二十多年，想來景仰欽佩猶在。

今日的歷史學習似乎沒有那個年代重視，學生之間的方法論教學孱弱了，更多是初步的記憶，識記。中學教學有些邊緣化，想來也是可惜的。

大衛·阿米蒂奇和喬·古爾迪重新提出恢復歷史學的長時段和序列意識，不再囿於「短期主義」的微觀史研究。呼籲史學加大對公民生活的介入，突出歷史對公眾的價值和有用性。

歷史需要關注長時間的大問題，肩負著道德責任，尤其是為當今時代人類面臨的困境提供亟需的洞察視野。而這樣的使命在「短期主義」中就缺乏時間的維度了。

兩位作者希望目前呈碎片化的史學及時轉向，積極承擔自身的公共責任，甚至以某種富有道德的烏托邦界去應對困擾當今時代的重大問題，如社會不公、氣候問題。

以長時段的維度，在當下大數據的時代里，解讀大問題。在人類數字化和全球化的節奏中。把史學置於批判性問題解決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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