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用三十三年回答胡蘭成之問

朱天心。 資料圖

法治周末記者 武傑

1979年，朱天心第一次踏足京都，為了探望從台灣返回日本的胡蘭成。那時，已經在台灣文學界佔有一席之位的朱天心還是一個年輕的大學生。

此後，朱天心常常跟隨家人、好友一同遊覽此地，熟悉到可以做「遙控導遊」。2013年，當朱天心準備寫一本關於京都的書時，距離第一次到京都，櫻花已開過33次了。

《三十三年夢》不是一本遊記，更像是朱天心的個人輕型回憶錄。她把京都當作時間寄物膠囊，把友人寄放於此。裡面有父親朱西寧、姐姐朱天文、丈夫唐諾等家人，也有老師胡蘭成，更有侯孝賢、詹宏志、張大春、丁亞民、焦雄屏、駱以軍等好友。

這書整整寫了33年，「最簡單講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一個台灣作家透過她的生活、誠實和價值，展現、捕捉或者想像當時台灣的一個精神面貌」。對於《三十三年夢》，朱天心如是說。

京都是出逃，台北是人生的戰場

1977年，19歲的朱天心出版了《擊壤歌——北一女三年記》，講述了一群17歲高中生的無憂生活。這樣一部青春洋溢的小說讓朱天心一舉成名，出版頭5年在台灣銷量便達到二三十萬冊，而後多次再版，是台灣好幾代青年的「青春聖經」。

朱天心的姐姐，同為作家、亦是導演侯孝賢御用編劇的朱天文因此稱她為「印鈔機」。胡蘭成的欣賞更加直白：「自李白以來千有餘年，卻有一位朱天心寫的《擊壤歌》。」

當時，胡蘭成把《擊壤歌》比作《紅樓夢》的前八十回，大觀園裡不知外界世事，天真爛漫。但是胡蘭成並沒有把她當作小孩子一樣，保護這種天真的赤誠，而是嚴厲地詢問：你們這樣人世不知，面對未來充滿幻想的十六七歲，將來都會變成碌碌庸俗的平常人，二三十年甚至更久以後，你們談論什麼，你怎麼寫他們，是存其真還是假裝沒看到，你要怎麼寫後四十回？

當時的朱天心「超不服氣，這八十回都還沒過夠，沒辦法去思考」。但她一直把這件事放在心裡，也一直不敢回應。如今，朱天心在整整40年後交出了後四十回，「逃不是辦法，多年後再寫這些的時候，我決定保留真實，把這個當成最高的一個目標，會勝過其他的」。

朱天心將大半生的故事落在了京都，而不是倫敦或者其他什麼地方，除去路途方便、經費的考慮，更多是因為日本人將他們的歷史遺迹、文化、美術、種種建築保持得非常好，那裡使她的記憶永遠都有依憑之地。

從第一次胡蘭成老師帶著她們在京都行走，到朱天心推著嬰兒車裡的孩子，帶著父母親同行，再到後來與好朋友同行，朱天心說：「那好像是一個化石城，或者是鬼影重重的地方，我每次走在京都的地方几乎看得到自己各個階段，我甚至好像可以看得到胡蘭成穿著長袍的身影，看到還在人世的爸媽的盛年……好像每去一次，這些回憶都可以同時湧現。所以，一去再去。」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如果翻看書中的內容，便可發現裡面真正關懷的其實是朱天心愛恨交加的台北市，「我把我個人在場的、在台灣的幾十年中看到的、我想到的、我記下來的、非說不可的東西都打包好」。如同作家蔣韻在「八十年代，我們的文學回憶」沙龍上所說：「一開始讀《三十三年夢》的時候，我覺得是寫京都，京都好像是天心的一個儲物櫃，後來我讀到三分之二的時候，我有了一個感覺，我覺得這個33年寫的不是一個城市，是兩個城市，寫的是京都和台北。如果沒有台北的話，京都是沒有意義的。京都是一種自由的出逃，台北是人生的戰場。」

朱天心的丈夫，作家、評論家唐諾也認為，「以天心對京都的了解，若是寫成旅遊書一定更暢銷，但是這顯然不是《三十三年夢》書寫的目的」。

她在台北作為外省人的遭遇，她在台北作為一個作家的感受，她在台北為弱勢群體發聲的經歷，她在台北的朋友、甚至她在台北的貓貓狗狗，才是《三十三年夢》的核心。

她有一種強悍的敏感

在台灣，對這本書，朱天心也看到很多人的批評，他們覺得這是個恐怖的四十回，把前面的都給砸毀了。儘管她說「如果我意識到這是個回憶錄，可能不會這麼吃喝玩樂地寫掉」，但是真實的寫作應該不會因為在台灣引起的熱議而改變。

朱天心說話的時候帶有台灣人口音里特有的溫軟，談話的時候親切認真地望著你，溫柔的樣子常常迷惑眾人，讓人忘卻這是一個個性剛烈的、內心充滿熱情的人。作家阿城說朱天心是陽氣的，有眼裡揉不得沙子的氣質，這造成她有一種強悍的敏感。

彷彿為了坐實外界的評價，朱天心在書中毫不避諱地說，同為胡蘭成學生的仙枝，好名好利；她也不介意點名台灣畫家、詩人與作家蔣勛曾經聽過胡蘭成的易經和禪宗。對著記者提起仙枝，朱天心下定決心一般地改變了姿勢，靠在椅子上仰著頭說：「我覺得其實她當年就不是很認真，也不在意胡老師在意的那一塊兒，所以沒錯，我就是幫大家打預防針，仙枝不是你們想的那個樣子，所以你們別去訪問她了，我覺得我真的是有這樣一個私心在。」末尾的聲音越變越急，輕聲喊了出來。

有朋友提醒，這本書怕是要得罪很多人。也有媒體曾經問過，有當事人來找嗎？朱天心答，沒有音信，可能因為皆已絕交。「寫下過往，對我而言是一種交代，避免和稀泥，把事情說清楚，也遂行自己的價值。」

據說，在這之前，總有熱心的共同朋友，想擺桌酒席讓他們一笑泯恩仇，但朱天心形容這些關係如怨偶，既然價值觀相距甚遠，不如就此分手。

就像朱天心一貫的寫作風格，她總是扮演揭穿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她並不是唯一看到的，但是卻因為個性和衝動要說出來，即使會讓大家掃興，即使會使得自己失去朋友。

她從來不閃，頭破血流也要衝過去

朱天心出書的頻率很低，可能好幾年，甚至5年、10年才有一部新作面世，《南都一望》更是寫了好多年還沒有完成。

朱天心說《三十三年夢》其實是「疏壓」，疏解在寫《南都一望》時，人物還沒有活過來，便常常著急著把自己的想法塞到人物的嘴裡，「其實這是犯大忌，所以《三十三年夢》是用自己的形式把我存在、我看到、我覺得的東西打個包，放在一個寄物櫃裡頭，就像清理戰場，然後輕車簡行，讓《南都一望》里的該是什麼人就說什麼話，不是各個都是哲學家、革命家」。

另一個原因則是朱天心的女兒謝海盟，「我還不習慣說兒子，也知道不該說女兒」。謝海盟是女同性戀者，朱天心偶爾把同住一室的女兒稱為室友。「我開始寫的時候，盟盟跟我冷戰3年。2013年年初，她跟著侯孝賢拍《聶隱娘》，在京都，我去探班。我心存僥倖，覺得在充滿回憶的地方見，她可能會理我吧。但是她依然不理我，還是冷戰中。回來的時候，我就決定把這些覺得很珍貴的記憶寫下來。」

朱天心的寫作就是這樣，即使很多人都知道她在寫《南都一望》，但是寫不下去的時候，便坦誠「被困住了」。她說，這是「不寫的自由」。

姐姐朱天文說，朱天心的《擊壤歌》當年有很多少年都喜歡讀，經常寫信來表達崇拜之情。這情形很像現在的偶像作家。出版社也希望朱天心能夠藉機多寫些類似的東西，但是20歲的她便有了不同的選擇。「那時候我第一次清楚地說，我不要被讀者綁架。即便那是很甜蜜的綁架。某方面要離開人群，離開人群才能看得清楚。置身其中，看到的是後腦勺。站在外面，能看到人群的走向。其實你觀察的還是人，只是站在不同的位置。」

朱天心在書中寫到：我很感激學生時代的兩次獲獎和30歲出頭因《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而獲獎，其獎金都為我換得了一份「不寫的自由」。

「同樣的閱人閱事，我與同一屋檐下已經寫作大半輩子的父親朱西寧以及已經早一兩年開始寫作的姐姐朱天文，是大不同的。父親最寬容，姐姐也跟父親很像，她多了一層玫瑰石粉紅的濾鏡。但因為年紀比較輕，她也比父親多了一閃冷臉的劍光。而我簡直是黑白判然的太極圖像。」朱天心曾經如此評價一家三位寫作者。

病癒不久的阿城專門趕到「八十年代，我們的文學回憶」沙龍現場，也許正像他說的，他欣賞唐諾、朱天心夫婦二人的人格和文格，不繞，「她從來不閃，頭破血流也要衝過去」。

朱家的文學客廳

提起朱天心，很難繞過她的文學世家。父親朱西寧是作家，母親是日文翻譯家劉慕沙，胡蘭成是啟蒙老師。姐姐朱天文被稱為「寫匠」、著名小說家和編劇，妹妹朱天衣也曾寫作。結婚以後，她的丈夫唐諾是作家、評論家，甚至女兒海盟也愛寫作。

因此，朱家也就成了許多文人寫作者的聚集地。

小說家季季曾寫過一篇《朱家餐廳俱樂部》描述朱家的場景。不少文友並沒事先說來，想來就來。尤其是假日，朱家客廳常常走了一批又來一批。朱西寧手握煙斗與文友聊天時，慕沙就在廚房洗洗切切，不停地埋頭做菜……然而文友們視他家客廳如自家客廳，視他家餐廳如自家餐廳。

有些人周日還沒走，便跟著朱家人一起去教堂做禮拜。奉獻口袋傳到大家面前的時候，朱先生怕窮學生身上沒錢，事先準備好十元的鈔票，一人發一張，讓大家不至於伸不出手臉紅。冬天天冷，便去租了棉被給這些談論文學或者僅僅是蹭吃蹭喝的友人。

作家楊照特地為《三十三年夢》寫了序言，那時候楊照也是朱家的常客。阿城在為朱天心的《古城》寫序時也提到，「(朱家)在世界上是少見的，如果沒人能舉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說這在世界上是僅見的……我有時在朱家坐著，看著他們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為朱家有一股子傲氣(他們實在有傲氣的本錢)，就錯了，樸素、幽默、隨意、正直，是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對於朱天心來說，他們整日聚集在自己家中說些什麼並不能確切地知道，但是看到那些人在自己家的客廳里認真地爭執，甚至爭執到翻臉，讓年幼的朱天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原來文學可以這樣六親不認，可以讓這麼好的朋友，這樣吵到後來交惡、絕交，原來文學是一個這麼激烈的事情，絕對不僅僅是一個很優美、斯文、風花雪月的事」。

朱天心和朱天文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創辦了「三三集刊」，朱家的客廳又成了這批年輕人的俱樂部。

一家子作家，朱天心認為並非血緣，而是家中的環境。從小她們就看到父親最重要的時間、心力、精神都在念文學。朱西寧白天有工作，晚上才有一點點時間，所以半夜她們去上廁所，永遠看到他在伏案寫東西，他的黃金盛年是這樣的，他離世前還是這樣。

而更重要的是，父母沒有限制，對孩子敞開書櫃。父母從來沒有鼓勵或反對她看哪種書，全讓她自己去嘗試和摸索。年幼的朱天心不僅看瓊瑤、張愛玲、白先勇，也看《洛麗塔》。當12歲的她說自己也能寫出《洛麗塔》的時候，父母也沒有問她到底看懂了什麼。

而胡蘭成即使到了日本，也還是會常常寫信給朱家姐妹，關注、點評她們的作品，希望她們有更大的關懷，不只關注文學，也不只以文學的方式。

正是如此，朱天心才不僅僅是一個小說家，而是更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信念和勇氣。

責任編輯：高恆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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