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經》學語言藝術：詩的生命 不該只優雅在傳統里

《詩經》是中國詩、樂、舞等眾多藝術形式的源頭，意義深遠，堪稱中國文化之源。

而今天我們更多地是把它當作一種經典的文學形式。之所以經典，是因為後世常常從其中「引經據典」、「子曰詩云」。

它的語言範式，規整而科學；它的語言技巧，自然而藝術。

連電影《天下無賊》也曾引用過《詩經·黍離》中的名言，小偷黎叔感慨：「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除卻搞笑，這其實也顯出了詩的真正生命力——「不學詩，無以言」，不學《詩經》，就無法對話。

在周代，上層社會之間往來酬和、應酬交流，就是常常引用詩中的文辭，那是《詩經》最輝煌的時代，也是一個最風雅的時代。

如今人們說話雖不必如此刻板，但始終未變的是詩的本質屬性：詩的表達，就是真情實感的表達，並且是情感思想最經典的表達。所以詩的生命不該只停留在紙張上，不該只優雅在傳統里，更可鮮活在日常的語言里。

在《詩經》的表達方式里，藏著中國人從古至今、適用千年的語言技巧。

賦：直抒胸臆的語言藝術

「賦、比、興」的表現方法，是《詩經》對後世語言文學最大的影響。

所謂賦，就是鋪陳直敘，把事物、思想、情感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賦的本質，是直抒胸臆的藝術，這也本該是我們生活中最常用、最習慣的語言形式。

但是，連這樣最基本的一種語言方式，我們都已在逐漸喪失了。

面對上司，員工不敢說「請您對我的說話態度好一點，我也有尊嚴」；

面對工作，職員不敢說「我不想加班，不願意被工作霸佔了休息時間」；

面對客戶，服務人員也不敢說「請您對我多一些尊重，不要呼來喝去」；

面對酒客，陪客的年輕人也不敢說「我不想喝酒晚歸，家人會擔心」。

但早在最注重禮樂的《詩經》時代，一篇《何人斯》都明確表達出了自己清朗乾坤般的態度：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

詩里直率地指出：這個人心艱難測，我要與他絕交。

《何人斯》是一首與同事絕交詩，義正言辭、氣勢如虹的措辭，讓人感受到與當今這個曖昧時代截然不同的磊磊風骨。

惡其人、絕其交，痛其心、斥其行，不與為伍就坦坦蕩蕩昭告天下。

絕交書，交待出了一份光明磊落的君子風範。

「君子周而不比」，《何人斯》傳達給我們一種乾淨利落的處世態度——我有權利簡單，以及一種適宜當今高速時代的語言標準：準確、高效、不曖昧。

比：形象有效的語言藝術

「比」就是打比方，「比者，比方於物」，是詩中最常用的一種手法。

當敘述顯得無力，比喻就變得直觀；當敘述顯得蒼白，比喻就變得生動。

打比方，這在我們日常表述中，也是最形象、最易懂的一種語言傳播方式。

《常棣》一詩中就說：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常棣花，兩三朵為一綴，所以「常棣」用來比喻兄弟。

這首詩告訴人們，「兄弟鬩於牆，外御其務」，兄弟在家可以爭吵，遇上外侮要共同抵抗。

又說：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在家和妻子兒女和睦相處，如同琴瑟和諧——這是更為明顯的「比」了，如此的比喻，讓人理解得深透、形象。

在團隊中，領導者正可以用此詩的寓意來鼓勵和要求員工：

同事為朋、同仁為友，海內知己、親如骨肉。對內可各抒己見、甚至如議會上爭執不休、各不讓步，那是思想火花的碰撞；但是對外必須共同代表公司形象，要彼此合作、互相扶持。

興：烘托氛圍的語言藝術

「興」相對來講最不好理解，「興者，托物於事」，就是先言他物、再引出所要表達的真實內容。

如電影的一個長鏡頭，先拍籠天罩地的濛濛細雨、黯黯天際，再將鏡頭轉到一個落寞的人身上，開始一個憂鬱的故事。

再如，《關雎》開篇就是典型的起興，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鳥類恩愛之景，轉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人類思慕之情上。

「興」是一種鋪墊，得以讓後面的表達更為流暢、自然。

其中《鹿鳴》是非常值得今天人們學習的一篇詩章：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詩中以鹿鳴食蘋，興起了賓主相歡的和諧氣氛。

主人宴請客人，賓主盡歡，適得其所，主以客為榮，客以主為貴，正好用鹿鳴的祥和之音作為起興。「鹿鳴食野草，以興君燕（宴）群臣。」

「興」比之前的「賦」、「比」更具藝術性，因為對於「興」的合理運用，需要有善感的心靈、有發現美的眼睛。

這就尤其需要對大自然、對外部世界、對方方面面的事物加以關注、思考，才能有高品質的生命感受，進而轉化為高品質的語言表達。

曾有調查顯示：辭彙量與個人的社會地位成正比。其實這就表明了，語言藝術，是決定個人發展的重要因素。

《詩經》的產生年代也許離我們已經久遠，但《詩經》的語言藝術、表達思維離我們並不遙遠，在今天，國人依然深受它的影響，並且都習以為常地適用著、接受著《詩經》的語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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