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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華:回憶郁達夫一些小事情

郁達夫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很多人試圖從小說中去了解他,往往會誤以為他是一個抑鬱的、神經質的人,因而也給人造成了「頹廢」的印象。那麼,我們就來看一看與郁達夫有過交往的名人吧,在他們的筆下,郁達夫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我們耐心地讀下去,就會發現真實的郁達夫其實是很可愛、很生活化,他就像我們身邊的一個普通人,隨和而親近,郁達夫小說中的「我」只是小說中人物而已。

專欄

【名人筆下的郁達夫】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郁達夫《懷魯迅》

回憶郁達夫一些小事情

凌叔華

僅三四年來,大約是因為知識階級已得到平反,祖國的出版事業忽然熱鬧起來,四面八方尋找可重印的書籍。遠居英國無甚聲明的我,也忽然收到不少催稿書信,大多是請我幫忙寫紀念某某作家的文章,看來我如不做理會便成了不識抬舉了。

郁達夫是我敬愛的一個作家。我常想他的文章,感情充沛認真的寫出來,是很可佩服的,他為國犧牲的忠誠更是前人不及的(一九五五—一九六零年間我在南洋大學裡執教近代文學,此事我在南洋青年的口述中知道不少)。現在有些書店封我做五四運動健將,我呢,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其實,郁達夫才是五四運動健將。

在五四運動當時,我正在初級女子師範讀書,那些同學大都是家裡困窮,把女兒送出去學一門手藝,二三年後,可以畢業教教小學。我家裡並不是要我教書掙錢,但我母親卻是極希望我可以早早讀好了書,免得她要向父親請求付出大筆學費,讓其他姨太太譏笑:「女兒要考女狀元呢!」

我母親雖然沒上過新式學校,但她的思想是開明的,她同情困窮的人,藐視不勞而獲的富人。不但思想上如此,且表現與日常生活上,凡是父親的困窮的遠親近友,她都格外體貼招呼,反之,勢力逼人的親友,她就遠避唯恐不及。

我頭一次讀到郁達夫在日本寫的短篇小說,是寫中國留學生的生活,第一段即寫:「袋裡無錢,心頭多恨。」我念與母親聽,她大為稱讚,她很欣賞《客途秋恨》那樣的唱本,她說:「那樣寫法,才是文學,不是無病呻吟。」

我第一次見到郁達夫是在陳師曾與齊白石宴請一個日本畫家渡邊晨敢的席上,渡邊來北京的目的是想捐些中國近代畫帶回日本出售,得款周濟中國華北旱災。他是陳師曾的日本老友,齊白石原是陳師曾的摯友,我是師曾得意門生江採的好友,所以她約了我陪她去赴席。那是我還未到二十歲,什麼事都看得很容易,當時即應允捐出我畫的山水屏風助賑。後來渡邊來信致謝,方知道那不成熟的山水畫賣的一百大洋助賑云云。

陳師曾是陳三立之子,亦是我當年最佩服的畫家。他原擅詩書畫,堪稱三絕,而且刻印也與吳昌碩齊名,那時齊白石也擅長此道,但他不敢與陳師曾相比。因陳師曾有數次代白石在日本賣畫,甚至把自己的畫收起一半,讓白石的畫全部展覽出售,這種豪舉,不但當年沒人可比,證之後人,也未再見。

從陳師曾談話中,我知道郁達夫不但是個小說家,且擅長舊詩詞,他倆談到詩詞,便語驚四座。我那時只是大學一年級學生,只知死心攻讀西洋文學,以求上進,中國詩詞像是中國古瓷器、古字畫,明知那是美好的東西,但為了中國復興的前途起見,認為那是不急之務。

不久,詩哲泰戈爾到了北京,因為燕京大學鮑貴思教授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個很想提攜後進的人,一次宴會上,她就介紹她的二三個女學生認識泰戈爾。泰戈爾原先被招待住在史家衚衕的西方公寓,徐志摩、陳西瀅是北大派去招待詩人的人。那時正是初春,陳師曾、齊白石等組織的北京畫會正式成立,但找不到地點開會,陳師曾提議到我家的大書房開會,用吃茶代替吃飯。我因陪同泰戈爾一齊到中國的蘭達·波士是印度畫家,且是藝專校長,泰戈爾極力把他介紹給我們,所以趁機也請了波士來赴畫會。還在那天招待會聽了母親提議早一日去定下百枚新鮮玫瑰老餅和百枚新鮮藤蘿花餅,另外用家中小磨磨出的杏花茶,這應節的茶點很投合詩人畫家的趣味。(二十年後,畫家波士給我來信,還巴巴的提起那天吃的茶點!)

由這一次北京畫家集會之後,陳西瀅、徐志摩、丁西林等常來我家,來時常帶一二新友來,高談闊論,近暮也不走。有時母親吩咐廚房開出便飯來,客人吃過,倒不好意思不走了。

有一回徐志摩原說要帶郁達夫來,臨時只他一人來了,原因是郁達夫的棉袍不見了,多半是被窮學生穿走了。大家也明白郁達夫的棉袍原是同事集錢合購贈送的,現在既可以隨便讓人穿走,以後誰能保證沒有他人再來穿走呢?

當時徐志摩報告這件事可是很有聲有色的,經他描繪一番,大家並不覺得郁達夫有什麼不對,只是覺得有趣而已。倒是江采聰明,她提議說:「我看你們應當到前門估衣鋪交涉一下,給他們第一件棉袍的錢,把這件袍子取回,言明萬一失掉了,讓鋪子立刻送第二件來。」

「要是第二件送到也不見了,該怎麼辦?」丁西林譏諷地說,「我看我們應該出錢連做三件,一件不見了,穿第二件,第二件不見了,穿第三件,這樣一來,便無問題了。」

「誰出錢呢?」陳西瀅問。

「當然是徐志摩了。」不記得是誰說。

志摩連忙叫道:「你們都來欺負我,我老徐不是傻瓜,惹急了會打人的,知道嗎?」

徐志摩的生氣,誰也不當一回事。據說過了一個禮拜,一個大雨的早晨,他一個人又巴巴的跑去前門估衣鋪為郁達夫買了一件棉袍,否則郁達夫連上課都不能上,天氣實在還是太冷了。

凌叔華

(1900年3月25日-1990年5月22日),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立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陳源(西瀅)的妻子,與蘇雪林、袁昌英合稱「珞珈林山三個文學朋友」(珞珈三女傑)。三人在生活中是很好的朋友,同時也都是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壇上很有名氣的女作家。 1943年,凌叔華追隨丈夫赴倫敦,在中英文化協會工作,其間曾幫助李四光擺脫英國政府阻撓回國。1946年,陳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任命為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代表,常駐法國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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