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海瑞、施世綸三個最著名的清官，為何皇帝對他們評價很一般

中國古代社會百姓最崇拜「清官」，時常會出現萬人空巷揮淚別清官的景象，更有百人撫棺、萬人送葬的場面，老百姓將清官比作「青天大老爺」、「再生父母」等。那麼在封建時代，清官就真的是好官嗎？我們以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三位清官為例，或許能說明一些問題。

第一位是北宋的包拯。在《宋史》里，有關包拯的記錄不多，只有一條。說包拯在做天長縣知縣的時候，一戶人家耕牛的舌頭被人割掉了。案子告到縣衙，包拯便讓原告殺牛，引出與他有仇的真兇來。從其他史料的記載是包拯的履歷、言論和他人的評價，從中可以看出包拯個性強烈，往好了說是銳意創新，往壞了說是特立獨行。

包拯一不怕權貴，二為民伸冤，使得「貴戚官宦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這樣的結果就是導致了人緣不好。有時，包拯甚至不顧規定和禮節，當面質問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同僚們下不了台。很明顯，這樣的清官非常的不合群。

宋仁宗對包拯的評價也很客觀：「忠鯁之言，固若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也就是說，在仁宗看來，包拯是「無害」的卻不一定是「有益」的官員。

第二位是明朝的海瑞。海瑞比起包拯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清正」更甚，也更不合群，人緣差到同僚都對他敬而遠之。他在江蘇任上被革退後，一直賦閑在家。而民間一直呼籲「海青天」能東山再起，為民做主，後來就連朝中官員也紛紛要求海瑞復出。

不過內閣首輔張居正卻對海瑞不屑一顧，他說：「應多用循吏，少用清流。」在張居正眼中，海瑞固然清廉，也很公正，但其性格孤傲，自視清高，並不具備地方行政能力，而萬曆皇帝則對海瑞更看不上眼，直接斥責他「迂憨」。結果，海瑞是復出了，但只是作為一個典型被放在了官場。

第三位是清朝的施世綸。康熙四十年（1701年），施世綸得到了康熙帝的一個評價，他在上諭中說道：「施世綸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執：百姓與生員訟，彼必庇護百姓；生員與縉紳訟，彼必庇護生員。夫處事唯求得中，豈可偏私？如施世綸者，委以錢穀之事，則相宜耳？」

康熙這個評價很實事求是，施世綸的個人操守沒有問題，絕對清廉，但是遇事偏執。康熙皇帝覺得這樣的人最好去管理錢穀糧草，卻不適合做司法工作。

我們將包拯、海瑞、施世綸進行比較，就會發現清官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性格偏激，事實上，這些清官斷案的主要依據並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即使運用法律，也是一種道德化的法律。他們都重視結果，而不重推理。

這種執法方式導致了一種結果的，包拯也好，海瑞也好，施世綸也好，他們都是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政治考慮斷案，沒有一個人依法辦事，而是依照自己的理念辦事，這就是典型的「人治」。

封建制度下的官僚集團，清廉僅僅是官員群體應該具備的基本要求，此外還有很多能力需要具備，比如行政能力、大局觀等，從朝廷的考核上說，清廉是道德考核的一部分，錢糧賦稅徵收、司法刑獄判決更為重要。

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一個務實能幹、手腕高超、顧全大局的父母官遠比一個清廉卻能力平庸或者刻薄惱人的父母官更為老百姓所接受。甚至在百姓的心中還有一種看法，作為父母官只要為民辦事，治理地方，即便是貪那麼一點點，也無傷大雅。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