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展覽回顧：四僧書畫展——八大山人

四僧的書畫藝術在明末清初獨樹一幟。但受到當時社會、政治的影響，四僧這樣的明代遺民，更甚八大這樣的明宗室遺民，生存空間十分窘迫。並不能被當時的主流階層接受，導致清代宮廷所藏的四僧作品甚少。

四僧的作品在石渠寶笈中，僅著錄了三幅半。其中兩件屬八大山人，但他的寫生冊還是因為署名「傳綮」，被當做另一個人的作品而收入。半幅是指石濤與王原祁的合作蘭竹圖，現都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四僧作品，均為1949年以後，通過政府部門調撥、文物商店收購、收藏家捐贈等形式，陸續入藏的新字型大小藏品，累計達到兩百餘件套，彌補了內府收藏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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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姓朱氏名耷，宗譜名朱托鐢。生於明天啟六年，世居南昌，宗室後裔。弱冠之年家道中落，政局激變。國毀家亡之際，攜眷棄家逃往奉新山，途中父親過世。至順治五年，八大在山中落髮為僧，此後便以明朝遺民自居。五年後，受戒於穎學敏禪師，法名傳綮。

八大一生所用字型大小繁多，有個山、個山驢、驢屋等。《清史稿》載：「朱耷，字雪箇（古體字，同個），江西人，已亦明宗室。崇禎甲申後，號八大山人，嘗為僧。」

關於「八大山人」一號有諸多解釋。陳鼎在《八大山人傳》中寫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為大，無大於我也。」張庚的《國朝畫征錄》也提到：「山人固高僧，嘗持八大人覺經，因以為號」。近人謝稚柳先生贊同張說，認為「有點根據」。

至於「八大山人」的含義，目前尚無定論。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楊新先生認為，這與他在宗譜中為第八代子孫，和小名「耷」有關。大、耷同音，取其上半，合為八大。

此外，八大在前期落款時，往往連帶一方「八還」的印章，應與其款八大山人一樣，表示歸宗延嗣，不至「斬先人祀」。類似落款與鈐印聯合成意，在八大山人的作品中也並非孤例。如落驢字款時，連帶的印章則是「字曰年」，是為驢年之意。

八大山人一生曲折，始終心懷悲憤，難離國讎家難，滿腹才學卻無能為力。壓抑內心，康熙十九年一度爆發狂疾，「初則伏地嗚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跿跔踴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巔態百出。」究其原因，也許是江西臨川縣令慕名而往，邀他面對新朝官吏，觸發了他的內心之痛，導致精神崩潰。爾後，八大回到南昌，正式還俗。

也自此獲得解脫，摒棄俗事，稱病拒絕一切無謂的糾纏。遊歷山間，寄情於書畫，以表達心中的積鬱不甘，和對故國的眷戀。所謂「墨點無多淚點多，山河仍是舊山河」。在魚、鴨、鹿等動物的創作上，也多白眼向天，借充滿倔強之氣的象徵形象，抒寫心意，寫照自我。

故宮博物院藏有八大書畫作品118件，主要以花鳥畫、山水畫、書法為主，集中於八大五十至八十歲之間。他的花鳥源自林良、徐渭等，筆墨放任恣縱，蒼勁圓秀，清逸橫生。山水則宗法董其昌，兼取黃公望、倪瓚等名家。荒寒蕭疏之景，仰塞之情溢於紙素。章法構圖險怪簡逸，盡顯孤憤堅毅之心，藝術水平高絕。

「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能成自家，狂草頗怪偉。」在長期的創作過程中，吸收而又脫胎了魏晉鍾繇、二王，乃至董其昌、王寵等人的特點，自出己意，獨具一格。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王亦旻老師提出，在八大山人晚期書法演變的過程當中，對於董其昌書法的理論，篆書以及對於晉人書風和玄學思想的感悟，在他晚期書法創作，包括風格、技法、文化內涵等方面，皆起了重要的影響，三者相互關聯，也是八大實踐董其昌書法理論的一種體現。雖然這在當時代影響不大，但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清代揚州地區書畫家群體、海派及近代齊白石等皆追躡其法。齊白石先生還曾說：「青藤、雪個願凡胎，缶老衰年別有才，我欲九泉為走狗，三家門下輪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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