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集《夜鷺》代序
將出版發行的帕瓦龍新詩集《夜鷺》
詩人梁曉明
作者簡介：
梁曉明，中國先鋒詩歌代表詩人之一。1963年生，1984年開始寫作。1987年作為創始人創立了「北回歸線」詩群，同年創辦中國先鋒同人詩刊《北回歸線》。1994年獲《人民文學》建國四十五周年詩歌獎。1985年起作品陸續被翻譯介紹到日本、德國、美國、英國、土耳其、韓國和台灣等。出版詩集《開篇》、《披髮赤足而行》和《各人》。現為《詩江南》副主編，國家一級作家。
對話帕瓦龍
有句話叫：老朋友是黃金，新朋友是白銀。我和帕瓦龍雖然認識時間並不很長，大概也就三四年，但我們的友情之光卻是金燦燦的，一片黃金的色澤。今年秋天，老帕又要出詩集了，我實在有點佩服。這些年，老帕幾乎每過一兩年，就要推出一本詩集，我曾經說要寫的慢些，但又想，詩歌的好壞，與寫作時間的快慢似乎還真的沒有什麼特別和一定的關係。坦率地說，即使是這樣快地寫作，老帕的水準真還不低，他近年來的詩歌總體是寫得越來越好，是一名令我心生敬意的詩人。
老帕這人性格沉穩、舒緩，原則上都是諸事不急。這與他身居國家單位以及與他善於思考有一定的關係。他見多識廣，又想得多，慢慢的就會覺得，著急，其實是沒有用的。人的一生，只要把自己在乎的事情努力去做好，就足夠對得起自己的生命了。
講起老帕在乎的事情，首先當然是他的攝影和他痴迷的野生鳥類。他拍鳥多年，成績斐然。我最初就在想，這鳥，是那麼好拍的？鳥是要飛的，不會停著不動讓你拍，但看老帕，身體並不瘦，略顯偉岸中有一股子福態。但當他說起一件件起早摸黑拍鳥的往事，講到站在齊大腿跟深的鄱陽湖濕地的湖水中，一站就是幾個小時等待著鳥兒的飛入鏡頭。我看著他，忽然明白了他其實是一個極有毅力和耐心的人，只要認準了，就會不舍不棄的追究到底。
然後就是寫詩，仔細論來，其實老帕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寫詩，也是當時現代新詩寫作最早的一批人。但因為後來他忙於生活，詩歌就此擱下，一直到前些年，詩歌又忽然在他的生命中醒來。這一醒來，就不得了，就不能停止，就一直幾天一首，像自己拼了命似的要從心中奔湧出來，而老帕也就想延緩也不能延緩地一首首寫了下來。
這本《夜鷺》詩集，原則上是老帕自2013年5月出版個人第一本詩集以來的第三本。儘管其間長江文藝出版社還出版過一本選集《穿過鎖孔的風》，但老帕自認為從時間延續性來講，《夜鷺》就是名副其實的個人第三本詩集。所以講老帕是一個十分嚴謹的人，當然，《夜鷺》也是一本非常有趣、有特色和有內涵的文本，它讓我再次看到一顆默默浸淫詩歌多年、由外到內再由內至外的靈魂，對於人生和自然的感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長詩《夜鷺》本身就是一首上乘之作。應該說，詩集《夜鷺》相比於老帕以前的詩歌作品，已經到了又一個完全可以獨立展示的高度。關於這本詩集的詩歌，著名詩歌評論家、詩人，浙江大學的劉翔教授會有一個全面的長文評述。所以，關於老帕具體詩歌的水準，特色，價值以及他的獨立性與中國現代詩歌之間的關係，等等，這些大家都可以在劉翔先生的文章中看到。我的這篇文章更多的是在了解老帕的角度下筆，所謂詩人，詩和人，也是不能分開。於是我就想到了一個最實在的方法，就是尋一個下午，找一涼快之處，面對面坐下喝茶抽煙，讓老帕老老實實回答我幾個問題，這樣既真實又能深入具體的展示作者自己的內心世界，對讀者，我想也一定是最有收穫的一個方法。問答如下：
梁曉明：從八十年代開始寫詩，後來停筆，後來又重新開始寫詩，中間隔了多少年？這中間沒寫的原因，主要是什麼？
帕瓦龍：我的詩歌寫作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那是一個人們思維和生存方式發生急劇轉變的年代，詩歌在經歷朦朧詩開啟一代先風後，隨著西方現代文化思潮的湧入，現代新詩的寫作無疑成了那個年代文學最熱門的傾訴形式。作為當年的一名文學青年、詩歌愛好者，確實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詩歌寫作中的，雖然幾乎沒有在任何公開刊物發表過作品，但也的確從沒影響到我對詩歌的熱愛。現在回顧起來，整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我還是埋頭寫了一批詩歌的。後來，我挑了一些把它選入了我的第一本油印集子《雨子十五首》和2013年5月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詩集《站在遠處看自己》。九十年中期至2011年，我的詩歌寫作基本停頓，即使偶有興緻寫，數量很少。這個停頓間隔有十五、六年，確切地講作為一名六零後的詩歌寫作者，我錯失了最為重要的成長和發展階段。其原因，主要是人生的一些重大變故，如工作變動、求學、生活和有了自己的家庭後，無暇顧及詩歌，工作、生存和家庭儼然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對象和肩負的責任。
直到2011年9月，我才又開始進入詩歌寫作狀態。這時，我已年屆五十，生活各方已趨於穩定，心境也已成熟而趨於淡泊，詩歌再次敞開並來到手中，使我突然明白我的生命同詩歌的情緣未了。我用詩歌來梳理自己的人生感受和生活經驗，彷彿既是上帝布置於我的命題，也如水到渠成一般的自然。知天命之年，詩歌寫作上我已經放下野心，也不和任何人比，我只同自己計效，要求自己珍惜上蒼給我留下的所剩不多的詩歌創作時間，寫一批真正對得起自己的詩歌作品。當然，我也極其希望有幸讀過我詩作的人，同樣是喜歡那些詩歌的。
梁曉明：現在你大概平均多少時間寫出一首詩？你覺得這是多了？還是正常？原因？
帕瓦龍：我不諱言我是一名多年遊離詩歌圈以外的寫作遲到者，這樣的心態，既讓我保持淡泊之心、享受詩歌寫作所帶來的純粹樂趣，也保持一份謙卑之情、奮起直追的姿態。我覺得凡事有個姿態非常重要，良好的姿態便有了良好的心態，在寫作上把自己定位於高處，努力而為之，儘力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來。我2011年9月回到詩歌寫作以來，確實寫作的速度比較快，到今年7月，我大概長長短短寫了450多首詩作。我既沒覺得多，也沒覺得少，反正覺得自己處在一個正常的狀態即可。確實，我內心存有一種詩歌寫作虧欠多年而需抓緊彌補之情，但我從不硬寫，我相信靈感和自然生成。我也從沒有算過或規定自己多少時間寫一首詩，我屬於有感覺、有狀態就寫。當然，我發現好的狀態就是在持續不斷的寫作中產生的，所以這幾年我一直信奉並堅持多寫。
梁曉明：你的詩歌注重場景、場面、這在你自己是有意識這樣做？還是無意識？你覺得這與你多年來拍攝鳥類，追蹤鳥類生活的觀察有否關係？
帕瓦龍：梁兄，你的提問總是一下點中了事物的本質、切中了要害。我詩歌寫作真正起步就是近幾年的事，而在我的詩歌朋友圈裡，你和劉翔真是看到我詩歌本身質地的兩位，讓我實在心生敬佩和感激！
我從小喜歡畫畫，小時候的夢想是當一名畫家。後來，畫家是沒當成，但從小學過畫畫的素養多少還是融入到了血液里。工作之後，我又有了另一個愛好－－攝影。攝影，我的理解是將生活和自然中的美，通過大腦的理解，再由手中的相機和鏡頭定格成一幅幅生動有趣的照片。我的攝影愛好始於九十年代初，泛濫於2000年之後，在開始比較專業的拍鳥之前，我其實花了大量精力拍人文和風光，這是一段極其重要的經歷。攝影需要一定的投入，尤其是喜歡野生鳥類攝影，對器材的專業性門檻要求還是蠻高的，從這個角度講，攝影是一項奢侈的愛好，經濟上投入以外，還要大把的時間投入，因為拍著拍著，你會不滿足一城一地的範圍，你會外出，你會去國外，發燒到一定程度，一段時間不出去，你的心就會憋不住，發癢的腳底會促使你外出旅行、採風。拍鳥，也是如此，因為隨著時間下去，西湖邊的鳥讓你拍完了，看到人家去外地、甚至國外拍回的各色各樣的鳥，你就會對你自己越來越不滿意。不停地外拍，很快就會成為你不二的選項。所以，攝影師獲取的每一幅佳作，成本是很高的。當一名優秀攝影師的投入是很大的，而我認為所有投入之中，時間是最珍貴的，因為上天給一個人的時間是有限制的。對攝影愛好，我個人還有一個比較極端的認識，那就是實實在在只當做愛好，享受攝影帶給自己視覺的美，體驗攝影過程的辛苦與歡樂。不圖回報，攝影如帶上很大的功利目的，就會變得乏味，一個人就會散發出難聞的銅臭味。
在談到攝影、拍鳥與我的詩歌關係時，我講上述一大段，不僅僅證明我是一名資深的攝影人，而且由於多年的攝影經歷、訓練，不管有意或無意，攝影的審美情趣、注重場景、畫面感的意識，還是深深地滲透到我的詩歌筆觸之中，我的語言由於這層同攝影密不可分的關係，毫無疑問影響著我的詩歌氣場、意象、情緒和內在的精神。其實，回到詩歌寫作後，我拍鳥的時間已經大為減少，要上班、要養家糊口，更不可能工作以外天天拍鳥，所以靜心寫詩既是修身養性，也是迫不得已，但我的根就在詩歌里。這裡，我還想提幾個攝影大師的名字，他們的攝影的理念至今影響著我的攝影和詩歌語言。他們是美國黑白風光大師安塞爾·亞當斯、法國紀實大師「瞬間美學」倡導者卡蒂埃·布列松和另一位法國人文大師馬克·呂布。同樣，我也痴迷一位中國攝影大師何藩先生。在我看來，他們的許多作品就是一首首凝固的詩。
於詩歌創作，我追求自然和身心的結合；追求詩歌始於氣質、終於靈魂；詩人則是靈與肉的統一，寫出好詩者必先是個好人。十多年的拍鳥經歷，不僅影響了我的世界觀，而且改變了我對大自然的理解，也深深地影響了我的詩歌寫作。從我2011年重新回到詩歌之中，我就有意地要把我對鳥類世界的認識、感知和理解帶入到我的詩歌創作之中，我尋找我作為一名鳥人和詩人的兩者契合點，力爭使我的詩歌作品明顯區別於他人。這幾年，我寫了大量關於鳥的詩歌，是與我長期拍攝鳥類並追蹤鳥的生活習性密切相關的。其實，我並非局限於單純寫鳥，而是通過它非常鮮明地闡述一種與眾不同的對生命、自然和生態的思考和感悟，來更大地喚起人類對自然、生命和動物的關愛和敬畏。
最後，我想在引用著名攝影家伊娃·魯賓斯坦的一段非常詩意的話：「拍一張照片就像在世界某處找回一部分自己」來結束回答這個問題。
梁曉明：如果我把你寫詩的眼睛和手，比喻成一雙觀察和捕捉鳥類的照相機和鏡頭，你覺得這種比喻貼切嗎？
帕瓦龍：我想這樣的比喻用在我的身上是比較貼切的。現在我回過頭來看我這幾年的詩歌創作，如果我不是一名攝影人、一名瘋狂到油門還未踩下熄火的野生鳥類攝影人，那麼我的詩歌文本里就斷然不會有大量的關於鳥的作品的存在，就不會有如攝影鏡頭收放自如的喜用場景、畫面感的詩歌語言大量湧現。所以說，把我寫詩的眼睛和手，比喻成一雙觀察和捕捉鳥類的照相機和鏡頭是完全成立的。
梁曉明：你怎麼看詩歌與你的關係？包括你的其他習性和愛好和你的關係。不妨可以類比一下。
帕瓦龍：我同詩歌結緣始於十二、三歲。七十年代末，我母親在單位兼管著機關小小的圖書室，喜歡翻連環畫的我，有一天突然見到一本《何其芳詩集》，似懂非懂地完全被那些分行、抒情、跳躍的句子迷住了，之後，這顆種子一直伴隨著我走到今天。所以我至今固執地認為，孩童時代種下的種子，不管善良或者邪惡，它真的決定著一個人將來的走向，古人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極其有道理的。從感性的角度講，詩歌與我的關係，就是精神和生命的關係。精神是生命的支柱，它決定著生命的運動和方向，所以講詩歌是崇高的，它不斷地要求我用經過生命錘鍊、大腦過濾之後的分行語言，不停地面對大千世界、人間萬象來「反觀」人生。
我的習性，你開頭已經講到一些，我大致就像你所說的。如果說有什麼補充，我只透露屬於巨蟹男的我，確如星座書上所言，我是那類十分典型的巨蟹性格，執著、戀舊、好惡分明等等，都在我身上都有充分體現。這些個人性格上的東西，我不展開多說了。但我只想說一句，一個詩人習性，和我們通常所講的人生「三觀」是一脈相承的東西，這些都將真實、暴露無遺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因為人性本身就是詩歌本質的一部分。另外，我還想說，在詩歌上我是個十分感性的人，尤如我通過拍攝風光、人文和野生鳥類的經歷來不斷反哺我的詩歌。繪畫、音樂等等，也是我十分喜歡的東西，在寫作上，毫無疑問我會融入這些元素，去豐富我的詩歌。
梁曉明：如果我問，你覺得你受影響最大的作家，或者哲學家，詩人、攝影家等，均可的話，你覺得你現在最願意受誰的影響？
帕瓦龍：作為六零後的一代，我向來認為我的文學開蒙教育是十分可憐的，我們經歷的時代，最需要播種的時候，大家都清楚當時社會經歷了一個怎樣的動蕩，所有的好書都查封了。好在唯有魯迅還活著，可以大量地讀他的文章。儘管他受盡利用，但是光環褪盡，魯迅還是魯迅，他從來就是一位真正的大先生，所以講魯迅是從小影響我最大的作家。八十年代後，西方現代哲學、文學書籍大量湧入，確實一度如饑似渴地閱讀。雖然從小學至大學，始終受正統馬克思唯物主義洗禮，但一接觸到老馬的另一位德國老鄉——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則完全被徹底征服。讀了他對生與死的哲學母題、「向死而生」的思考，有一種就恨不得立馬投其門下的衝動。為此，我曾發自內心寫過一首《相遇海德格爾》：相遇海德格爾/是在他死後十多年/一句當你無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體會生的意義/讓我第一次/對這位存在主義哲學大師/充滿觸電的驚魂/八十年代末的海德格爾/讓原本整日板著/一張意識形態臉譜的哲學/突然鮮活生動/迷上他後，我生活的姿態/似有了軌跡/我至今還常用他的/一朵花的美麗在於它曾經凋謝過/來自勉寬慰
如果選擇西方現代派詩人對我影響最大的一位，我首選是十九世紀法國最著名的詩人波德萊爾，八十年代初，讀到他的《巴黎的憂鬱》、《惡之花》，則被他的迷人腔調——孤芳自賞、自我玩味的氣質所迷惑，他在詩歌中用憂鬱、無聊、悔恨、煩惱、痛苦堆積成的「否定性人生體驗」來挖掘另一種美隱藏於「另一個世界」。我對他的痴迷，誠如他所言「也許你我終將行蹤不明，但是你該知道我曾為你動情」來概括。當然，葉芝、艾略特、勃萊、龐德、弗羅斯特等一長串名字，曾經都是我喜歡讀的詩人。
攝影家的名字，前面已講過，不重複了。
至於說我現在最願意接受誰的影響？這真的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如果我回答說我現在一直受著自己影響，是不是太傲慢和自負了？說心裡話，我這把年紀的人，心智和「三觀」都已成熟並趨向固執，所以如今，我更願意傾聽自己的聲音，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其實，走到越來越願意慢下來傾聽自己聲音這一步，同這麼多年下來，波德萊爾和剛才一長串名字的先輩大師的影響休戚相關，是他們的著作長期滋潤著我的成長。
以上就是我和詩人帕瓦龍的一個對話，相信讀者讀到這裡，一定會覺得這比僅僅是由我來寫，要得到的更多，對帕瓦龍的了解也會更多。我想這樣，就足夠了。
2017年7月25日
對話中的帕瓦龍
已經出版的帕瓦龍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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