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很多事從來沒有成功過，焚書是其中之一

哪裡燒書，哪裡接著就會把人也扔進火堆。

——海涅

1933 年 5 月 10 日，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寫信給他的好友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在信的開頭，他寫道：

我忠誠的朋友啊，我給你寫回信的今天，是 5 月 10 日，一個光榮的日子，因為我的作品將在柏林被放上柴堆焚燒，地點位於我曾在千人面前發表過關於你的演說的廣場上。……沒有一個德國作家發起抗議，抗議對韋費爾、瓦塞爾曼、施尼茨勒以及對我所處的火刑！沒有一個人！一個人都沒有！

茨威格在字裡行間表現出來的驚懼與錯愕溢於言表，

「我還是同樣的人，和 14 天前一樣的那個作家，從那以後我沒有發表過一行字。而且，從那以後起，因為我的名字列在那個18歲可笑的小丑的名單上，沒有人敢再冒險跟我說：『親愛的朋友，你好嗎？』」

這已經不是茨威格的作品第一次遭到焚毀。1933 年 4 月 28 日，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就從巴黎寫信給身在薩爾茨堡的茨威格，告誡他要當心最近的「騷動」，並且告訴他，「您的書在布雷斯勞（Breslau）被焚毀」。信中提到了一份「德國學生組織的宣告」。

斯蒂芬·茨威格

然而在茨威格眼中，納粹針對的只是那些明顯的政敵、左派人士、共產黨人和激進運動的鼓吹者，如果一個人——像他自己這樣——安靜、本分、管好自己的嘴巴，那麼到最後總會有某種理智降臨，帶來某種對大家都好的妥協局面。

但是茨威格搞錯了，發起焚書運動的主力軍不是納粹官方，而是各個大學的在校學生。1933 年希特勒政府上台，短短三個月內加入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即納粹黨）的人數就突破了 150 萬。為了防止所有國民都變成納粹黨員而削弱黨的重要性，1933 年 5 月開始，希特勒下令緊急暫停新黨員的招募工作。

但是另一方面，新政權在推行具體政策的時候卻並非一帆風順。1933 年 4 月 1 日首次針對猶太人的迫害行動就以失敗告終。猶太商店的營收收繳到中央的為數寥寥，人民的反應大部分是負面的。所以納粹當局調整步調，決定近期不再籌劃類似的正面反猶行動，而是通過集會、公共演講、燈會與火炬遊行，用不那麼引人注目的措施將猶太人慢慢排擠出主流的社會體系。

1933 年 5 月 1 日，柏林的青年團成員。

焚書運動的構想來自「德國大學生組織」（DSt）。早在魏瑪共和時期，德國的大學中就瀰漫著民族沙文主義的氣氛，反猶排外的論調甚囂塵上。1931 年，「德國大學生組織」經過民主投票，正式由「納粹德國大學生聯盟」（NSDStB）直接領導。1933 年 3 月，當政府方面成立「帝國國民宣傳教育部」時，大學生們便緊跟其步伐成立了「德國大學生新聞宣傳總部」。在「宣傳總部」 4 月 6 日刊發的「 1 號通函」上，第二條便是「宣傳部組織第一個牽涉全體學生會與德國公辦單位的活動，為期四個星期，1933 年 4 月 12 日開始，5 月 10 日結束。活動詳細內容後續公布。」

在「宣傳總部」的第二份「通函」上，更為細緻地列出了四條具體措施：

第一，「由於世界猶太文化對德國的敵意，德國高等學校學生會組織將公開焚燒猶太書籍」。

第二，所有的大學生都有責任清理周邊熟悉的人的書架。

第三，學生會的「責任」是將所有圖書館或書店，從「那種書籍」里「解放出來」。

第四，每個人在自己的影響範圍內，都要「放膽進行教育活動」。

通知下達到每個大學。德國的大學裡沒有人抗議。

學生沒有，教授也沒有。

1933 年，當街焚書的群眾

民族沙文主義的浪潮並不限於大學校園，雖然學生年輕氣盛、敢領風氣之先，但顯然並不是唯有他們才自以為擔負著國家的文化使命。德書商會也早就躍躍欲試，4 月 12 日商會發布《德書商會實時議案》，宣稱「德書商會支持民族主義提升，為達目標極力配合，並將意願付諸行動。」

一個月後，這些「德意志文化捍衛者」翹首以盼的焚書名單公布了第一批作者名單，三天後的 5 月 16 日，長達 131 個名字的長名單正式發布。這份名單是納粹德國禁毀書籍的基本依據。名單上包括 94 位德語作家和 37 位外語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約瑟夫·羅特、托馬斯·曼、布萊希特、埃里希·雷馬克、海明威……

1933 年，學生當街焚書

美國記者伯查爾以柏林焚書為主線，記錄了這場蔓延全德的焚書運動。他這樣寫道：「在絕大多數德國大學城裡，那些激情昂揚的學生激進分子們正舉行焚書儀式，燒毀那些體現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學書籍，小冊子，函件和記錄。伴隨著這一行動的是火把遊行，軍樂和大喊大叫的愛國演講——其熱鬧程度遠遠超過英格蘭福克斯節（每年 11 月 5 日）。 在德國，有大約30所大學，起碼每州一個。每所大學都應點燃自己的大火，但在科隆、海德堡和其它一些地方的焚書儀式被推遲到下個星期舉行。」

據記載，當時在倍倍爾廣場一帶竟然聚集了四萬人，而在菩提樹下大道上，又聚集了幾萬人，學生們手持火把，護送著裝滿書的車子經過，有卡車，也有私家車，此外，還有五千人的遊行隊伍。他們「用圓木頭交叉堆起了一個長寬 12 英尺，高 5 英尺的柴垛」，遊行者經過時，就將火把扔進去，待大火燃起，就開始焚燒書籍。

現場還有學生代表發言，表示同學們來到這裡是為了燒毀那些「可能瓦解民族運動的『非德意志』的書和文件」，他還相信從此之後，「德國文學一定會純潔起來」。

1938年4月30日，奧地利薩爾茨堡的 Buecherverbrennung，納粹青年團成員在焚燒書籍。公開焚書在納粹德國是常見的活動，他們斥責這些書是非德國的或者猶太馬克思主義的。美聯社照片。

在燒書過程中，他們還會高喊作者的名字，比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歪曲我們的歷史，詆毀歷史上的偉人」，比如「埃米爾·路德維希——進行文學欺騙和背叛德國」，比如「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貶低德國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愛國理想」……這些書之所以成為禁書，或是因為它們的作者是猶太人，或是因為它們揭露極權罪惡，或是因為它們反戰。

是誰擬定了這份決定無數作家日後命運的焚書名單？

他叫沃夫岡·赫爾曼，1933 年的時候，據他自己的描述，「是一個 29 歲營養不良的病夫，徒增父母的負擔」。1929 年，沃夫岡在慕尼黑大學完成近代歷史的學業之後，到布雷斯勞市立圖書館任職。當時，他就已經發表了不少關於德意志民族主義的言論，攻擊「被自由與共產意識污染」的圖書館，反對「購買納粹刊物擺在市立圖書館閱覽室」的猶太負責人。

然而要沃夫岡一個人對整個焚書運動負責，是不公平的，並且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是錯的。這個可憐的圖書館員早年還寫過文章，直接批評日後的「元首」所寫的自傳《我的奮鬥》，「希特勒寫的自傳是最具權威性的資料來源。但它完全沒有思想上的創見，在理論上也沒有成熟的想法。」

如果說對「元首」著作的指摘恰好證明了這個文弱書生缺乏長遠的政治眼光，那麼另一個事實恰好又坐實了他的微不足道，向我們展現了這個原本的無名小卒是怎麼在不經意間登上了納粹沉船的桅杆，又在一瞬間墜到歷史的漩渦之中的。1933 年四五月間，沃夫岡擬定的「純文學」黑名單包括「一般」、「藝術」和「歷史」等條目，在黑名單的前言中，他「很得體地」解釋道：「本名單上列出的所有書名和作者，務必在肅清公共圖書館行動中將之掃除。這些作品是否應該徹底銷毀，該清除到什麼程度，視新的好作品需要多少空間而定。」

1933 年 9 月，焚書事件 4 個多月之後，在戈培爾的指導下，納粹德國成立了德國文化協會，下轄美術協會、音樂協會、戲劇系會、文學協會、新聞協會、廣播協會、電影協會……實現了文化的全盤納粹化。

根據這段話來看，沃夫岡擬定的名單原本只是給圖書館禁書用的，甚至很有可能只是一份出自個人品味和好惡的淘汰書單，除舊迎新，以此為國家圖書館騰挪出更多館藏空間。但是被民族主義沖昏頭的大學生卻如獲至寶，以之為焚書行動的根本依據。新成立的國民宣傳教育部也樂得有這樣的「誤會」，部長戈培爾此時的權力根基尚不穩固，容不得有什麼行動上的閃失。由於 4 月初迫害猶太人的行動收效不佳，政府當局對焚書的態度有所保留，擔心又一次在外國觀察者和國內民眾的面前下不來台。

到頭來，整場焚書運動不過是一場人為製造的混亂，但帶給那些作家的，卻是真切的傷害。正如貧民出身的約瑟夫·羅特寫給茨威格的信中所言：

先不看私人方面——我們的文學和物質的存在都被毀滅了——整個局勢在往新的戰爭移動。我們的生活再沒有光明。讓野蠻人執政，這點是成功了。不要再心存幻想。恐怖統治即將來臨。

所幸的是，世界上有很多事從來沒有成功過，焚書便是其中之一。

為警示 1933 年 5 月 10 日發生的焚書事件。1995 年，由以色列藝術家米夏·烏爾曼設計的「空書架」建成於德國倍倍爾廣場。其中 32 個書架恰恰能放當年被焚的兩萬多本書。

空書架旁邊，刻有海涅名言：「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dort wo man Bücher verbrennt, verbrennt man amEnde auch Menschen. Heinrich Heine 1820（哪裡燒書，哪裡接著就會把人也扔進火堆。海涅，1820）」

1976 年，記者于爾根·澤爾克在《星》周刊上發表了焚書倖存作家的專訪。讀者中有一位 46 歲男子，他是屬於戰後一代的德國人，他還清楚記得 1945 年 3 月的一天，父親把他叫到身邊，告訴他德國在戰爭中即將面臨的失敗。戰爭結束後，父親自殺了，而他原先的世界觀也整個被顛倒了過來。那個時刻，在那個時代，在格奧爾格·P·薩爾茨曼的生命里，他所相信的一切，幾乎全部瓦解。

然而關於焚書作家的訪談改變了薩爾茨曼後半生的主題。從那時起，他便利用閑暇的每一分鐘，搜集整理了一個自己的收藏庫，三十年來已經搜集了 12,500 冊焚書作家的作品，涵蓋焚書名單上的 90 位作家。「每一本書都有一個故事，」薩爾茨曼說，「我並沒有把所有的故事都記載下來。我必須要敘述這些故事，每一本書自己的故事。」

德國卡塞爾文獻展上的 The Parthenon of Books（書之帕特農神廟）：德國卡塞爾市的弗雷德里希廣場上，阿根廷藝術家 Marta Minujín 的大型裝置、 10 萬本書搭成的「帕特農神廟」。這 10 萬本書來自世界各地人們的自發捐贈，其中許多書籍曾是禁書，但如今已被解禁，而一些書籍至今仍被禁止在一些國家傳播。這座禁書之殿所在的地點也是 1933 年焚書場所之一。（詳見今日二條）

德國文學批評家、傳記作家福爾克爾·魏德曼也是抱著同樣的心意，搜集整理了那些曾在人類歷史的灰暗瞬間中被付之一炬的作家作品。這些作品不見於圖書館，只能通過古舊書店和互聯網來尋覓。在他的《焚書之書》中，福爾克爾的話聽上去似曾相識，「這裡的每一本書都是一個英雄典範，是一個小小的勝利以及一次反抗的證明。每一本都是倖存者，原本已經應該被銷毀，卻仍頑強存在著。」

畢竟，世上有很多事從來沒有成功過，也註定不會成功。

一部整理記錄德國納粹「焚書事件」中

被焚書作家作品及生平的傳記作品

《焚書之書》

【德】福爾克爾·魏德曼 著 宋淑明 譯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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