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興華兩碗紅燒肉

最新 09-09

兩碗紅燒肉

文 | 王興華

當今年代，紅燒肉在每個人的眼裡並不是什麼美味佳肴，一些高血脂、高血糖和高血壓的人甚至對其還敬而遠之。而對我來說，紅燒肉卻永遠是我心中難以割捨和忘懷的一道好菜。

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前食物極度匱乏的年代，人們要想吃肉那可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兒，尤其要想敞開肚皮不受限制地可勁兒吃一頓肉，那更是上天摘月可望不可及。

今年我正值花甲之年，經歷過三年困難時期和十年「文革」動亂，深知改革開放前吃肉的確很難，要想管夠吃肉更難。小時候，自打記事兒起，在我們沈北農村，每年只有到了元旦、春節這兩個重要節日，各家各戶老百姓才能從生產隊領回幾斤豬肉改善伙食。說是幾斤豬肉，其實是生產隊按人頭髮的定量肉，每戶一口人只給三兩，我們家8口人只能領回二斤四兩豬肉。

至今我還記得，母親從生產隊領回這二斤多肉後，每次都是用來包酸菜餡餃子，從未做過炒菜或是燉菜。當時我很納悶，為啥母親總是包餃子，不給我們做炒菜或是燉菜呢？長大了我才明白，一斤生豬肉烀熟了就變成只有拳頭大的熟豬肉。試想，母親要是用這兩塊拳頭大的豬肉給我們做炒菜或是燉菜，我們一家八口人誰能吃上幾片肉？所以母親只有把這兩塊有限的拳頭大豬肉變成無限的肉星兒包餃子，才能讓我們全家人都吃得平均吃得解饞。就是從那時候起，每次吃完用肉星兒包的餃子，我就一直在盼望啥時候能管夠地吃上一頓豬肉呢。

這一天終於盼來了，已到了改革開放的第5個年頭。

1983年農曆三月，春風送暖，陽光普照，萬物復甦。蒲河兩岸楊柳吐綠，草木萌生，到處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

一天上午，我們公社召開黨代會，分管後勤工作的肖副主任指派我們幾個年輕的機關幹部去食堂幫廚。那年月，公社不論是召開黨代會或人代會，都安排參會人員在機關食堂就餐。那天有40多名開會的黨代表中午用餐，食堂只有一個做飯的廚師忙不過來，因此每次開會都需要有人幫廚。我們幫廚的活兒很多：首先去市場賣豬肉，接著把買回來的豬肉切成小塊兒。切完豬肉就到機關各個科室去擺放辦公桌，專門用來做黨代表吃飯的餐桌。因為公社食堂餐廳太小，每次只能容納三四十名機關幹部就餐，所以那天參加會議的黨代表中午就沒地方吃飯了，只能安排在各個科室就餐。

擺放完辦公桌，很快就到了午餐時間。我們幾個幫廚的趕緊從食堂廚房往各個科室端菜端飯。那時招待黨代表和人大代表的飯菜很簡單，就是一碗大米飯和一碗紅燒肉。飯菜簡單，黨代表們只用10多分鐘就吃完了。他們吃完後，我們麻溜收拾完各科室的碗筷就急匆匆地回到食堂吃午飯。

廚師老李頭兒早就把一碗碗香氣撲鼻的紅燒肉盛好了，擺放在餐桌上等著和我們一起吃午飯。我們幾個幫廚的小夥子就著香噴噴的大米飯，三下五除二，狼吞虎咽就把一碗紅燒肉吃光了。吃完，一個個都舔嘴巴舌的還往廚房裡看。老李頭兒像是知道我們沒吃夠似的，笑著瞅了我們幾眼，故意問：「還想吃不？」我們異口同聲地回答：「那還用問。」老李頭兒抬腳走進廚房又給我們一人盛了一碗紅燒肉，我們各自又盛了一碗大米飯，風捲殘雲般地吃了起來。真解饞哪，這回豬肉我可吃夠了。要知道，那裝紅燒肉的碗可是當時鄉下家家戶戶都用的粗瓷大碗，那兩大碗紅燒肉足能摺合成二斤多生豬肉。那天整個一下午，我們幾個幫廚的小夥子肚子都撐得飽飽的，開水喝了好幾杯。晚上下班回家後我一點兒都沒覺得餓，晚飯都沒吃。至今我都沒忘，那個年代，那兩碗紅燒肉比我在家過年時吃的飯菜都香。

打那次以後，公社每次開黨代會和人代會我都主動要求去幫廚，為的就是能可勁兒地吃上一頓紅燒肉，紅燒肉成了我總也吃不夠的美食和揮之不去的記憶。

前不久，一天中午在機關食堂吃飯，發現也有紅燒肉這道菜。我忍不住拿起勺子往不鏽鋼托盤裡盛了滿滿一勺，端上餐桌連湯帶肉就著大米飯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沒想到吃完這勺紅燒肉，整整噁心膈應了一個下午。我知道，這是紅燒肉吃多了反胃。可轉念一想，不對呀，30多年前我吃了兩大碗紅燒肉也啥事兒沒有啊，如今怎麼吃了一勺就噁心反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