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鈿：儒學與當代中國政治
《三棗紅樓談國學》（總第54號）201709090054
《儒學與當代中國政治》是發布在北京師範大學原哲學與社會學學院（現已改名為哲學學院）官網上的在線論文，今哲學學院的網站上已檢索不到。周桂鈿教授形象生動地指出，儒學不是一陣風，儒學就像一江水，儒學滋潤著政治神經，孫中山、毛澤東和鄧小平等偉大的政治家和領袖人物都繼承和弘揚了儒學思想。
儒學是中國的老傳統，是歷史上幾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傳統。它對中國古代、近代、現代都有很深刻的影響。儒學對當代的影響也是明顯的。但是，在二十世紀，中國由於國力衰弱，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又由於思想文化的轉換，傳統的儒學也受到嚴厲批判。這就給人們一個印象：儒學一直受到批判，怎麼會給政治以很大的影響呢？傳統儒學是否就像一陣風那樣，被西風吹掉了，或者壓倒了呢？二十一世紀這個新世紀是否就沒有儒學的影響了呢？有問題就需要研究，要研究就必須從實際出發，根據事實來討論理論問題，不能空對空，從概念到概念作純理論的探討、研究。
一、儒學不是一陣風
兩千多年前的儒學能夠流傳到現代，本身就是一個奇蹟。孔子創立儒學的時代，儒家只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由於孔子與弟子們的努力以及後學的弘揚，儒學的影響不斷擴大，被稱為「顯學」（韓非語）。又由於社會的動蕩，政治的鬥爭，思想的較量，儒家們的共同努力，儒學在漢代取得了獨尊的地位。從此以後的兩千年的中國政治中，「獨尊儒術」的思想局面沒有過根本的改變。倡導獨尊儒術的漢朝政權瓦解以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雖然有反禮教的玄學顯赫一時，又有佛教、道教盛行於世，作為指導政治的儒學在政治規範與行政活動中始終占統治地位。在朝廷的議論中，也多以儒學為理論根據，而玄學、佛教、道教都只能作為非正統的思想產生一定的影響。在四百年的亂世中，也沒有以它們作為政治的指導思想。最佞佛的梁武帝，在三次捨身同泰寺大講佛經的時候，也沒有忘記宣傳儒家的經典，對於《論語》、《孝經》和「五經」也有較深的研究。其他的統治者就更不必說了。隋唐時代，雖然在思想界仍然是三教鼎立，而在政治活動中，都是按儒家理論進行的，例如君臣關係，朝廷禮儀，法制建設都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從來沒有讓道士或者和尚當皇帝，最高的職位是國師，相當於後來的所謂顧問。宋以後，儒學的統治地位更加強了。以後的時代有一些特殊情況：即以儒學為傳統的漢民族在軍事上打了敗仗，對儒學比較生疏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按理說，似乎應該以少數民族的傳統作為統治思想來教化漢民族，而實際情況卻是統治者努力學習被統治者的文化即漢民族的儒學傳統文化。這種現象在南北朝時代就已經有過，元朝時提倡朱熹新儒學即理學，清朝時更是不遺餘力地提倡儒學。應該說儒學在清代的總結與發展有些方面是空前的。清代在統治者倡導下，編了《康熙字典》，又編了《四庫全書》和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對中國古代文化進行了清理與總結，從此產生了中國所特有的考據學。現在，曲阜孔廟中，有一處碑林，是歷代皇帝立的歌頌儒學的碑。其中兩塊大碑卻是元代和清代立的，康熙所立的碑是最大的，重約60噸。漢族皇帝所立的碑都沒有那麼大。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不斷改朝換代，以至有二十四史，而儒學的統治地位沒有變，儒家創始人孔子的聖人角色沒有變。可見，儒學在中華民族的精神中是根深蒂固的，豈能像一陣風那樣，受到一些人的反對便消失殆盡？
儒學在中國流傳了幾千年，經久不衰。在廣袤的土地上聚集了眾多的人民，在這樣的國度中，能夠流傳如此長久，絕不是什麼偶然原因所能解釋的。可謂根深葉茂 ！儒學還傳到國外去，先傳到周邊國家，再傳到世界各地。東傳日本，西傳美國。在美國有華人街，立有孔子的像，還有的州以孔子的生日九月二十八日作為教師節的日子。美國有的雜誌評選世界歷史上十大思想家，孔子高居榜首。可謂影響深遠。在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過反對孔子的思想與行為，如太平天國曾經侮辱過孔子，五四時代打倒過孔家店，文化大革命中批判過孔子儒學，但是，孔子依然是世界歷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儒家的聖人。反對他的那些人卻像一陣風，像過眼雲煙，熱鬧了一陣子，就煙消雲散，歸於平靜。今後再有什麼風雲變幻，也不會改變這種局勢。杜甫有兩句詩很深刻：「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以此說明儒學的社會價值，也許還比較合適。總之，儒學深深地紮根於中華民族，紮根於社會，不是一陣風。
二、儒學就像一江水
長江發源於高山，流經中華大地，匯聚眾流，逐漸壯大，形成浩浩蕩蕩的巨流匯入大海。儒學就像長江水，也是從小到大，形成影響巨大的思想流派，匯入世界思潮，成為世界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大大豐富了世界精神寶庫。二十世紀，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歐洲的科技發達、文明進步，向儒學提出嚴重的挑戰。世界政局也發生很大變化，有資本主義潮流，有共產主義潮流，都風行天下。儒學在各種潮流衝擊下也在不斷地發揮自己的特殊作用。儒學產生於兩千年前的中華大地，產生以後，便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不再局限於那塊大地、那個時代。東風再大，也改變不了長江東流水。向東流如果是前進的方向，那麼，儒學也是在不斷的前進之中。
長江水不僅在流淌著，而且還在滋潤著廣闊的中華大地，灌溉著數千里的沿江生靈。儒學就像長江那樣，在數千年的歷史中滋潤著人口眾多的中華民族，培養造就了千千萬萬的英雄人物，為世界文明創造了許多精神財富。二十世紀，中華大地上的政治發生劇變，取消數千年的帝制，抵抗了外來的侵略，重新振興起來。在這瞬息萬變的時代，儒學也在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和毛澤東提出的「為人民服務」，都繼承了中國儒學中的重民、民貴、民本和吏為民役的傳統思想。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天下為公」和共產主義思潮，也都與儒家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關係，或者說都有相通之處。中國人有傳統的儒家大同理想，所以比較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思想。孔子講仁者愛人，提倡德治；孟子講仁政，主張民貴君輕；董仲舒認為愛的越遠越好，也越偉大。毛澤東說白求恩同志「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支持中國人民的正義戰爭，表現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品德。他號召全國人民學習這位遠方客人的崇高精神。這不也是仁愛思想的體現嗎？
社會是連續的，思想也有連續性。過去有些人喜歡講思想的中斷。例如唐代韓愈說孟子以後，儒學道統中斷了，應該由近千年以後的他來繼承。朱熹也說孟子以後，儒學道統中斷了，應該由一千多年以後的他來繼承。實際上，儒學的傳統從來沒有中斷過。如果真的中斷了，後代的別人還怎麼能繼承？國民黨時代，有些人認為現在推翻了帝制，再打倒孔家店，中華民族的傳統一去不復返了。嶄新的中華民國從此走向繁榮富強。現實的情況是，過不多久，就使很多原來滿懷信心的熱血青年大失所望。孫中山的「大總統」被袁世凱竊取，袁世凱又要恢復帝制。袁世凱在一片反對聲中氣死，這本來是大好事。但是，好事多磨。國民黨官員的腐敗，又使人民深受其害，並不覺得沒有皇帝會比有皇帝好多少。苦難何時才是盡頭？中國封建思想在延續著。有人想當皇帝，有人想當沒有皇帝名義的皇帝。這說明雖然封建制度被推翻了，作為具有獨立性的思想觀念還是存在的。魯迅筆下的阿Q處於「順境」時也做當皇帝的好夢。還有哪個中國人不想當皇帝呢？只是做不到就是了。這說明思想觀念有獨立性與延續性。同樣道理，孔子儒家許多思想還留在人民的心中。
儒家有哪些思想留在人民的心中呢？儒家講「三綱五常」，「三綱」的內容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些內容隨著時代的變化逐漸失去存在的價值。君為臣綱，由於「君」通過選舉產生，任期一屆五年，取消了終身制，「君」與「臣」（公務員）的關係已經失去原來的意義。君為臣綱，已經不存在過去的那種意義。父為子綱，現在只生一個子女，子女到遠離家庭的大城市去上學，甚至到國外去上學，讀了學士，再讀碩士，有的又讀博士，到博士畢業，已經三十歲左右，然後再到遠離家鄉的地方去工作。在事業上艱苦奮鬥，要在激烈競爭中取勝，必須「只爭朝夕」，非常珍惜時間，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陪自己的妻子，對於父母實在無暇光顧。過年過節打個電話問候一聲就算不錯了。父親對於子女的行為，已經無法控制，所謂鞭長莫及。父為子綱，只剩下一句空話。夫與妻的關係，由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完全改變了過去那種「嫁雞從雞，嫁犬隨犬」的依賴關係。已經不是「女為悅己者容」，而是「女為己悅者容」。 夫為妻綱自然也不存在了。總之，三綱已經不適應現代社會了，已經被現實淘汰了。在民主的政治體制還不完善的時候，上下級關係還往往帶有過去君臣關係的那種味道，還以上級「一把手」為「老闆」。各級官員似乎都是向上級負責，並不是向人民負責，因為他們都是上級指定選拔的官員，並不是人民選舉的。有的雖然有選舉的形式，那只是程序，都是上級安排好的程序。有的地方出現這樣的現象：侯選人沒有選上，選上的卻不是侯選人。這種現象最能說明上級安排與群眾意願嚴重不一致的問題。
「五常」的內容是仁、義、禮、智、信。仁者愛人，博愛之謂仁。仁，相當於西方的博愛。有了愛，就有了一切。愛心是一切倫理道德的基礎。仁愛，過去需要，現在需要，將來也還需要。仁愛是人類生存的保證，是永恆的主題，不會有過時的時候。只有在暴政下，仁愛會受到衝擊和破壞，但是，古今中外的任何暴君也無法取消人民心中的愛心。義者宜也。宜就是適宜的意思，就是合理的意思。什麼樣才是合理的，才是適宜的呢？這要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這是動態的概念，是發展變化的。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不同個體以及不同條件，都會有不同的義。義的內容是不斷變化的，而堅持義的原則卻是不變的。這裡充滿著辯證法的智慧之光。從這種意義上說，義也是永恆的。禮，指禮儀、禮節、禮貌等。實際上，這是人際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人際交往的形式與規範，只要有人類的地方，都是需要的。這也是因時間、地點、民族而不同的。中國古代朋友見面用鞠躬來表示敬意，而西方以握手、擁抱來表示敬意。現代中國人也學習西方的形式——握手，同時保留本民族的形式——鞠躬。以後也許還會產生變化，為了避免握手接觸產生疾病傳染，全世界都改為鞠躬。但是，禮還是要繼續存在下去的。智，原來是指知道仁義禮，現在把它闡釋為智慧、智力。通俗說法，就是聰明。無論聰明，還是智慧，對於人類來說都是無價之寶。我們現在的教育，特別是素質教育，智都是重要內容。社會的發展，從實質上說，就是人的智力的提高。人的體力卻可能逐漸下降，雖然運動會的世界紀錄不斷被打破。長城上的磚頭是很大的，現在的人如果用手搬都感到很困難。北京西直門城牆拆除時，可以看到元、明、清三代的磚，元代的比明代的大，明代比清代的大。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明、清兩代的磚從故宮內的地磚都可以看到，都比現代的磚大一倍以上。這是由於社會的發展、科學的進步、技術的提高，發揮了智力的作用，體力的作用就越來越小。信，就是講信用。也可以稱為誠信、信譽等。在任何社會，任何國家，任何民族，講信用，都是起碼的道德。欺騙總不是所提倡的。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經過現代闡釋，都是可以繼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於現代社會的。這就是馮友蘭先生的「抽象繼承法」。
按「抽象繼承法」，我們還可以繼承祖先的很多精神財富。例如《周易》上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前者說要自強不息，對自己要高要求；後者說對別人要寬容，要諒解。這是處理自己與別人關係的非常重要的原則。又如，唐代儒家韓愈說：「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進學解》）提倡勤奮和思考。反對將事業當作兒戲，也反對隨波逐流，無所作為。宋代王安石說：「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為之節。」（《王文公文集·策問十道》）這是大改革家的改革理論。夏商周三代的法制都是不斷改革的，這是孔子講過的，沒有人敢反對。王安石以此說明改革的必然性與必要性。改革的原則是「因世就民」，「因世」就是順應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化。「就民」就是遷就人民，按著人民的意願，現在所謂「方便群眾」。方便群眾，就要改掉給群眾造成麻煩的許多規章制度。但是，一些所定的規章制度都是為了限制群眾的，給群眾增加麻煩的。王安石的改革理論可謂深刻。元代大儒吳澄說：「君子所重，惟言與動。言必可師，動必可式。」（《吳文正公集·警言動箴》）言論可以供別人學習，行為可以作別人榜樣。現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校訓：「學為人師，行為世范。」也是這個意思。明代大儒王陽明提出：「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陽明全書·傳習錄·答羅整庵少宰書》）是非要由自己審定，不應該只迷信權威。他又說：「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同上）自己不迷信權威，也不應該讓別人迷信自己。有的人反對別人權威，卻要樹立自己的權威，並且強迫別人接受這種權威。這當然於理不通。西學東漸以後，人們的思路開闊了。清代學者就開始面向世界，如阮元就提出：「會通中西之長，不主一偏之見。」（《研經室三集·里算堂學記序》）又說：「融合中西，歸於一是。」（《疇人傳》自序）他們都以世界的目光來審視萬事萬物，認為東方與西方的思想文化都有自己的長處與短處，應該取長補短，加以融合，提高認識水平。不主張出於民族主義的狹隘性和局限性。可以說這是一種開放的心態。總之，歷朝歷代都有很多儒家提出非常深刻的思想，只要我們能夠結合自己的經驗加以正確的理解和靈活的運用，一定會給我們的認識產生啟迪，給我們的實踐帶來非常好的效果。
三、儒學滋潤政治神經
儒學對政治的影響，首先是通過對政治家、政治思想家，特別是對政治領袖的影響表現出來的。政治領袖是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的突出代表，是政治的中樞神經。儒學對他們的影響，就是滋潤了政治神經。在二十世紀，政治領袖主要有國民黨的孫中山和共產黨的毛澤東，他們都是最有影響的黨派的締造者，也都是成功大事業的創始人。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最有影響的中國政治領袖是鄧小平。我想通過這三位的典型事例，來討論儒學對中國當代政治的深刻影響。
（一）孫 中 山
孫中山早期受到正統的中國傳統思想的教育，其中主要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同時又受到西方思想的教育。他將二者結合起來，提出了自己的理論與政見。對於世界的看法，他將進化論與中國古代的演化說相結合。說進化有三個時期：一是物質的進化，二是物種的進化，三是人類的進化。他把宇宙的終極本原說成是太極。《周易》上講「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宋代的周敦頤講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然後化生出天地萬物來。孫中山說太極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他認為生命的基礎是「生元」即「生物元始之意」。又說：「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孫中山選集》第121~122頁）生元就是細胞。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民權來自西方。中國自古沒有規定過老百姓有什麼權利。對於民生，中國三千年前就非常重視人民的生活與生命。西周時的周公曾提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上》引《泰誓》語）。這是將人民與最有權威性的上天聯繫在一起。有的統治者可能在上天即上帝面前非常虔誠，許諾做好事，而在人民面前又不是那麼回事，甚至作威作福，欺壓百姓。他們在人民面前是一副兇狠的面孔，對人民不斷訓斥，有時欺騙人民。周公告訴他們，他們的舉動與言行，上天都看到了，也都聽到了。人民能夠看到的，上天一樣能看到，人民聽到的，上天也同樣能夠聽到。使那些兩面相的人暴露出虛假的面目。如果相信這種說法，那麼就應該以對待上天的態度來對待人民，將人民視為如同上天。但是，中國古代統治者雖然也知道這種說法，也了解這個道理，並沒有按照去做，因為外面的物慾有很大的引誘力。天下一時太平了，他們就以為天下就是這樣永遠太平下去，永遠不會有什麼問題了。像秦始皇那樣，以為自己的子孫可以一直做皇帝到萬世。出乎他的意料，傳到二世，就發生了天下大亂，勉強拖到三世也就完了。漢初學者總結秦速亡的教訓時說：「民無不為本」，「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賈誼《新書·大政上》）秦朝的興亡是民本理論的最好註腳。柳宗元提出「吏為民役」的思想非常深刻，與現在所謂當官的是人民的「公僕」，意思是一樣的。柳宗元認為國家從人民那裡收來的賦稅，作為俸祿發給官員，這是人民花錢雇官員來為自己主持公道，維護社會秩序，保證人民的安定生活。就像一個主人雇一個僕役來幹活那樣。他說，如果這個僕役拿你給的薪金，不給你幹活，還要偷你家的財物。你一定很生氣，要把他趕走或者用別的辦法來懲罰他。現在當官的如果拿了人民給的俸祿，不為人民主持公道，還要貪污受賄，欺壓百姓。人民會怎樣呢？會不會趕他們下台呢？形勢不同，道理卻是一樣的。想到這些，不是很可怕嗎？他勸當官的人應當謹慎地為人民做一些好事，不做壞事，不管從道理上說，還是從良心上說，都應該真正為人民做一些好事。中國古代對於人民應該說是非常重視的，所謂「民為國本」，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所謂「民無不為本」，都是以民為本的意思。這是中國優秀的傳統思想。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生」，應該說就是中國傳統中最優秀的內容。歷代儒家都是以民為本的。儒家的這種思想也明顯地影響了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先生。孫中山認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實行社會主義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養，分業操作，各得其所。我中華民國之國家，一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矣。予言至此，極抱樂觀。」（《中山叢書》三，第5頁）這裡所講的「幼有所教，老有所養」，正是《禮運篇》中的內容。在孫中山心目中，民生主義、社會主義、與儒家的大同理想是大體一致的。所以他劃一個大圈，寫上三民主義。在中間再畫一個小圈，寫上社會主義。說三民主義包括社會主義。他題的「天下為公」，表達他的理想。這個理想就是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是大同理想。因此可以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吸收了儒家思想，社會主義思想，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張。孫中山將這一政治主張寫入政治綱領，對中國現代政治起了很大作用。
關於知行問題，中國古代也有很多論述。首先是知行的關係問題。在《尚書》中有「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說法。這是最古老的知行觀，認為行比知更困難。當時講的知行關係是在社會倫理方面來的。倫理問題，說起來好像很容易懂，做起來卻不那麼容易。例如孝，大家都知道應該孝順父母，如何孝順，卻是許多人不太清楚的事，即使知道了，要做起來也不容易。為什麼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就是說要長期堅持孝是不容易做到的。孫中山從科學的角度來看知行關係，認為知比行更難。只要是知道了的事，做也就容易了。如果不知，那就無行。如果知道了，行也就非常容易了。現代科學都是許多人共同積極進取，才創造出來的結果。例如，電視機，創造走過了漫長的歷程。做出來後，要使用它就非常容易，連幾歲的小孩也會開關收視電視。其他如二十世紀的各種電器都是這樣，發明創造需要幾代科學家的努力研究，製造和使用就相對容易得多。知道製造原理，是知；製造使用機器，是行。在科學問題上，很顯然的事實是，知非常不容易，而行則比較容易。這就是知難行易說。過去有些論者以為孫中山的說法與前人的說法不一致，這裡有是與非的問題。實際上，我們認為只是在不同的領域使用知與行這兩個概念而產生的差異。到現在為止，在社會倫理道德領域，仍然是知易行難；在科學技術領域，照樣是知難行易。仔細來分，科學是研究原理的，是最難的，科學無價，沒有什麼經濟效益，卻可能改變整個社會面貌；技術是運用原理於實際，相對容易一些，而經濟效益卻很高；所有消費者都是實行者、享受者。對於一個人來說，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創造者、生產者、奉獻者，在許多方面都是消費者和享受者。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一個人所需要的是整個社會的貢獻。孫中山利用西方的科技來講中國傳統的知行觀，也是一種創見。他融合中西，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思想來豐富發展儒學。
關於改革思想，儒家從孔子開始，就十分肯定改革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孔子認為社會的進步必須有文化的積累，必須有社會政治制度的改革與創新，繼承與發展，必須不斷完善各種制度，提高文明程度。孔子認為商朝對夏朝的制度有所「損益」即修改，周朝對商朝的制度又有一些「損益」，所以在三代中，最後一代的周朝制度最為文明，最為完善，因為它借鑒了前兩代的經驗教訓。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後代儒家有的積極主張改革，如宋代王安石，明代張居正，清代康有為；有的則比較傾向於保守，如宋代的司馬光等。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就是講孔子改革思想的，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康有為上書光緒皇帝時，孫中山正是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自然會受到康有為改革思想的影響。他也借鑒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來考慮中國社會改革的具體內容。儒學是歷代儒家共同創造的，其中本來就有改革思想。在兩千多年前，孔子是維護君權的，並非反對改革。他擁護君權，反對各諸侯國的分裂與紛爭；他提倡恢復周禮，是對春秋末期的社會現實的批判，是改革現實的口號。而在兩千多年後，當代受儒學影響的人完全可以提出取消君權的制度改革。如果不明白這一道理，也可能會產生一種誤解，誤以為孫中山的改革是反儒學的。
孫中山以後的國民黨領袖人物蔣介石將台灣的草山改名「陽明山」，以表示自己對明代大儒家王陽明的推崇。
（二）毛 澤 東
1·毛澤東青少年時代熟讀儒家的經典，有些還能背誦。青年時代給朋友寫信，經常引用儒家的話和思想討論所關心的問題。例如在1916年12月9日給黎錦熙的信中說：「古稱三達德，智、仁與勇並舉。今之教育學者以為可配德智體之三言。」孔子講過智仁勇，《中庸》稱為「三達德」，毛澤東將其改為德智體，後來作為教育方針的重要內容即教育的目標。毛澤東在1957年2月27日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報告中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85頁）他講到衛生時，也舉了孔子和孟子的說法。「昔者聖人之自衛其生也，魚餒肉敗不食，《鄉黨》一篇載之詳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牆也。」他認為不重視保養身體，就是「食餒敗而立岩牆也」，吃腐敗的食品，站在危牆下面。還認為身體不是不可改變的，「至弱之人，可以進於至強。」「心身可以並完」（《致黎錦熙信》，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9~60頁，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毛澤東晚年還愛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司馬光是北宋大儒。在《資治通鑒》中，貫穿著儒學思想。毛澤東在長期閱讀《資治通鑒》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在重要講話、重要報告中經常引用《資治通鑒》中的說法，由於他的個人權威，使《資治通鑒》中的一些話成為社會上流行的說法。從《毛澤東選集》中，我們可以讀到很多儒家的話，許多是肯定的語氣。例如毛澤東講到要施「仁政」，要給出路的政策。這些小的例子不勝枚舉。從大的方面來看，主要有作為指導性哲學著作引用儒家的觀點或者儒家討論的問題，在實施重要政策中貫穿儒家的思想原則，在政治鬥爭中滲透儒家的基本精神。
2、《毛澤東選集》中引用的儒家觀點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講矛盾，就是對立統一規律。在中國古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就是以陰陽講對立統一規律。「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一句話就出在儒家經典《周易·繫辭傳》中。《周易》經傳都是儒家的重要典籍。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以知行觀作為副標題，說明這個問題是繼承了中國古代儒家經常討論的知行觀。清代顏元特別重視實踐，自己稱「習齋」。習，就是指實踐。毛澤東繼承了顏元重視實踐的基本精神，在《實踐論》中反覆強調實踐的重要性。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前提，也是認識的目的，還是人類認識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真知出於實踐，知還要在實踐中受到檢驗。
《矛盾論》與《實踐論》兩論在指導革命實踐中起過很大的作用。毛澤東以後講的「一分為二」，凡事都要兩面看看，既看正面，也看反面。在路線問題上，反左就要防右，反右就要防左。說起來似乎很簡單，做起來卻也相當複雜，要求對實際情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要能夠真正分析其中的問題和探討解決的辦法。僅僅這一點包含辯證法的理論，讓廣大群眾在實踐中運用，就產生明顯的效果。運用時間長了，也熟練了，水平也提高了，其效果就更加明顯。
毛澤東在講學習時提出要學習中國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選集》第499頁）這是一個總的精神，即繼承孔子以來的儒家傳統思想。在《學習和時局》中，毛澤東說：「孟子說：『心之官則思。 他對腦筋的作用下了正確的定義。」（同上書第903頁）這是肯定孟子的說法。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提到「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同上書第1216頁）這是《禮記·雜記下》中的話。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緊張與鬆弛相結合。《禮記》也是儒家的論文集，漢代戴聖編輯成的。對於《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毛澤東在第四條中說「不懂得和不了解的東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對。」他說：「我們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於傾聽下面幹部的意見。」（同上書第1331頁）這裡的「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是從孔子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篇》）中引申出來的。「不恥下問」也是引自《論語·公冶長篇》。這些都是毛澤東引用儒家經典的話來講自己的道理，說明他所受儒學的影響之深之廣。
總之，儒學影響了政治家的哲學思想，又通過政治家對廣大幹部和群眾產生影響，對於政治活動和其他活動都起著指導的作用。
3、儒學滲入具體政策之中
儒家最重要的思想是仁愛。孟子講「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上》），仁義之師無敵於天下。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領導的八路軍採取「優待俘虜」的政策，對於被俘虜的日軍官兵都給予優待。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中所沒有的，這是中國儒學傳統中的仁愛思想的體現。
根據仁愛精神，在經濟方面應該實行調均。漢代董仲舒提出的調均思想，要取有餘而補不足。董仲舒認為太富太貧都不好，都不利於社會的安定，人民的幸福。他說：「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聖者則於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富者為暴，貧者為盜，都是不安定因素。進行適當調均，使富者不能為暴，使貧者不必為盜。天下就太平了。毛澤東在解放初期實行土地改革運動，把地主富農多餘的土地拿出來分給沒有土地或少地的貧農、下中農，把收入比較多的人工資降下來，讓沒有職業的人得到就業的機會。在社會上真正做到了「均貧富」。
儒家典籍《禮記·禮運》記載：在「大同」社會中，沒有生活依靠的「矜寡孤獨廢疾者」都能得到供養。所謂最理想的社會，就是要使所有社會成員都能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沒有生活依靠的人是任何社會中都是最不幸的人，他們都能過上幸福的生活，還有誰不幸福呢？這是儒家在兩千多年前提出的理想，是歷代儒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標，但從來沒有實現過。毛澤東主持制訂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規定：對農業合作社的社員實行「五保」制度。對於生活沒有依靠的「矜寡孤獨廢疾者」實行「五保」：保吃、保穿、保燒（燃料）、保教（兒童和少年）、保葬。使這些最困難的「五保戶」社員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市市民中實行最低生活標準，人均月收入不到最低標準者，政府給予補貼。可以說這些做法都與傳統儒學的大同理想相一致的。
（三）鄧 小 平
中國大一統觀念由來已久，也最深入人心。西周時代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谷風之什·北山》）的說法。漢代董仲舒利用《春秋公羊傳》的「大一統」，大力發揮大一統觀念，認為全國人民都要服從皇帝，皇帝要服從上天。整個社會是一個統一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各部分之間的關係協調好，才能正常發揮其功能。一旦破壞了整體，出現不協調，社會就不能正常運轉，就發生動亂，給全體人民都可能帶來嚴重的災難。為了保護人民的安居樂業，為了社會的有序狀態，維護社會秩序，就要管住「害群之馬」，防止分裂與動亂。在中國歷史上，為國家的統一做出貢獻的人，就是民族英雄，即使事業未能成功，有這種精神並且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是人們推崇的對象。像南北朝時的祖逖，南宋的岳飛，都是這樣的民族英雄。相反，破壞統一，搞分裂的人，出賣領土和主權的人，就是民族敗類，就是漢奸賣國賊。如果當政者不能保護人民，反而損害人民，人民被逼得無法生活下去，那麼，這時如果有人出來領導人民起義，推翻舊政權，建立新的政權，切實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他不但不是民族敗類，而且也是了不起的新時代的開創者，民族英雄。南宋大詩人陸遊在彌留之際，留下名言：「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錢鍾書《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4月）一個愛國詩人在彌留之際，「死去元知萬事空」，還惦記著「九州同」的祖國統一大業，相信以後總有一天會實現「九州同」的，告誡兒子到實現統一的那一天一定要將這個好消息在家祭的時候告訴他的在天之靈。大一統觀念就是深入人心！愛國詩人就是這樣關心祖國的統一大業！這也是現在海峽兩岸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關心的大事業。
從毛澤東時代開始，都將統一祖國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鄧小平對於這個大業作了切實的安排，根據現實的實際情況，提出具體的方針與實施的步驟。這就是「一國兩制」。既要避免用武力去解放，又不能放棄主權。「一國兩制」就是最佳方案。
「一國兩制」，也是中國的老傳統。從理論上說，孔子主張的「和而不同」是這個傳統的理論基礎。「和而不同」，就是說不同性質的東西可以和平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對於制度來說，可以在一個國家同時實行兩種制度，在實踐中進行比較，人們可以從實踐的後果中比較雙方的優劣，並進行選擇。這也是兩種制度的和平競爭。從事實上看，中國也曾經多次實行過各種不同的「一國兩制」。在周代實行的是封建制，秦代實行的是郡縣制，代秦而起的漢代應該實行什麼制度？當時選擇了「一國兩制」，既有郡縣制，也有封建制。全國實行郡縣制，又給親屬和開國功臣封了許多諸侯國。景帝時出現吳楚七國之亂，有亂國無叛郡，事實說明郡縣制的優越性。但是，這個事情並不因此就可以下結論，因為可能還有許多偶然因素和具體情況。兩制孰優孰劣，一時還難以斷定。又經過幾百年的討論與實驗，唐代柳宗元寫出千古名篇《封建論》，以充分的事實和雄辯的理論，判定郡縣制優於封建制。雖然郡縣制是秦始皇創立的，也不影響它的先進性和更多的合理性。他是出於私心，而創立了大公的制度。從此以後，沒有再討論這個問題了，因為支持封建制者找不出理由與事實來反駁柳宗元的理論。在民國初年，新政府允許清朝末代皇帝傅儀在故宮裡當小皇帝，維持帝制，而在故宮之外實行民主制。這實際上也是「一國兩制」。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以後，西藏仍然維持農奴制。這也是「一國兩制」。到1959年達賴叛亂，才改成社會主義制度。兩制保持了近十年。
鄧小平以現實的態度，從實際出發，保留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得到英國政府的認可，得到香港人民的擁護，順利實現了香港的回歸。「和而不同」是處理人際關係、國際關係的比較好的方式。在國內就是「一國兩制」。 這個解決方式對於國際上同類問題提供了好的範例。鄧小平為了解決香港回歸問題，不是從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尋找現成的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從實際出發吸取傳統的經驗，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而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超過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有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專家開始跟在原蘇聯後面，把原蘇聯的東西都當作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以為那是馬克思主義的正宗。蘇聯的失敗，又使一些人以為原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加批判。我認為原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根據本國的情況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無可指責的。錯誤在於中國人不顧自己的國情，照搬他們那一套，犯了教條主義。有些人又從這一教訓中總結出應該從馬克思主義原著中了解馬克思主義。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原著是根據歐洲的情況寫的，沒有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現成答案。中國人讀了馬克思原著，如果脫離實際，把馬克思的話當作教條，照搬亂套，照樣犯錯誤。如果不能領會精神實質，那麼，無論什麼思想也都會被歪曲，被亂用，在實踐中遭到失敗。像醫生那樣，不管病人患的是什麼病，都開一樣的藥方，沒有不犯錯誤的。所謂「庸醫殺人」，正是指此，並非葯有什麼質量問題，問題在於用藥不當。對症下藥，就是實事求是。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實事求是，我們認為，鄧小平理論的核心也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原則，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實事求是也是中國優秀的思想傳統，還是中國傳統儒學的優秀遺產。
儒學產生於春秋戰國時代，獨尊於漢代，一直與中國的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繫。這是中國的傳統，也是儒學的傳統。直至近現代，儒學仍然與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是良性循環，既促進儒學的發展，也有助於政治的成功。
來源：北京師範大學原哲學與社會學學院網站在線論文，
（責任編輯：楊琪，圖像資料為編輯所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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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華，經濟發展，政治昌明，文化激蕩，價值交融，人文薈萃，異彩紛呈。國學之興，不亦宜乎！孔子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荀子云：「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張載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皆為人道之大者，千載以下，不可易也。吾輩學人實事求是，學而不厭，孜孜以求，則成己成人，開物成務，有何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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