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後美歐觀念分歧小史

1999 年美歐圍繞巴爾幹爭端的合作，當年被認為是冷戰後美歐合作的巔峰，如今回頭看去恰是美歐分歧的起點。在「歷史的終結」和冷戰的敵人不復存在的迷茫期過後，當時大西洋兩岸的精英們似乎在針對米洛舍維奇的戰事中，找到了彼此團結行動的新理由和新願景，也為北約的存在找到了新的意義和目的，那就是以捍衛人權維護國際正義公平秩序之名，對他們心目中的獨裁政權進行打擊。

這種超越國家主權的干涉被美歐精英認為是正當合理的，雖然這種對存在了數百年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顛覆讓西方世界傳統政治精英和非西方世界的集權政權都大驚失色。這條路線的始作俑者柯林頓和布萊爾是中間偏左人士，這無疑也為此一路線賦予了天然的道德色彩，因為在人們心目中相對於在冷戰期間經常容忍獨裁政權的右派政客們，左派政治局總是更理想主義一些。

這兩人同時也在各自國內倡導左右妥協的「新中間道路」，既要左派的福利國家，又要右派的經濟效率，一時間在國際國內兩條戰線都充滿制度、道路和理論自信。

但好景不長，隨著「9·11」之後美國越來越傾向於採取單邊主義行動進行先發制人式打擊時，歐洲人開始坐不住了。尤其當美國開始創建所謂志願者聯盟，而非著重於與傳統盟友達成共識，歐洲人既感到被忽視的尷尬，又感到無能為力的不安。而美國執意發動第二次伊拉克戰爭的一意孤行，更成為美歐齟齬的引爆點。

歐洲人開始強調多邊主義的重要性，這意味著盟友的共識和集體行動，以及合法性的必要，而這意味著需要聯合國授權。但美國的主流決策者顯然不這麼看。首先一部冷戰史告訴人們美國經常採取單邊主義行動，而歐洲人也認為事事求得聯合國授權，就什麼事也幹不成。

在美國精英們看來，歐洲人對多邊主義和聯合國授權的強調是虛偽的，所謂多邊主義，無非就是讓歐洲人尤其是法德兩國有發言權，能參與決策而已。當年的巴爾幹行動也沒有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但因為涉及歐洲人利益時，他們就不加反對。當時美歐間形成的關於針對流氓國家行動的共識，後來幾乎成了美國單方面的共識，而歐洲人似乎得了健忘症，拒不承認有這樣的共識存在。

當然，一部分美國精英也理解，歐洲人的不安更多在於他們無法像在冷戰時期那樣被美國在乎，也無法控制美國的行為。畢竟冷戰時美歐的利益很多時候是一致的，美國也會更多考慮歐洲的利益，因為與蘇聯的對峙和針對蘇聯的遏制有很多發生在歐洲領土上，他們需要歐洲盟友的配合與支持。

此外，歐洲人對多邊主義、合法性以及更為和平的手段的追求，還有著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歐洲人特別珍視自己的一體化成就，認為整個戰後歐洲史的意義就在於超越了地緣政治的爭端，證明不靠暴力而更多靠磋商與妥協也能建立秩序。他們認為自己的經驗代表著人類的未來，也是可以而且應該被複制的，而美國的路數更多折射了歐洲的過去，很容易讓人想起強權政治給人類曾經帶來的災難。

而在美國人看來，歐洲人心目中的「天堂」是要靠權力來捍衛的，而不客氣地說，正是美國的巨大付出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歐洲的一體化及隨後的理想主義。這不僅僅意味著是美國的核保護傘和駐軍化解了蘇聯的威脅，令歐洲人可以在付出很少防務花費的情形下發展經濟和構建高福利社會，也更意味著正是美國和北約的存在讓法國人不再忌憚德國的復甦和崛起，從而令法德和解成為可能。

換言之，在美國人看來，是自己用叢林原則解決了和平的悖論：為了捍衛和平，必須擁有武力。歐洲享受了和平，卻反過來指責美國人的喜歡動用武力的傾向，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偽善的話。就是歐洲的虛弱，在某種意義上導致了美國的單邊主義傾向。歐洲防務力量和遠距離投射影響力的欠缺，阻止了他們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而如果歐洲能夠更多分擔全球義務，美國可能不需要那麼多的單邊主義。

談到全球義務，美歐又再次來到了一個共識的斷層線。美國的利益無疑是全球性的，美國為構建目前這個美式體系投入了巨大的資源，當然也獲利巨大。事實上，也只有美國和前大英帝國這樣地緣政治上比較超然的「世界島」能夠做到這一點，其他的大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很難不被周邊國家掣肘。而歐洲則不同，比如他們不願意和俄羅斯弄得太僵，即使在冷戰時期，處於自身地緣政治利益考量，也無法做到事事跟隨美國的步伐。而這無疑進一步坐實了美國人關於歐洲人「自私」的猜測，歐洲人從來不會從全球維度來看「自由世界」的利益。

2008 年以後，美歐爭論的焦點轉移到權力的濫用會否導致美國的衰落。在很多歐洲精英看來，2008 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國國內的政治僵局，美國社會的分裂，尤其特朗普打著「美國優先」旗號上台，無疑都表明了美國因為濫用自己的優勢而遭到了懲罰。

然而不少美國精英依然抱持樂觀心態，認為美國目前只是在進行戰略重點的重組和戰略資源的再分配。這也不是美國第一次次面臨類似的困境。比如上世紀 70 年代，美國面臨著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引發的國內動蕩，此外還有經濟滯漲、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石油危機、從越南撤軍等一系列政治經濟衝擊，直至 1979 年伊朗革命期間美國人質危機這個巨大的羞辱性災難。當時美國作為一個政治經濟軍事強權似乎即將成為過去式。

最後美歐之間爭論的一個焦點是，世界包括美國自身應該不應該為一個多強共存的時代做好準備，有沒有可能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不在了，但世界依然可以將目前的全球政治與經濟合作架構發揚光大，迎來一個全球版的歐盟？

對此，美國不少精英堅定地認為，歷史證明只有一個超級強國的存在才會保障和平，一戰的爆發是因為英國無法應對德國的崛起，而二戰的爆發則是因為美國不願意接過全球老大的接力棒。歐洲人不能想當然地認為眼下這個體系是自然進化的，任何一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都是一個超級大國及其盟友合力打造的結果，因此美歐應該共同捍衛目前的格局。美國應該更多傾聽歐洲盟友的想法，歐洲盟友應該更多理解美國人的抱負與苦衷，兩者之間應該更多彌合看待世界的觀念和處世哲學的分歧。雙方的合作和付出不能僅僅靠表面上的收益來衡量，人們可以考慮一下沒有美國強權的世界會是什麼樣的一種存在，從而更好地從負面效果清單來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紅利進行測量。

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在可預期的未來或許還沒有迎來最終答案的可能，但爭論本身及其背後的邏輯已足以向人們提供關於未來國際格局走勢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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