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康：追憶南懷瑾先生

佛學 09-09

追憶南懷瑾先生

鄭康

世間百年悠悠漫長。然，百歲老翁驀然回首頗有「洞中方一日」的感覺。

我與懷瑾兄有緣結識於上世紀三十年代，距今已逾八十載矣。所謂有緣可概括為「三同」：首先我倆同庚，都是1918年生人，他大我兩個月。他的生日是公曆3月18日，我是5月18日；二為同鄉，他的祖籍是溫州樂清，我是溫州瑞安；三曾師從同門，我們先後考入浙江省國術館，均從師太極高手田紹先（字兆麟），只是我比他高一年級。

1931年我在溫州甌海中學讀書時，因參與「九·一八」事變學生會發起抵制日貨風潮，以及1932年「一·二八」響應京滬學生反對政府與日本講和鬧學潮，被學校開除學籍，無奈於1934年夏遠走杭州求學，最後選擇了浙江國術館學習武術。我的這一選擇絕非「病急亂投醫」，恰恰是有的放矢：當時作為一個熱血青年，已經萌發了從軍救國的志向。當時我很心儀杭州的另有一所浙江航空學校，但招生簡章標明報考學員須年滿18周歲，我的年齡才16周歲不夠格，而國術館我不僅有資格報考，而且當時國家提倡「國強必先民強，民強必先體（格）強（壯）」。當時浙江國術館的館長由浙江省主席魯滌平兼任，說明政府相當重視該校。其次，國術館的招生簡章明確指示，學員學滿畢業後，政府將指派分配到軍隊任教官，或分配到各地國術館任教；還有，國術館實行軍事化管理，學生在校期間都身穿軍裝，這一切都很符合我立志從軍的理想。現在想起來，當年和我一起報考國術館的學員中，不少青年都有此抱負。入學後，我逐漸了解到，這所國術館雲集了國內不少頂尖武林高手，除了我們的老師太極高手田紹先，教務長是以擅長刀術和「子母鴛鴦連環腿」而名震武林的劉百川老師，還有少林拳名家奚誠甫、八卦名家陳秉衡、擒拿角斗國手韓庄堂、形意高手奚鑫法……

翌年，懷瑾兄也考入了浙江國術館。我們兩屆校友中，溫州籍的學員也僅八九個人，其中只有一位女同學。因此，我們彼此間也都很熟悉，課餘、假日經常聚在一起聊天或作伴外出。不過，個人性格各異，我喜歡人多熱鬧，懷瑾兄則似乎有些「不合群」，每每假日他大多是抱著幾本書，躲到西湖邊人跡稀少的地方看書，直至日斜暮色方回，於是一些調皮的同學都暗地稱他「書蛀蟲」。可我現在看來，懷瑾兄今後所以能成一代國學大家，是和他年輕時勤奮苦學，廣汲博取所致。我雖出身書香門第，家裡藏書數萬卷，父親也學富五車，自己與懷瑾兄相比卻不由自慚形穢了。

我們在校除了練武，也教授英語、數學以及武術理論、國術史等學科課程，尤其是國語、歷史課，更是延聘了浙江大學的丁安琪教授兼職任課。至於術科，學校採用的是不分流派的系統訓練，除了每天上午四節術科課程以外，還要出操三十分鐘，用來強化學員的國術基本功。儘管國術指導教師的門派不一，但我們師生之間卻洋溢著和諧的暖意。在校期間，我和懷瑾兄只有在上午術課時有所交集，對於學科、練功，老師的要求非常嚴厲，我們也都不敢怠慢，每學期結束，懷瑾兄總是年級排名首位，我也排在年級第二。因此，田老師對我們倆的成績還是很滿意的。1937年春，省政府讓學校指派兩名優秀畢業班學員，到省政府為機關的官吏教授太極拳，我和另一位叫沈柏青的同學有幸被選中。當時，懷瑾兄在訓練房裡悄悄地走到我身邊，對我能代表學校去省政府授課頗為讚賞，讓我不要忽視這種難得的機會。接著，他很驚訝地對我說，人傳你私底下又拜了劉百川為師？要知道，當時國術館校規里就明文告知，國術教師不能私下收授學生，為此我作了很大努力。而且懷瑾兄還知道，我很可能將留校任助教，他開玩笑似地說，我們以後豈不成師生關係了？我均笑而未答，其實田老師已經向我透露過此消息。當時，我們倆都對自己的大好前程充滿了自信。

然而，世上的事情並非時時如願。三個月後，我和小沈在省政府教授太極拳、太極劍期滿準備回校，臨別參加了省政府的一個酒會。後來才知道，這個晚宴是時任浙江省主席朱家驊為招待有國外貴賓參加的一個會議而舉行的，我們兩個毛頭小子是省政府為答謝我們而捎帶上的。九時許，宴會正斛籌交錯之際，一侍從匆匆進入宴會廳，將一張電訊紙交給朱家驊，朱閱畢竟臉色大變，即時宣告：「日軍在北京盧溝橋非法演習，借口一名日軍士兵失蹤欲入城搜查，遭我拒絕後發炮轟城，與我當地駐軍發生衝突……」這一天，正是1937年7月7日，抗戰爆發！

七七事變後不久杭州淪陷前夕，浙江國術館即宣布學校臨時解散，所有學員一律遣散或回原籍，待時局好轉後另行通知複課。我是家中的長子，因此和大多溫州籍同學一樣暫先回了溫州，只有懷瑾兄和另一同鄉郭正平（浙江國術館第三期學員）去了其他地方，從此關山重重，我和懷瑾兄失去了聯絡。

我以為，從此我與懷瑾兄再無相見機會了。1988年我與妻子旅居美國舊金山，1992年4月我在家裡翻閱當地的中文報紙，一則籌建溫州至金華鐵路的消息吸引了我，細細讀後大喜過望，原來此項目的倡導者正是南懷瑾！是時他正在香港講學。第二天我就按奈不住，按圖索驥給懷瑾兄寫信，並匯款向他訂購了一些書籍。很快懷瑾兄就給我回信，因分別太久又彼此不了解對方的近況，他只是在信里除了問候並將自己的近況略作介紹，說自己在為籌建溫金鐵路奔走，寥寥數筆一張信箋我卻讀了數遍，喜悅之情溢於言表，相信有生之年我倆還能得以相會。誰知此後懷瑾兄因弘揚國學日理萬機，如閑雲野鶴行蹤不定，我們再次失去聯繫。

2004年10月，我與妻子落葉歸根重回上海定居。2006年5月，我在上海解放日報工作的長子在友人的指點下，用手機簡訊居然與懷瑾兄再次聯繫上，當時他恰好就在上海，於是立刻邀我去番禺路上的長髮公寓共進晚餐。聞訊我們父子立刻驅車前往，相見時彼此精神矍鑠，鄉音未改鬢毛衰，感嘆時光如梭分別已近七十載！說不完的離別之情，道不了的別後歲月滄桑。他告訴我，眼下他正在江蘇吳江籌建「太湖大學堂」，專供弘揚國學、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用。他邀我待大學堂初具規模後，相約去吳江的大學堂現場察看。臨別時，他還贈我一套記錄抗戰時期的史實紀錄片《去大後方》的錄像拷貝。

兩年後的2008年9月底。我果然再次受懷瑾兄之邀，驅車前往吳江七都鎮的「太湖大學堂」與老友相見。初進大學堂，我立刻被學堂的規模、設施所震撼——佔地數百畝，建築古樸，館舍齊整且錯落有致，教學設備一應俱全。懷瑾兄興緻勃勃地攙著我的手，親自引領我們參觀了大講堂、圖書館、宿舍區乃至他自己的卧室，並一起在大餐廳用膳。此刻，我由衷地欽佩我的這位老學友之傳播中華文化的毅力、專心致志的恆心，自嘆慚愧。席間，他感嘆昔日的同窗健在的也許只有我們倆了，表示有望能一起看到百歲。他見我手持實木手杖，說此杖笨重不堪久用，順手贈我一柄粗藤手杖，說藤杖輕巧且堅韌，適宜耄耋老人使用。我對他說，我在美國工作的孫女、孫女婿都是他的擁躉和書迷，有望攜他們一起來拜訪南公，他微笑答允。臨別他一直把我們送到門廊外，見我們上車才依依作別。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別竟會是我倆間的永訣！因為那時他面色紅潤，體魄健旺。

2012年，我的孫女、孫女婿被公司派來上海工作，我還特意告訴他們，擇日帶他們去引見南公，讓他們好一陣雀躍。9月末中秋臨近，孫女一家去溫州公婆家團聚，路上他們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據車裝廣播報道，懷瑾兄因染疾驟然離世的噩耗，如晴天霹靂令人目瞪口呆。此時我已體衰裝了心臟起搏器不宜遠出，只能讓長子代為致電哀悼，自己默默祈禱懷瑾兄一路走好。

我與懷瑾兄雖非至交，卻也是百年學友，我們結識時是意氣風發的青年，再見時已是華髮稀疏的耄耋老人。然而，懷瑾兄終生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益在當代，功在千秋。明年是懷瑾兄百年誕辰紀念，草擬拙文以志追思。

（本文由鄭康先生長子鄭源鎬整理）

附錄

一、鄭康先生簡介：

鄭康（1918年5月18日— ），字樂天，漢族，浙江瑞安人，父親是當地鄉紳，家資頗豐。

五歲啟蒙，1928年入永嘉縣第一小學，1931年考入溫州甌海中學，因參與「九·一八」事變學生會發起抵制日貨風潮，以及1932年「一·二八」響應京滬學生反對政府與日本講和鬧學潮，被學校開除學籍，於1934年為開設在杭州的浙江省國術館第二期專訓班錄取，習文練武。

1937年抗戰爆發，國術館解散。後經國民政府老臣、同盟會會員黃元秀推薦，赴金華參加浙江省軍管區軍官大隊集訓，立志從軍。結業後初任溫（州）處（州）師管區司令部侍衛隊長，後調任師管區補充團一營一連中尉連長，於1939年11月隨部隊趕赴贛湘交界的樟樹鎮，參加著名的長沙會戰。1940年9月調任永（嘉）樂（清）師管區司令部任人事編練科上尉部員，直至抗戰勝利，1946年3月退役經商。

1953年赴上海開辦五金合作社，1956年公私合營進入上海萬利電機廠，1961年併入上海無線電二廠，直至1979年退休。1988年8月旅居美國舊金山，2004年10月重回上海定居。

二、鄭源鎬：鄭康先生長子，曾任《解放日報》社體育編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