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游台抒懷

——揚州記游（五）

朱成墜

每次到高郵都有一種莫名的興奮，倒不是因為高郵有著名聞天下的鹹鴨蛋，也不是因為高郵有著水面浩闊的高郵湖。而是因為，高郵有著我尊崇的兩位文學大師：秦觀和汪曾祺。

秦觀和汪曾祺是高郵這塊歷史悠久、文氣薈萃的土地上，先後誕生的兩株參天巨樹。他們蒼翠挺拔，巍峨屹立，為中國古代文學史和現當代文學史樹立了兩座不朽的豐碑！令我敬仰和崇拜。

在風寒料峭的冬日，西北風微微吹拂，冷意陣陣，陽光雖然不太熱烈，但是，卻是個少有的晴好天。我與同學及家屬，專程從上海趕赴揚州高郵瞻仰這兩位文學巨匠，以慰我們對於兩位文學大家的思慕之情。

踏進文游台的大門，一路游去，先後瞻仰了秦觀的塑像，遊覽了盍簪堂，走看了正在修葺的四賢祠，攀躋了文游台，瀏覽了秦觀讀書台、參觀了汪曾祺紀念館等景點。這些建築和展點，在我的腦海了鐫刻了難以磨滅的烙印，它將久久地伴隨著我。

這個文游台最為我們稱道，它是景區內海拔最高的樓台，非常值得欣賞和遠眺。文游台位於高郵市區東北、泰山廟（又名東嶽廟）後的東山上。據方誌記載，文游台始建於北宋，後來屢經修葺，最終形成目前的格局。

文游台是一座飛檐翹角、高大宏偉的歇山式二層樓閣。底層室內兩側牆壁上，嵌有蘇軾手跡《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秦觀手跡《墨竹詩》等，號為《秦郵續帖》，亦是文化遺產中的珍寶。循梯登上二樓，正面中堂是一幅「四賢聚會」的瓷壁畫，畫的是蘇東坡、秦少游、孫莘老、王定國四人，佇立運河邊的情景圖。全畫高1.8米 ，寬2.7米 ，由66塊瓷磚拼貼而成，作者是畫家范曾。憑欄而望，京杭運河與淮揚公路經過這裡，盂城風光盡收眼底，

站在高郵這片窪地上的文游台上，我浮想連翩，不禁聯想起，高台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它們之間確實有著緊密的內聯，中國古代的文人學士大多借用各種各樣的高台，敞懷吟詩作文，披灑心中塊壘，抒發詩情畫意，留下了許多不不朽的華章名篇。

首先使我想到的就是，隋末唐初的著名詩人——陳子昂，他登幽州台，寫下了永垂史冊的那個名篇《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幽州台即黃金台，陳之昂借登幽州台，訴發了懷才不遇，寂寞感傷的心緒。語言蒼勁奔放，極富感染力，成為歷代傳頌的詩歌佳作。

再就，我又想到了唐代大詩人李白創作的《登金陵鳳凰台》，「鳳凰台上鳳凰游，鳳去台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分中水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這首膾炙人口的律詩名著，寄寓了李白愛國忠君的理想，展示了憂國傷時的懷抱。

位於高郵的文游台上，我雖然未見到秦觀與他的恩師蘇東坡等朋友遺留下來的描寫文游台的詩篇，但是，我卻想到了南宋詩人曾幾寫下了那首《文游台》的詩，「憶昔坡仙此地游，一時人物盡風流。香蒓紫蟹供杯酌，彩筆銀鉤人唱酬。」平心而論，這首詩的藝術水平並不怎麼高，但是，它把當年蘇東坡與秦觀、王鞏、孫覺載酒論文於文游台的史實記錄了下來。蘇東坡他們以文會友，以酒助興的熱鬧而愉悅的場景，彷彿出現在我的眼帘。以至於，我幾乎可以想像得出，他們披襟敞懷，斟酒啖食，吟詩作歌，東倒西歪的狂放不羈的神態和模樣。

此後，文游台便成了文人聚會的上佳場所。自宋以後，此處名勝一直吸引著四方的文人學士前來訪古拜賢，悠遊戲耍。此時，我試想了當年文人聚會的情形，他們把酒臨風，賦詩唱和，真是快哉樂哉！這一切與我們當今聚會在賓館酒樓，舉盞碰杯，匆匆而來，急急而去，情形和風味都大不一樣了。現如今，聚會缺少了自然野趣，舉杯褪去了文化意蘊。我是多麼歆慕和傾倒於當年的文人學士們的雅興和情趣啊。

我最早知道秦觀，是在1965年的一個冬日的傍晚，在上海永興路與鴻興路交叉口的一處書攤上。我看見書攤上有兩本書，一本是《唐詩一百首》，另一本是《宋詞一百首》，後一本書的封面有些殘破，我當即花了兩角錢，購買了這兩本書。這兩本書，除了《唐詩一百首》被人私下截去，《宋詞一百首》至今，仍然在我的手中，它們陪伴我走南闖北，度過了那個文化極其枯燥的年代。其中，秦觀的詞對我影響相當的大。詞作中的名篇《鵲橋仙》，「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是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這首詞歌頌了純真高尚的愛情，把愛情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結句，堪為千古名句，震古鑠今。所謂的婉約派詞人秦觀，在我眼裡，哪裡分得出他究竟是婉約還是豪放啊。因為秦觀詞，真情實感，詞真意切，由此，吸引我嚮往高郵，引導我走上喜愛中國古典詞學的道路，這也是我多次到訪高郵的最根本原因。

下的文游台，回到進門的大院，又進了汪曾祺紀念館。進了門，一眼就看到了室外汪老閑坐的塑像。汪老坐在一張藤椅上，面前放著一小圓桌，桌上有紫砂製作的茶具。兩旁各放了張空藤椅，留待遊人落座，並與他合影。汪老左手舉著一支煙，目光炯炯、和藹可親地看著來客。我們分別與這座頗有趣味的塑像拍照留念，希冀沾些汪老身上的一點兒文氣。

在左側展廳進門處的兩根立柱上，書寫著一副楹聯，「大淖荸薺連枝藕，高郵秦觀汪曾祺。」此聯的奇妙之處就在於，他把千年之隔的秦觀和汪曾祺結合在一起，成為聯語。又把汪老的小說名篇《大淖記事》及其植物巧妙地嵌入楹聯。我端詳了好一會，直至熟記於腦海，方才離去。

現在汪曾祺紀念館放在文游台內，地方上有其獨特的考慮，便於人們一次就讓你觀覽到兩個大師的展覽。何況，汪老曾經撰寫過《文游台》的散文，文中對文游台充滿了深厚和難忘的感情。不過，從長遠看，我以為，還是應該汪曾祺的展館還應該獨立成館，真正形成兩位文學大家各自獨特的紀念場館。

回想起往事，我最早聽說汪老，還是在文革期間。當時聽說，北京京劇團有個編劇汪曾祺很了不起，將滬劇《蘆盪火種》改編為京劇《沙家浜》，改編得特別成功。尤其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是其中的《智斗》選段，百聽不厭，熟記於心。其中，阿慶嫂唱得那段唱詞，「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有什麼周詳不周詳！」用詞、韻律都有著古典詩詞的影子，我至今，閉著眼睛也能背的出來。改革開放後，第一次閱讀到《大淖記事》，便深深地為它陶醉，那種白話般的敘事寫作方式，絕對簡潔，韻味十足。後來，在一家小書店裡，我購買了第一本汪老的書《五味》，是寫作吃食的結集，回家後，立即饒有興趣地趕緊讀完，從此，就成了汪迷。

汪老的身世和經歷頗為坎坷，與秦觀當年顛沛流離的遭際頗有些類似，這是否是高郵名士冥冥中相同的命運，我不得而知。但是，挫折造就賢士，磨難孕育佳作。秦觀和汪老都在困頓曲折中，潛心創作了大量的優秀的文學著作，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學遺產，我們這些後來人難道不應該感謝和紀念這兩位文學巨匠嗎？

在本篇記游中，我沒有過多地敘述文游台的景物與風光，只把自己遊覽觀賞文游台的一些感受抒發出來。以便讓自己的情懷，通過本文向兩位大師作些傾訴，並能夠熏染些大師們的精神和氣質，以不負此次揚州高郵之行。

2017年12月23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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