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上海特別著迷我要把它寫進故事裡

□本期對談嘉賓　海飛青年報記者　陳元喜

陳元喜：你在這麼多小說里都寫到了上海，感覺你對上海十分熟悉，甚至有穿越而來的時空之感，那麼你與上海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生命聯繫呢？

海飛：我對上海特別著迷。

上海是一座和杭州太近的城市，在1980年代，有好多年的暑假我在上海度過。我生活在上海楊浦區龍江路75弄，那個地域的人們來自四面八方。有紹興、寧波，大部分來自江蘇北部（比如說高郵）。我能聽懂上海話，也可以用上海話和當地人進行簡單的對話，但是多年以後才發現，我所了解的煙火生活，只是上海特別淺表的一面。

我經常騎自行車穿過外白渡橋，然後站在外灘邊上，像是去視察一樣，獃獃地看那些江面上的輪船。回憶起在上海逗留過的童年，我始終有一種無法齣戲的情感。當我在三維電子地圖查到曾經生活過的龍江路75弄早就成了一片林立的高樓時，我不願意站在高樓的面前，甚至覺得自己像一個失魂落魄的流浪漢，所以我要做一些補償，要把上海寫進我的故事裡，做一次文藝創作上的主宰。

我喜歡《上海灘》的歌詞，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浪奔浪流里，我發現了一個特殊的時期，就是汪偽政權時期。那是一個特別奇怪的年代，是一個漂浮著的年代，也是上海的「孤島」時期。那個年代和我現在身處的焦慮的時代，略有相同之處。儘管上海在淪陷後成了「孤島」，但是仍然有著她滄桑的美麗——精緻的呢子大衣，旋轉的舞廳，高檔的咖啡館，如此等等，有人的地方就有歡娛。我覺得那時候的人們，每個人的故事都是一場電影。那時候的麻雀也是，它棲在屋檐上的時候，一定望著這座蒼桑而繁華的城市百感交集。

所以，我大約是註定把上海當成了「深海」，把小說寫成了「諜戰深海」。生活如此簡單，在書房裡踱步，喝茶，坐立不定，或氣定神閑，絞盡腦汁地想一些橋段……沒人會想像所有的驚心動魄都會在一個小書房裡完成。即便是那麼狹小的堆滿書的空間，在我眼裡，也有大海一般的深遂。

陳元喜：作家總是在閱讀與寫作中成長和進步的，在你不長不短的寫作生涯中，有沒有哪位作家深深影響到了你，或者說，誰的作品讓你感悟最深？　觸動最深？

海飛：我看過一些中外作家的作品，那些作家耳熟能詳。但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其實我特別喜歡的作家是余華。我甚至喜歡他的那張有著「團結湖」路牌背景的黑白照片，這個海鹽的男人，天生就應該是一個小說家。我十分迷信，小說家是有小說家長相的。如果要回憶一下的話，那麼是這樣的，1998年，我快到而立之年，在諸暨化肥廠造氣車間當卸爐工。那時候余華的《活著》出版，迅速熱銷，他在小說界的地位也如日中天。我在卸煤渣的間隙里讀完了這個不長的小說，這在工友眼中是一個奇怪的場景，一個髒兮兮的年輕人手捧一本新書，那時候天空高遠，頭頂瀰漫著化肥的氣息。我覺得有時候我多麼像是福貴一樣，死皮賴臉地活在人間。

那時候福克納、馬爾克斯等文學巨匠在中國小說家的嘴裡四處流傳，我們集體沉湎在經典小說帶來的無與倫比的閱讀享受中。而我捧著這本薄薄的浙江小說家的小說倍感親切又倍感難過，沉浸在小說密集的江南意象和悲苦人生中不能自拔。我把自己關在屋子裡，我想除了難過以外，更重要的是還有一些別的東西打動了我，比如生命之渺小，比如那種不可再生的蒼涼，命運的不確定性像招搖的水草一樣在我的視線里晃來晃去。

那時候，我已經在戰戰兢兢地學著寫小說，被工友們認為完全是一個國際玩笑，他們大笑的聲音至今在我的耳畔迴響。當我看到《活著》的開頭：我比現在年輕十歲的時候，獲得了一個遊手好閒的職業，去鄉間收集民間歌謠。那一年的整個夏天，我如同一隻亂飛的麻雀，遊盪在知了和陽光充斥的農村……我被這個開頭深深吸引，心中生出恐懼，我怕這個小說被我迅速看完，然後閱讀的愉悅無法得到延續。

1998年稀薄的陽光下，我照舊按自己的軌跡生活著，而《活著》像電影一樣刻進了我的腦海。我十分感謝余華像劊子手一樣的殘酷，他給我描述了親人們鱗次櫛比的死亡，鳳霞死了、家珍死了，所有的人都死了，只有一頭老牛陪著徐福貴先生。同樣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龍二之死，他突然就被斃掉了。這個剛剛從賭博贏來的大宅院里差點笑得發瘋的賭徒，沒有想到這贏來的大宅讓他瞬間輸了人生，被作為地主斃掉了。在電影《活著》中，我看到了倪大紅飾演的龍二在臨死之前的眼神觸目驚心。

余華的《活著》直接影響了我的小說創作，這本微微泛黃的薄書從此一直陪伴著我，從諸暨一路遷徙到杭州，此刻就躺在杭州的書架上。我現在肯定還不算老人，但是我顯然不年輕了，不年輕就相信了一些宿命的東西。《活著》裡面蕩漾和瀰漫著宿命的氣息。而且我酷愛其中的南方意象。我喜歡這樣的味道，像雨中的鴉片林。我更喜歡無所不在的殘酷，殘酷是另一種美麗。

1998年距離今天已經十分遙遠了。《活著》完成了余華對生命意義的哲學追問，告訴我們蕭瑟才是隱藏在華麗背後的生命本像。今天，當我們滿臉虔誠地在談論福克納，在談論馬爾克斯，我們還談論了川端康成的時候，有時候也可以談論一下《活著》。翻開《活著》，我看到一群親人。

陳元喜：我記得余華在一篇創作談中曾經表示，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屬於自己的感受，不是屬於別人的看法。你怎麼看待和理解各不相同的生活？　你認為像《活著》中所呈現的人生片斷一樣的素材，會是一個好小說最基本的材料嗎？

海飛：在講如何看待和理解各不相同的生活以前，我想先說說一個叫川端康成的男人。我想先說說你認為可能有些矯情的憂傷。遠逝的憂傷總是清冷而美麗的，如同1980年代我在上海遇見川端康成的《古都·雪國》。在楊浦區龍江路75弄，在我外婆家的閣樓里，陽光和灰塵一起飛濺，我靜靜地打開了這本小說集，看到了這個沉默的日本男人。他是如此的安靜，像一株深秋清瘦的蘆葦。

那是上海的初夏，我完全沉浸在文字里，像一個想要哭的迷路的孩子，在叢林里尋找一縷從天而降的光線。我如痴如醉，沉默憂傷，像是突然之間進入慌亂的青春期一般。

《雪國》給我們講述的是，有錢有閑的舞蹈研究者島村的情感故事。他和一位藝妓還有一位純情少女之間產生了感情糾葛，顯然是我們司空見慣的情感格局。《古都》寫的是一對在貧富懸殊的家境中生長的孿生姐妹之間感人的悲歡離合。這兩個小說，清麗得讓人覺得置身於初春，有些寒冷，有些微的溫暖，有那種風吹進骨頭的歡暢。我們人生的歡愉，總是伴隨著淚流滿面和百感交集。閱讀也一樣，《古都·雪國》為我們展現的，是一種哀怨和冷艷的世界，讓我隨之沉淪。

沉淪，是多麼美妙的事情。而哀怨和冷艷，大約是一種可以讓人驚心的美麗。

這本屬於我的舅舅——上海自行車三廠熱處理工龔金喜的書，被我從上海帶到了諸暨的鄉村。在丹桂房的瓦屋下，我無數次翻看這本書。後院竹林里的竹影在搖晃，少年時光刷刷而過，如同我們虛幻的人生。之後這本書被我帶到了部隊，帶到了工廠，帶到了諸暨的家中，最後又來到杭州的書房裡，現在也在我的書架上。我曉得的，這本書在我眼裡，幾乎就是文學世界的代名詞。

這些大概就是你所想說的「各不相同的生活」。無論是島村和兩個女人之間的感情糾葛，還是那對孿生姐妹遇到的人間悲歡，還是像我舅舅龔金喜這樣的工人生活、工人愛情……這些故事提供的是一種生活的「橫斷面」，十分真切地讓你感知到一種生活細節的魅力。當然，像小說《活著》中的一些素材，我覺得幾乎都是作家的再創造。很難有作家把一個事件記錄下來，就能成為一本精美的小說。除了素材以外，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構故事，如何切入，如何使整個小說像澎湃的海水一樣，沸騰起來。

陳元喜：有人說，對於文學，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確實，浮躁的寫作者，離開文學的寫作票友，以及這個信息碎片化的時代，都給人一種文學正處於邊緣化的感覺。對於這樣的看法或者說現狀，你怎麼理解？

海飛：我這樣想，對於文學，沒有最好與最壞的時代之分，除非寫作者心中的願景特別多，考慮的取捨特別多。從古至今，在慾望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心中總會生出許多的念頭。我了解我的同行，除了一小部分已經遠離文學，大部分的作家們還是深愛著寫作。儘管也有過或者沒有過些微的抱怨，但仍然堅守著自己的書房。而那些離開文學的人，有一些是我所敬仰的特別優秀的寫作者，他們在其他領域其實也照樣做得很好，而且他們並不是一路奔著功名利益去的，他們玩別的了。他們玩別的照樣玩得風生水起，我深深地覺得，人對藝術的感知力，感受力，領悟力，創造力是不同的。

我是一隻笨拙的麻雀。它的選擇只有兩種，一種是笨拙地飛翔，另一種還是笨拙地飛翔。我的QQ名叫低空飛翔，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是飛不高的，而且飛的姿勢也是難看的。但是，這也是一種飛啊。

時下影視劇很熱鬧，資本很熱鬧，遊戲很熱鬧，電子版權、音頻版權很熱鬧，以及各種所謂的IP很熱鬧。我們的電子產品也越來越多，越來越適合現代人的應用，吃喝玩樂都變得十分的日常。另外，在我生活的城市杭州，網路文化或者說類型文學，在這塊土地上顯得異常的熱鬧、活躍、風生水起，剛剛成立了中國網路作家村，以及集聚著一批的年輕有為，日進斗金的網路作家。我覺得在這樣的生態里，各種文學創作門類在此共生，是一件很好的事啊。共生，當然也是很重要的。

在影視和網路文學、遊戲等的擠壓下，文學確實已經處於尷尬的境地，這是十分正常的現象。而在文學受寵愛、至高無上的的那個年代，比如說八十年代，其實那反而是不正常的。作為一名寫作者，關鍵的是熱鬧中如何能夠尋求到的安靜。每當夜深人靜，我會在書房裡十分明白地告訴自己。如果不遠離熱鬧，你一定會被熱鬧吞沒。如果不十分安靜，那麼你等於拋棄了文學。路就在你的面前，從來沒有人強迫你選擇方向。那麼好的，你自己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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