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柯：我還會繼續「自由散漫」

南風窗

年度人物：郭柯

「

頒獎詞

《二十二》的特別在於題材，更在於鏡頭語言、技巧都讓步於樸素的感情和原生態的記錄，它把為「慰安婦」之名所牽繞終生的婦女回歸成日常家庭中的老人們，她們笑，她們哭，她們感慨這世界是「紅紅火火的」。

郭柯把這些形象帶到數千萬中國人面前，一起凝望這段歷史。他在商業化和歷史記錄中間做了取捨，我們成就了這些取捨。

」

「 《二十二》這一段路的感悟是我將來做人做事的標準。」

下午4點剛錄完電視台的節目，馬不停蹄地就趕往晚上舉行交流活動的場地，途中的空檔，還接受了另外一場採訪——這就是郭柯最近的日程。

自從電影《二十二》上映後，他開始進入了「以前怎麼也想不到」的忙碌生活，但是這樣的狀態讓他「很珍惜」、「很知足」。

郭柯的職業生涯從「什麼活都干」的副導演做起，他也曾迷戀緊湊的劇情、衝突性，該有的技巧在他的從業之初學得一個不落。但這些最後都沒有應用在大家後來所熟知的那部作品上，一是因為他在拍攝之初就沒想過電影最後會被順利送進院線，更重要的是他對真實和情感的看重。

郭柯在做的事情，是試圖將這些老人從刻板的「慰安婦」面孔中抽離出來，這種竭盡全力還原的努力，是他的性格、早期經歷以及和老人們相處時領悟出的感情使然，這些信念一直匍匐在他心底，最終貫穿在中國首部「慰安婦」題材記錄電影的拍攝始終。

《二十二》後期製作時遭到了不少質疑，郭柯說自己本來就是一個「自由散漫」的人，很少理會別人的眼光，將來，「還會繼續自由散漫下去」。

《最難忘的一件事》

學生時代，郭柯從來就不是優等生，枯燥又無味的課堂總是留不住他，他經常偷偷溜出去和同學打遊戲。憑著自詡的一些小聰明，混著過日子。

高一的語文期末考，作文題目是「你最難忘的一件事」，這個老掉牙的題目放到以前也許會讓他提不起一點興趣。但那段時間不一樣。從小帶著他長大的奶奶去世了。

他記憶里最深的細節是，因為父母忙著上班，他從小和奶奶一起長大，成都陰冷的寒冬里，有一次因為家門被風鎖上了，進不去，奶奶帶他到路邊小攤，身上的錢只夠要一碗抄手，奶奶想都沒想就推給他，還把他摟在懷裡，用大衣擋住冷風。

那張語文試卷他只答了這道作文題，後來沒想到拿了全班最高分，老師誇他這篇文章「很真誠」，很有感覺。

這個道理，郭柯日後才慢慢明了。他說自己的文章也就那樣了，談不上多少語法、技巧，但是他把自己和奶奶相處的細節，一字一句傾瀉在作文紙上，有些情感是共通的、能打動人的。這也許勝過一切技巧。

二十多年過去，《二十二》上映後，面對一次又一次的疑問「為什麼片子放棄了各種敘述的技巧」，他只能自嘲說，「能力不夠了，短片能拍，長片就拍不了了」，等到對方露出詫異的神情，他才把玩笑解釋清楚。

他回憶起來，關於怎樣講故事的想法，讀書時候可能已經有種子在慢慢發芽。

然而在繼續學業的道路上郭柯沒有走很遠，小時候父母給他規劃的道路很簡單，一是去開計程車，二是去當個「理髮的」，父母已經知道他是閑不下來的人，過不了朝九晚五的生活。

高中沒讀完，他懷揣著想進演藝圈的想法，讀了四川一所藝校，從跑臨時演員做起，後來因為熟人的聯繫，慢慢成為副導演。

「副導演和導演不一樣」，那時候他幾乎什麼都干，做案頭工作，推薦演員，處理臨時狀況，部門間溝通、協調，他都學著去干。

導演看他動作麻利，學東西也快，也願意帶著他，很快，他就掌握了拍攝電影整套流程所需要的技巧，這些經驗也讓他對處理和感知細節有自己的理解。

後來總有人問郭柯，《二十二》的「寡淡」是不是意味著，他抗拒商業片，他都搖搖頭。「如果沒有商業化的考慮，這片子也拍不出來」。

他說，《二十二》的拍攝，沒有剔除商業化的選項，因為這樣，「我才知道用專業的攝像機，而不是想著拿普通單反記錄一下就好，我會有意識地去組建自己的團隊，找製片人，找攝影師，知道怎麼剪輯，怎麼繼續下去」，這些，都是他多年來在劇組工作積累的功底。

如果不是偶爾留心那條微博，他也許也會在拍劇情片的路上走下去。五年前，他刷微博時看到韋紹蘭老人的新聞。當時「慰安婦」的標籤第一次跳入他眼前，這位已經年屆九十的老人和她在抗戰期間生下來的「日本人的兒子」吸引了他，出於職業敏感，他覺得這其中也許有不少的故事。

他很快通過長期研究「慰安婦」問題的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蘇智良找到了新聞中的老人，這成為了他拍攝第一部「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三十二》的主角。

開拍之時，中國大陸公開曾有「慰安婦」身份的老人尚在世的僅剩32位，韋紹蘭是其中之一。她挺直了佝僂的腰板，站在廣西連綿的山水前，這幅畫面定格成為了片子的海報。

「這世界紅紅火火的」

在講座上，有同學好奇，問台上的郭柯，老人們對過去的歷史事件是怎樣的態度？

郭柯回答說，在他去拜訪這些老人前，他發現因為此前已經有不少記者來過採訪，千篇一律的態度和問題讓這些老人已經習慣性地，一面對記者和攝像機，脫口而出的話可能就是「討厭日本人」，「要跟日本人打官司」，但是，他反問道，「這是不真實的，90歲的人了，怎麼還會天天把仇恨掛在嘴邊呢？」

但郭柯並非一開始就想明白這些「道理」。

同時看過《三十二》和《二十二》兩部片子的觀眾不難發現，前者所呈現出來的，還是一部「標準」的紀錄片，不乏景別的變換，情節的編排和衝突性。

但是郭柯承認，這是因為不少動作都是「擺拍」出來的，連續的走動鏡頭，是讓老人「折騰」到不同地方，包括坐在屋子前的鏡頭，是他們請老人家坐在門口，構成了畫面的開頭。

為了拍攝一個移動鏡頭，12米長的電子炮不斷升降，二三十個人圍繞著一個機器在不停擺弄，這些畫面，整個團隊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很可笑」。

這部片子拍完後，郭柯和團隊進行反思總結時，發現大家心裡都有那種「非常不舒服」的感覺，這甚至延續到開拍《二十二》之時，也沒有一下子找到想要的節奏。剛開始他還會列出一串提綱，預設不少問題，試圖呈現他所理解和曾經學到的那種衝突的感覺。

後來他放棄了，和自己的內心取得和解，他決定把所謂的劇本、提綱「通通扔掉」。

這些在電影里，呈現出最經典的鏡頭是日本志願者米田麻衣拿著已經老去的日本軍人照片給一位老人看時，米田麻衣說老人笑了：「日本人老了，鬍子也沒有了，以前是有鬍子的。」

劇組在拍攝韋紹蘭老人洗衣服

曾經有過不堪記憶的韋紹蘭老人也在鏡頭前感慨說，「這世界紅紅火火的，真好啊，吃野東西也要把這條命留著」，這段話觸動了不少觀眾，也包括導演郭柯。

他決定放棄用悲情的視角去講故事。還原出來的，是瑣碎：是老人去淘米，洗漱，房屋的一處又一處角落，因為「拍攝的大部分時光就是這麼快樂的」，這才是老人們生活真實的一面。

她們和自己身邊每天等待孫子、重孫放學回家的長輩並無二致，他不停地用「像小孩子一樣」來回憶這些老人的性格。

拍攝團隊到達湖北孝感毛銀梅老人家時，正是蔥鬱的五月天，梔子花掛滿枝頭。老人每天早上都會特意從樹上摘下不少花瓣，拿回來逐朵送給他們；本來有午睡習慣的她，因為家裡來了客人總是惦記，也不去午睡了。

有一天，她拗不過其他人的勸說，假裝進到卧室睡覺。但是當郭柯晃著到後院的時候，發現老人其實正在靜靜打理後院，他悄悄叫來攝影師，把那副場景拍了下來。拍完後就被老人發現了，她不好意思地躲進了屋裡，走的時候，還調皮地做了拜拜的手勢。

讓郭柯說出一位印象最深刻的老人，他根本沒有答案。他仰著頭，每一位老人都能數出和他們相處的經歷，「林愛蘭老人是個性最強的一個，她眼神很剛毅，心情都寫在臉上；韋紹蘭老人總是笑呵呵的；毛銀梅老人就很熱情，總是想著怎麼把你招待好，跟你的互動非常多；李美金老人性格非常的開朗，唱歌跳舞都很擅長；李愛連老人用現在話說就是大家閨秀的那種穩重的性格，還給我們炸饅頭片吃。」

王志鳳、符美菊、李美金老人

郭柯在朋友圈裡提到說，有記者在採訪時，他笑著聊，記者就在對面哭著聽。他說自己是一個淚點很高的人，幾乎沒有在拍攝時落淚，但是動情的時刻很多。

他第一次去到韋紹蘭老人家，發現其家徒四壁的困窘，而她每個月只拿著三十塊錢的生活費，靠著吃白菜過日子。他沒忍住，偷偷給老人家塞了500塊錢。沒想到等到他離開的時候，老人給他們每人發了一個紅包，讓他們「拿著回家買點東西吃」，每個紅包里都是一張百元大鈔。

除了在心理上過自己那一關，郭柯說拍攝過程中一路下來都「非常順利」。關於這些老人所遭受的具體經歷，他不認為有必要長篇累牘地提及，「歷史資料已經夠多了，傷疤已經被揭過了。」，老人們現在過的是非常平靜的晚年生活。

郭柯說，即使她們再特別，也不希望旁人用同情的眼光去打量，「她們的內心比你想像的要堅強得多，用天上滴下來的水，洗著臉刷牙，老人家們能活到90歲，怎麼需要我們同情？反而是我們每天自己叫喊著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2015年的韋紹蘭老人

35mm

《二十二》最後收穫了一點七億的票房，讓郭柯始料未及。他說自己只是在認真做這件事情，製作之初，只想著能把影片放進藝術院線，沒有想到能登上商業院線。

郭柯的微博名是他的名字加上35mm，他說這串數字是膠片的寬度。為的是紀念他參與膠片拍攝的時代。

他剛開始參與電影製作時，膠片通行，那時候每一卷膠片都很珍貴，大家異常珍惜鏡頭開拍的機會，導演、演員們都嚴肅以待，他說自己從那時起就「很享受在現場的狀態」，這樣的感覺留存至今。每處和老人們相處的細節他都很珍惜，他形容是緣分。

《二十二》給他帶來最大的轉變還是，整個人都慢了下來，「因為現在在做的事情，快不了」。他們緊緊追趕，但是始終無法逃避的難關是，從三十二到二十二，到如今只剩八位老人在世，團隊一直與時間賽跑，彷彿也難逃歷史的魔爪。

郭柯沒覺得自己在這段歷史進程中有起到作用，因為在這之前，老人們其實已經獨自和歷史、和時間賽跑了幾十年。

電影的剪輯師廖慶松曾經談到過，最終片子的剪輯節奏，是他找到「深情凝視」的基調，「畫面跳得太快，就不是凝視了。我要讓她們一直講完，不用歷史畫面，只要把她們當下的畫面延到很長很長，觀眾就看到了寄托在她們身上的悲苦。」

郭柯有信心，「我怕大家不關注，這個群體會繼續在大家心裡。」

劇組與李愛連老人合影。

二十二獲得的關注，讓郭柯很開心，他感覺自己的堅守有了價值。電影在後期製作時，受到了很大的壓力，當他把片子拿給業內的前輩同行看時，有讓他「改片子的」，也有跟他說「這片子不要再花錢了，都是浪費，不會有年輕人看的」。但是他頂住了，他想清楚，這是自己該做的事情。

觀影數據顯示，票房最大一部分的貢獻來源於20到25歲的年輕女生，他在活動時對著台下一堆大學生說，「說實話，我沒想過你們會走進電影院看這個題材的電影。」

他在感性和理性之間，始終保持著平衡。他會說感覺現在「是很危險的時候」，因為遇到的壓力、挑戰以及不公平的事情也開始增加，「人容易走到這一步就飄了，感覺大家都在推著你往前走，我覺得當所有的事情一邊倒的時候，特別危險」，現在達到了頂峰，意味著以後都在走下坡路，他說很難期望以後的片子能達到這個票房，但是自己要把「什麼東西都想明白一點」。

「你說我還不自由散漫下去嗎？我會更加的自由散漫，但這不是貶義詞，也不是那種浮躁的心理，我得自己沉下來，去想清楚將來該做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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