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登懿專欄：淺說詩聖杜甫

淺 說 詩 聖 杜 甫

白登懿

2012年5月29日《鄭州日報》中《詩聖尋蹤——紀念杜甫誕辰1300周年》一文說：「天水杜甫研究會是全國除河南、四川外，頗具影響的杜甫研究會。」此話不假，我深有體會。天水杜甫研究會自成立至今 在德高望重、年過九旬的老會長桐樹苞老人的帶領下和在其精神感召下，凝聚了天水各界愛好杜甫研究的專家、學者，真乃人才濟濟，其成果累累，深受廣大群眾的歡迎。說實話，我參加天水杜甫研究會至今儘管收益匪淺，但對杜甫的了解，對杜詩的理解僅觸其皮毛，沒有深層次的研究，我也只能將我對杜甫及杜詩浮淺的了解及不成熟的粗淺理解，談一點自己粗淺的看法。

坎坷、曲折、悲慘的一生

杜甫，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祖籍襄州襄陽（今湖北襄陽），712年2月12日出生於鞏縣（今河南鞏義市）的一個「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著名的詩人，其父杜閑曾為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因此他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的特權。他7歲開始吟詩，他自稱少年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從杜甫詩中用事的精緻來看，熟讀萬卷書，確是事實，並非自誇。他20歲起，就開始了先南遊吳越、後游齊趙。十年壯遊期間，他飽覽了祖國的名山大川，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開闊了他的視野和心胸，使他早期詩歌帶有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唐玄宗天寶五年（公元746年）35歲的杜甫來到了長安。次年，唐玄宗詔令天下才子到京師就選，頗有些詩名的杜甫聽到這個好消息後便興沖沖地前往應試。然而，天不遂願，奸相李林甫害怕賢才入選不利他把持朝政，於是從中作梗，攪了局，致使無一人及第，反而上表祝賀皇帝，說是「野無遺賢」。而在此時，杜甫曾任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的父親杜閑去世了，從此杜甫斷絕了生活來源，迫於生計，他不得不沿街賣葯，或寄食於朋友處。杜甫有個族孫杜濟就住在長安城南郊，為了叨擾上一頓飯吃，杜甫每每前去走動，但這位族孫生活也並不寬綽，見自己的的長輩杜甫來了，心裡雖老大不高興，嘴上也不好說什麼，但在行動上表現出了自己的不滿，他在打井水淘米時，有意使勁擺動水桶，把水攪的挺渾濁；在菜園子摘菜時有意拿一把砍菜刀亂砍一氣。杜甫看在眼裡，心裡老大不好受，他感慨萬分，隨作《示從孫濟》：「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杳，且復尋諸孫。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這便是杜甫遭遇「宗族」冷落後凄涼心境的表露。從此，杜甫就有意無意地過上了到處乞討的日子。這段貧困的羈旅，被他自己寫進了一首題為《奉贈韋左丞二十二韻》的詩中：「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其實，古今中外，文人當乞丐並不鮮見。杜甫在長安的日子儘管是苦了些，但他依然捨不得放棄對榮華富貴的追求，他不斷地向權貴們投詩，想以期引起權貴們的重視和任用。公元751年，他向唐玄宗進獻《三大禮賦》，受到讚許，並命他待制集賢院，結果一等就是整整四年，直到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才得到「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一職，負責看管兵甲倉庫。杜甫以為從此就可以飛黃騰達了。可僅僅一個月後，「安史之亂」爆發了，此時杜甫正在奉先（今陝西蒲城）探家。次年，他把家屬安頓在鄜州（今陝西富縣）羌 村，隻身投奔在靈武（今寧夏自治區境內）即位在肅宗。途中被叛軍所俘，將其押解到淪陷後的長安。杜甫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他寫成了《月夜》、《春望》、《哀江頭》等詩。後來他潛逃到肅宗臨時駐地鳳翔（今陝西鳳翔縣），被授官左拾遺。後因宰相房琯與叛軍作戰大敗，肅宗問房琯罪，可杜甫忠言直諫，上書皇上肅宗言房琯無罪，因此激怒了肅宗，被肅宗交由三司推問，欲問斬罪，幸得張鎬出面營救才免其死罪，被貶為華州（今陝西華陰）司功參軍。期間，他目睹了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群眾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他感慨萬分，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

「滿目生悲事，因人作遠遊」。公元759年，他拋官棄職，舉家西行，先到秦州（今甘肅天水），後到同谷（今甘肅成縣），「杜甫在這一帶生活了半年時間，卻留下了117首詩歌，是其生平絕無僅有的。中國杜甫研究會會長張忠綱認為，杜甫在隴右的半年不僅是其人生的重大轉折期，也是詩聖詩歌創作的重大轉折期。」（2012年5月29日《鄭州日報》《詩聖尋蹤——紀念杜甫誕辰1300周年》）杜甫離開秦州後，幾經輾轉，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他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後又被嚴武薦為節都，他的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兩年後離開奉節縣到江陵、衡陽一帶輾轉流離。在他生命最後的十一年漂泊在西南，他雖過著「生涯似眾人」的生活，但卻寫下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秋興》、《歲晏行》等一千餘首膾炙人口的詩。

唐代宗大曆五年（公元770年）杜甫由於貧病交加死在湘江的一隻小船上，從而，一顆巨星就在這無限孤獨、寂寞中隕落了。

高尚的人格，不朽的詩作

杜甫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經歷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過程。因此，與詩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對國家的憂慮及對老百姓的困難生活的同情。他自比稷與契，希望因自己文學出眾而「立登要略津」。其實，他想做大官的目的，倒不是為了富貴而去享受，而是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是在李林甫、楊國忠擅權的年代裡，這樣的設想顯然是完全不合實際的，所以他一生不得志，那麼就很自然地對朝政心懷不滿，但儒家思想使他「不忍便永訣」，「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他對朝廷仍然還是絕對忠誠的，這也是他與李白根本不同之處。

杜甫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敢給予批評和揭露。他的詩很多都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等方面，他的詩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的疾苦，因而被譽為「詩史」。而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又被奉為「詩聖」。杜甫一生寫詩1500餘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杜甫的詩篇流傳數量也是唐詩里最為廣泛的，其對後世的影響也是最深遠的。比如，他曾陷身賊中，但不曾為賊所污辱，《述懷》詩「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他逃出賊窟後經歷了很大的艱難險阻，《北征》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及《述懷》詩「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丑」。就在如此狼狽的情況下，杜甫仍一如既往地對君忠誠不二。

其實，在家天下的封建國家裡，君就是國的代表人，忠君實際就是愛國。可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中，杜甫流離失所，不僅做不到大官，就連微小的諫官也因言事而被斥革了。大抱負與窮困潦倒生活的矛盾，我想這些也可能是杜甫詩作豐富的內容之源泉吧。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其詩風沉鬱頓挫，憂國憂民。「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莫礪鋒的《杜甫的文化意義》，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2004年9月）。後來杜甫寫出了更以「沉鬱頓挫」四字的準確而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同時，通過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都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運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有了大的轉變，趨近現實主義。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等普通老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這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概，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劉廷富《試論杜甫詩歌意象生成的特點及其審美價值》《成都教育學院學報》2005年第十期）。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在《環溪詩話》評杜甫的詩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是這樣評價杜甫的：「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庚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元稹、楊軍《元稹詩文選·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2004年，北京市人民出版社）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到於斯也。」（秦觀、王醒《秦觀集——中國家庭基本藏書·論韓愈》2004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其實，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練、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淡、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也就是說要用苦功鍛煉詩句，這就是杜甫創作的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的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彭定求《全唐詩·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1960年，北京中華書局）。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

其實，杜甫由於擇善而從，無所不學，兼備眾體，所以成為集古今詩人之大成的偉大詩人。

杜甫的詩歌在內容上，作品大部分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的，其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是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的情懷。

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孟棨 何言語煥《歷史詩話統編·本事詩·高逸第三》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到宋時成為定論。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另一說法是，杜甫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客觀的，是符合實際的。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鍊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在體栽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他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並加以創造的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於全篇的迴旋往複，標誌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

杜詩的深遠影響

杜甫在他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後的一些年，雖然沒有受到朝政和社會的重視。特別是他在世時有關他的參考資料幾乎沒有。但是他的影響在後世卻是深遠的，就象孔慶翔說的那樣，杜甫是「中國唯一影響隨著時間不斷增長的人」。

其實，杜甫的作品出名始於九世紀，早期的正面積極評價來自於白居易，是白居易推廣了杜甫的部分作品及倫理觀點。除白居易外還有韓愈，他曾撰文批駁反對李杜的聲音，捍衛了他們的美學地位。同時，這兩位詩人的詩中都有杜詩的影子。公元十世紀初，五代詩人韋莊找到了杜甫曾居住過的草堂遺址，重新修建了茅屋，才得以保存。就在這一時期，中國颳起了「新樂府運動」的狂潮，而杜甫作為這一現實主義詩歌的啟發者備守推崇。從而形成了一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風騷。

杜甫的名聲達到頂峰期是宋朝。黃庭堅、陳師道等，專而探究杜詩奇峭的一面，從而形成了「江西詩派」。之後，王安石、陸遊、文天祥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響。特別是文天祥他受到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感染後，他在獄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他在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莫礪峰、黃天驥《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中國文學史（第二版）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魯迅也評價過杜甫，他說：「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里似的。」（劉大傑《魯迅談古典文學》《文藝報》1956年20號（2009年8月6日））而杜甫更廣泛的影響是杜甫的作品將律詩從文字上的遊戲變成了抒發政治抱負的載體，對後來的詩人政治的寫作奠定了基礎。在宋朝由於理學的發展確保了杜甫作為詩的典範和至高無尚的地位。蘇軾曾闡釋了理由：「古今詩人眾吳，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蘇軾《東坡集·卷二四》北京市線裝書局）杜甫的思考能力鑄就了他的影響力，出於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嚮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習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家學習他藝術手法上的創新。

清初文學評論家金聖嘆把杜甫所作的詩，與屈原的《離騷》、莊周的《莊子》、司馬遷的《史記》、施耐庵的《水滸傳》、王實甫的《西廂記》合稱為「六才子書」。在當代，杜甫對國家的忠心和對人民的關切被重新詮釋為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含義。

杜甫對後人的影響還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紀，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認為杜甫所關心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愛，人與人之間的寬容 同情，「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裡最偉大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和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約翰·費樂斯迪勒《「閃亮的鱒魚懸浮在激流中」：肯尼思·雷克斯羅斯眼中健康神聖的萬物》《外國文學研究》2007第一期〈每29卷〉）。

杜甫不僅是美國作家雷克斯羅斯最喜歡的作家，早在1481年韓國就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杜詩諺解》。到十七世紀杜甫在日本擁有和中國一樣的名聲，所以杜甫不只是在中國流名，還揚名海外。

其實，從古至今，杜詩早已超出了文藝的範圍。

當今，杜甫不僅只是中國的，而是世界的，他不僅受到全國人民的尊崇愛戴，也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崇拜，他的藝術成就及愛國思想已被世界和平理事會列為世界文化名人。

故，我認為那些認為杜甫不就是寫了幾首詩，又不是天水人的那些人太無知、太悲哀了，我真為他們汗顏，也覺得這些人著實也太可憐了。

二0一二年七月八日

作者簡介

白登懿，原名白夢麟、白夢林。1949年出生於蘭州，2009年退休於天水市委。自1990年至今在國家、省、市級報刊發表專題、論文等文章200餘篇。期間，撰寫《鏡鑒》、《董邦傳》等5部專著，已出版4部。退休後先後受聘於天水市委宣傳部和史志辦參與了《天水通史》、《天水大辭典》的編撰工作，並受天水市政府之聘為天水市二輪修志審稿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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