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意象的寄寓之地 ——以旌德文廟為例(二)
原標題:文德意象的寄寓之地 ——以旌德文廟為例(二)
微信版第202期
文德意象的寄寓之地
方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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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見到的旌德文廟,大致是清順治的產物。
文廟主體建築大成殿,初名文宣王廟,宋崇寧四年(1105)始改稱大成殿。長寬均17米,佔地289平方米。基高3.33米,殿高18.66米,重檐歇山頂。屋面為滾龍亮背,上下兩層,各有4條垂脊,正脊中嵌火焰寶珠;正脊兩端及垂脊角均嵌有魚尾走龍,抬梁式木結構。殿周用石柱,上覆灰瓦,窗牖雕刻精緻,檐牙高啄,氣勢宏偉。殿內四根碩大銀杏通頂木柱,表通天之意。殿內藻井兩層彩繪,內容為鳳、雞、鶴、龍、象、鹿、麒麟及牡丹花卉等,並有八仙容顏,最高最醒目的則是文曲星。縱觀大小數十幅彩圖,畫面栩栩如生,寓意明顯,無非是寄望旌德子孫文星高照,大顯神通。
大殿四周紅牆簇擁,早先殿對面有照壁,門口為左右二坊,「文革」中被拆,舊址為現公安局辦公大樓,樓基緊挨著泮池,文廟進出大門只好移至東向。「旌德文廟」門額為旌籍名人周而復手書。泮池上建有三拱石橋,池東為禮門,西為義路,池後為戟門。戟門左右分別是名宦祠和鄉賢祠。兩祠與兩廡歷代均崇祀名宦鄉賢,元代許道傳《興學記》中說,「自金鄉侯以下及漢唐宋諸賢」圖像「凡一百又五位」。以後名宦祠祀宋元明清三十二位;鄉賢祠祀七位,分別是汪澥(宋代國子監祭酒)、姚裕(明代翰林院檢討)、江漢(明代戶部郎中)、張斯昌(明代惠安知縣)、汪浤(明代四川按察司副使)、周希旦(明代應天府府丞)、郭建邦(明代工部侍郎)。穿過青石板甬道,上台階至長方形月台,再上台階方到大成殿。無論是地勢還是建築,大成殿都給人以雄偉肅穆之態。文廟院內文革時期公安局為銬人犯栽的兩株樟樹已然參天,每到秋冬季節都會吸引不少白鷺來此棲息。
文廟附近的尊經閣和明倫堂,雖無原物,但有助於理解文廟的教化功能,值得一提。尊經閣,始建年代失考,清乾隆八年(1743)復建。姚秉義在《重建尊經閣記》中對尊經閣的位置、規模及風格有著詳盡的記載:
爰闢地於明倫堂東,學宮之震方,築石台為址,高三尺許,寬廣縱橫三丈四尺,而建閣於其上。第一層高一丈六尺,二層三層以次而至脊頂,按之繩墨,共得五丈二尺。敞角重檐,凌空高矗,窗欞欄檻,軒爽玲瓏,畫棟雕梁,丹碧躍彩。方向廻抱學宮,翼然左護,勢若穿天心而探月窟,經尊而閣亦尊也。
明倫堂在學宮左側,與大成殿同時建造。原名講堂、「言仁堂」。明倫,顧名思義是為師生講明三綱五常之道。對於明倫堂修德養身的作用,清吳稠《旌德學建明倫堂記》中說得十分清楚:
堂宇之新,匪直為美觀也,冀士習與之俱新。視堂之廣大高明,必致廣大而極高明也;視堂之八窗洞達,必洞然八荒皆在我闥也;視堂之四方平直,則必履其方平由其正直也。
後尊經閣與明倫堂均毀,閣與堂的責任全轉由文廟擔當。
清嘉慶年間魯銓的《新修旌德縣廟學記》,對於文廟關乎人心風俗作了精彩說明:
旌德處萬山中,靈淑鍾孕,代有偉人。今茲廟學聿新,竊於多士有厚望焉。夫孔子之道配乎天地日月,而其實不外於日用之間,有志之士誠能忠信以為基,廉恥以為界,仁以為宅,義以為路,禮以為門,六經以為堂奧,四子以為階梯,而又培厚增高,葆堅持久,實措諸踐履行習之地,樹其孝友睦姻任恤之風,聲以待他日為棟樑,為藩翰,而近亦足以化其井裡,油油然返漓於淳,則士之修其身心與今之修廟學何以異?僅雲掇科第,拾青紫,猶末也,多士勉乎哉!
儒學的發展過程中,多次受到佛、道思想的衝擊和影響,儒學聖地孔廟同樣吸收了佛道的文化藝術,文峰塔的進入就是佛塔儒化在建築上的一種吸納。
科舉時代,儒生求功名心切,寄望於直指蒼穹的文峰塔張揚文氣,在人們的內心是想借佛法靈力佑助科舉高中。在文化象徵意義上,將佛的虔誠祈禱與對世俗功名利祿的熱切嚮往熔於一塔。
旌德屬程朱理學影響至深之地,對於風水影響文運的事,古人的虔誠後人只能望其項背。
文昌塔與文廟一路之隔,東臨穿城而過的徽水河。
文昌塔塔基原為文昌閣舊址。文昌閣始建於1522年,為木製三層八角式。明萬曆年間重修,清順治中再修。清人王融在《重建文昌閣記》中說:「《史記?天官書》稱,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其六星中,貴相所以理文緒,司祿所以賞功進士,蓋主天下文事之宿,祿命之所系也。」
天下士子的功名與福祿歸文昌星管。要想一地公卿蟬聯,人文表著,那一定要有文昌閣。為子孫後代計,木製的文昌閣倒了一回,毫無疑義地重建了一次。
重建以後的文昌閣到了雍正年間,又是一幅傾頹覆壓的狀態,到了不得不拆的地步。文昌閣夷為平地之後,重視風水的大人先生們一看,文廟的東邊顯得太空,西向的玉屏山大有強逼過來之勢,這樣的風水對學宮顯然不利。為了保住文運,此地要有新的建築。
補全風水上民間也有一說:旌德縣城地形像「五龜出洞」,如果讓龜出走了,就會帶走文運和財氣。此外,縣城西南方有一座形狀似火的梓山,導致城裡經常失火。必須建塔來「定龜」和「鎮火」。
風水無小事,關係一地之文脈更是人心所向。所以,產生「易閣而塔,易木而磚,易三層而為七層」的決策,概在情理之中。
縣裡一批方案,修建者便以勃勃雄心組織實施,精心和誠心都寫在行動上。
先是在文昌閣舊址上用大石頭下基腳,然後用楊桃藤煎汁和石灰漿澆灌,這樣構造起牢固的基礎。等基腳上砌起八角石台後,又擇吉日用銀匣盛八寶安置在塔基中心,用銅皮八塊,硃砂畫八卦,按方位排列石台的八個角,才開始往上砌磚。
可是好事多磨,細細核算所有的銀兩,正在建的尊經閣用去一半,加上城中疏通水道,修葺司訓衙齋,預算中的經費所剩無幾。想造七層的宏願,因為銀兩缺位,砌到第三層就不得不停工了。
要追加預算,和今天的辦法相似,得請紳士們開會商議。這個時候堅持建七層之塔的意見,在缺金少銀這點上短了氣。即便是圖紙改成五層,一樣要設法請南鄉巨族出錢,還要動員百姓義捐。好在南鄉大族開了口,義捐又得到了百姓的響應。於是開始復興工作,這回估量財力,建個五層合尖,也算是本縣一大壯景了。上塔頂的那一天,縣主率同城官紳祭告,總算是大功告成。
建塔的時序是這樣的,乾隆八年(1773)建第一層;九年(1774)建第二、第三層;十一年(1776)建第四、五層。最後奉文武二帝於五層之上,已經是十二年(1777)的夏天了。前前後後花了五年時間,通計匠工、磚瓦、灰泥、金鐵等項,用銀二千一百九十六兩。對於好義樂輸者,將姓名鐫碑二座,豎在尊經閣中,以垂不朽。姚秉義在《重建文昌塔記》中特地給第一線的勞動者留下了筆墨,記清了能工巧匠的姓名,「磚匠賀富、石匠劉初、木匠阮勷,皆良工,勤謹密緻,例得附載。」當時用「厚實堅固,可以永久不敝也」的文句來評價這座民居環繞的古塔,260多年後的今天看來,一點都不過分。
如今聳立在我們眼前,高31.8米的八角五層文昌塔,是不折不扣的清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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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塔類建築,在旌德除縣城外今天還有五處之多。
獨具一格的要算蔡家橋鎮喬亭村的文峰塔。不獨旌德,全國恐怕也不多見。塔是用塊石砌成的實心塔,簡單到了大智若愚的地步。
喬亭村《劉氏宗譜》載:明嘉靖九年(1530)動工,落成於次年春,至今已逾480年,是旌德縣最古的人工建築之一。一塊「文峰塔記」的石碑,就在塔旁的農戶院內放著,可惜碎成了三塊。從碑文的記敘中我才知道,劉氏最初是當上門女婿到了喬亭,最後繁衍出二千戶三萬人的一個大家族。文峰塔是按《易》經八卦興築的,其目的是想憑藉風水之利,使劉姓家族從此人文蔚起,世代簪纓,躋身於閥閱巨族之林。
文峰塔系方形花崗石砌成,內填泥沙。呈圓錐形,頂扣葫蘆形石,高11.7米,底徑6米,頂徑1.5米,其狀如卓筆,因名「石峰文筆」,刻著「石峰」二字的石塊一直在塔脖子上砌著。峰旁50米處為堃湖,疏鑿於清道光元年(1821)。「周廣二十餘畝,甃石廻瀾,澄鮮一色,旁建敞軒數楹。」湖邊建有文筆峰,倒映水中,恰如筆投硯池。原先在湖塔之間,有亭狀如筆架,恰似一支毛筆擱置於墨池旁。加上「十里三村」的喬亭、湯村、朱旺地勢空曠,猶如一張巨幅的宣紙。這樣,筆、墨、紙、硯就齊全了。「文筆投池」四個字一下子就讓「文房四寶」生動起來了。
此後,劉姓的文風昌盛,人傑地靈,就這樣簡單的歸之於風水之功了。民間的理由,任何一個時代都少不了傳奇色彩。
傳說多有附會,但劉氏宗族由此興盛卻是不爭的事實。此後幾百年間,喬亭村文脈不斷,人才輩出。祖孫同科、父子同科、叔侄同科、兄弟同科者數見不鮮,以功名進仕者不勝枚舉。「其時士則應試者以百數,科舉未嘗或間,殷實之家各皆有,而稱小戶者則指不勝屈……」
旌德雖為皖南小縣,但祟文重教之風,代代相襲。
宋天禧五年(1021),新建村汪文諒不受皇帝賞金,要求換賜經書,以「教吾子孫,使之明習詩書禮樂」,並建義學,「四方英才皆來受教」。仿效他的義舉,後人捐款輸田、辦學興教蔚為時尚。
清代中葉,旌德人因商致富,興建學館更多。
乾隆末至嘉慶初(1794-1796),旌德洋川商人譚子文分家產之半,捐銀二萬兩在家鄉創辦毓文書院。三年中築房舍堂館一百多間,重金禮聘名師,招江南四府一州(寧國、徽州、池州、太平府和廣德州)之士肄業其中。他節省衣食、日用,搜購經、史、子、集等書籍供師生學習,獎勵師生之勤勉者。對於譚子文輸財辦學,重視後輩的培養教育,山長洪亮吉說:他的貢獻遠非賑饑恤貧,修橋補路,施醫舍葯等一般善舉所可以比擬。抗日戰爭前夕,安徽省圖書館吳景賢先生在撰寫《安徽書院志》《安徽圖書館沿革考》時,披覽了全省宋、元、明、清269所書院的有關記載後,將毓文書院與同時代各書院進行比較,讚譽毓文書院是:乾嘉時代安徽講求漢學書院之翹楚。非特可補紫陽書院之不足,實亦堪與當時杭州之「詁經精舍」廣州之「學海堂」鼎立媲美。
毓文書院圖
光緒年間,旌德全縣有書屋、文會、書院、縣學100多處。舊志載,「旌俗重詩書,勤課誦,多延名師以訓子弟。又設文會,聚族人士每月有課,寒暑不輟,凡城鄉皆然」。從建縣到清末,學有成就者代不乏人,僅有姓名可考者就有舉人206人、進士142人,其中狀元、榜眼、探花各一人。
在這樣一方土地上,對於「釋奠先師先聖」的文廟以及學宮百姓們不僅祟敬有嘉,愛護之心天地可鑒。
文昌塔的最終落成是因為私人捐款助了一臂之力。翻閱方誌,不難發現旌德文廟的修繕多以私人捐款為主。清張泰交《重建文廟記》中就有「鼎新聖廟,出自紳士樂輸,具見旌陽義舉,亦足征該令鼓舞作興、上下相信之效也」的表述。嘉慶十年(1805),文廟傾頹朽壞,朱旺村的貢生們呈請獨立修建,「自大成殿暨兩廡、齋房、丹墀、甬道、戟門、名宦祠、鄉賢祠、泮池、石橋、左右二坊、欞星門、照牆,祟聖宮、尊經閣、土地祠、魁星樓、雲路門,概行修建齊整」,「規模較舊閎敞,工材倍加壯麗」,計費白銀三萬多兩。
那時的文廟,是士子和百姓心中永遠神聖的殿堂。文廟的一土一木都關乎禮儀,關乎文運,誰都不可以冒犯。重修大成殿時,儒生們認為原先「形勢低洼,文星不現,且縣署高壓,士氣不揚」,重建時將基高由八尺提到一丈,殿高由四丈六尺提到五丈六尺。即使是學前餘地,學宮照樣設四條戒約進行管理:「一學前空地毋得造店,一通邑水溝毋得阻塞,一伺察泮池不得蓄魚,一看守水閘不許盜訣」。
寄託文運的文廟,說它是民心所育,一點都不過分。正因為有此強大的後盾,文廟在滄桑變化中的一次次劫難均能得以化解。即便是文革歲月,旌德文廟成了縣公安局的辦公場所,一次轉身卻是一次轉機,使得文廟今天依然能夠聳立於世。
今天,旌德文廟除匯聚了地方文物珍品之外,還設有「周而復作品陳列館」,陳列了旌德籍著名作家、書法家周而復先生捐獻的4000多件文獻資料。這是周老生前奉獻給家鄉的最後一份關愛之心。
動手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再次走進剛剛維修完畢的文廟內,先是繞外圍轉了一圈,而後穿過戟門從甬道一步一步走向大成殿,環視廟內的建築及其布局,在方正、對稱、中軸線等等建築語言中,我分明感受到了儒家「仁、義、禮、智、信」的厚重內涵。
今天的文廟儘管重拾不了昔日的輝煌,聽憑歲月如何磨蝕,誰都不會否認它對於一個地方文化仍然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作者系旌德縣政協文史委主任,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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