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史觀：新時代思想界的使命
《文化縱橫》雜誌社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伴隨「新時代」的腳步，中國迎來全新的2018年。辭舊迎新之際，有關未來使命的思考又一次湧上我們的心頭：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如何思考文化重建之問，應該確立怎樣的思想使命？以史為鑒，乃知興替。對於深刻依賴歷史經驗和歷史哲學的中國人而言，史觀問題具有獨特的宗教和哲學意義，沒有正確的史觀，將無由為今天和未來提供正確的指南。重建史觀，或已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使命。這一使命意味著，隨著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內外時空之變，我們需要探尋新的文明解釋，並對近現代以來決定人類生活的生產方式變遷給出清晰的解釋。為此，我們不妨對百年來中國諸種歷史思潮加以同情的理解，不以一種主義否定其他主義，而是相互加以解釋，並將其置入歷史與未來的脈絡中進行檢驗，進而尋找貫通其間的內在的歷史邏輯。新年伊始，萬象更新，重建史觀，任重道遠，願思想界共同前行。
▍為什麼要討論歷史觀
每當社會轉型處於關鍵性的節點之時，歷史觀的爭執和歷史觀的重建就會成為重大理論命題浮現出來，其原因在於，重塑史觀意味著爭取對於現實和未來的解釋權，意味著爭奪合法性。中外歷史中都不缺乏此種先例，比如中國傳統中的「正統論」、西方傳統上啟蒙史觀和基督教史觀的鬥爭。
對中國而言，歷史觀尤其重要。因為嚴格而言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也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哲學，但卻有著悠久的經史文化傳統，經史不僅反映著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和認識，也發揮著安頓人心的作用。每當經歷巨大變動的時候，中國人首先想的是要重新解釋歷史，要回答我們從哪裡來，現處何地，然後向何處去？比如說董仲舒以《春秋》來重新解釋大一統，司馬遷的《史記》奠定了中華民族的基本史觀，它告訴當時的民眾，華夏文明從黃帝開始，浩蕩三千年，並且把周圍的異族都解釋為三皇五帝的子孫，由此文化脈絡得以確立。到了唐宋變革之際，宋儒面臨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重建歷史觀問題。在中國，史觀替代了西方的宗教和哲學的任務。
今天，中國在經歷了40年改革開放之後，經濟取得長足進步，綜合國力持續增長，全球地位顯著提升，但未來的方向依然存在不確定性，思想界左中右各派爭論激烈，社會面臨分化困境。近些年，重溫傳統成為一種趨勢，在民間，各種形式的文化保守主義紛紛出現，「國學熱」、「儒學熱」漸入高潮；官方則試圖以民族主義敘事、民族復興敘事來統和社會思潮，也不斷從傳統文化中找尋資源。在中國步入「新時代」的背景下，我們有必要重新梳理近代歷史，以及其中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藉以確立新的價值和意識形態。這種梳理，不應以一種主義否定其他主義為前提，而應該以通三統的方式對它們加以重新解釋。立足今天，面向未來，我們需要在中國和世界的雙重視野中思考新的歷史觀的可能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解決21世紀的內外之變和生產形態之變。
▍討論歷史觀的兩個基本維度：內外之變和生產形態之變
在今天，討論歷史觀，應遵循兩個基本的問題框架，一個是內外之變，一個是生產形態之變。
內外之變是中國經史傳統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意識，即由於「中國」空間性的擴展帶來的對「華夏」歷史的重新理解和解釋。每當內外關係發生重大變遷，原有的政統合法性就需要重新敘述。比如說，周對商的取代帶來的華夏地區的擴大導致「天下」觀念的出現，導致三代傳說的興盛。而在西漢的經學中，要處理東西關係（崤山東西），要處理封建與郡縣關係，涉及後來對南方的開發，還必須處理西南夷問題，這就意味著要重新敘述歷史，重新解釋大一統。「正統論」、「華夷之辨」等經典命題都與內外之變密切相連。
生產形態之變，則是從19世紀中期以來隨著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模式將人類帶入現代世界之後凸顯的問題意識。在近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後，中國經歷了一個「歷史觀革命」的過程，其突出特徵是生產形態的變革對歷史的影響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從此，循環往複的王朝史觀受到根本性的挑戰。從晚清開始，「開眼看世界」的學人們，從關注邊疆史地、關注中西異同，到逐步意識到經濟的巨大作用。到了20世紀30年代，討論社會形態的一個明顯特徵，是開始以經濟為槓桿來理解社會變遷。當時的基本歷史意識是，不管抱持何種政治立場，都應該認識到，生產形態的變化是引發社會形態變化的根本原因。生產方式分析、階級分析、社會結構分析成為主流的分析方法。不同思潮的辯論實際上是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為中軸來進行的。
歷史觀重建需要回應內外之變和生產形態之變兩個維度的問題，不同時代的回應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其內在結構則是一脈相承的。近代以來，面對西方文明的強烈挑戰，中國知識分子在重建史觀上的努力，集中體現在三種思潮的複雜互動過程中，即來自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潮，來自蘇俄的社會主義思潮，以及本土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之間的鬥爭和消長。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觀鬥爭：三種思潮的消長
自由主義思潮在19世紀末期就進入中國，從自由主義的歷史使命來看，其對個體權利的強調對於重建社會秩序和重新組織生產形態是有建設意義的。但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卻長期沒有意識到要把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和中國歷史加以結合。這與自由主義本身的特點相關。啟蒙時代的自由觀念本身是拒絕歷史的，它以普世主義的世界圖景為基本前提。在法國大革命之後，自由主義才逐漸引入歷史、引入社會結構的觀念，黑格爾更是以《歷史哲學》為自由奠定歷史基礎。在自由主義內部，也一直存在著對黑格爾以後的「歷史主義」傾向的批評和警惕，因為自由主義一旦被歷史化，也可能就會相對化，瓦解其自身的普世訴求。在中國，由於自由主義無法歷史化，其影響更長期局限於少數知識精英的範圍內，無法動員民眾，進而無法在內外關係與生產形態之間找到有效的勾連方法，無法以重組生產形態來重新塑造中國，為中國創造新的政治主體性。
文化保守主義認識到了政治統一性與民族文化傳承的密切關聯，認識到歷史傳統與未來走向的複雜聯繫。梁啟超等人從「革命」走向「保守」，不是因為落伍而是經過現實洗禮後的「政治成熟」，他對「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概念的倡導，是為了消解革命派反滿主義對大一統國家觀念的衝擊。辛亥革命後，革命派也馬上接受了康梁的觀點，提出「五族共和」，強調中華民族的統一性，而「中華民族」觀念的廣泛普及則是在抗日戰爭時代。文化保守主義的問題在於，它缺少清晰的政治經濟指向，它常常是對傳統的再追溯，但是這種追溯如果不能夠轉化為對社會現狀、對政治經濟形勢的分析，將無法解釋中國社會發生的巨變。以梁漱溟為例，其《東西文化及哲學》試圖為全世界找到未來的方向，第一個階段是西方道路，第二個階段中國道路，第三個階段是印度道路，全世界都要走這條路。但是他的論述基本上是一種哲學解釋，沒有辦法提供一套社會經濟解釋，也沒有辦法更進一步，把對社會經濟的理解通過政治進行重新改造。
相比較而言，給出了較為完整近代史觀敘述的是馬列主義。其標誌是毛澤東於1939年完成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1940年完成的《新民主主義論》。馬克思關於社會形態有幾個概念原本並不清晰，後來經過斯大林等人的發展而變得簡化清晰——歷史發展五階段論。毛澤東在歷史階段論的基礎上，再加上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論述，最終建構起現代中國的史觀：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從半封建半殖民地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民主主義革命又分成新的和舊的兩個階段。這個史觀被運用到社會發展階段的評估上，並以其作為標準制定共產黨的各項政策，如果超前了就是左，滯後了就是右。
20世紀中葉以來，馬克思主義史觀在中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與其經歷了一個「中國化的歷程」相關。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代表的毛澤東思想，事實上提出和解決了一個複雜的歷史任務：將內外關係和生產形態的變革勾連起來。首先，在這一中國化了的史觀的指導下，實現了初級工業化、建立了國民經濟體系；其次，這些工作是以社會主義國家的形式完成的，它與現代主權國家的國際政治體系相匹配，也與以經濟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生產形態相匹配。由此，中國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國家形態：一方面是以生產力為中心，另外一方面是通過國家的分配來重組社會。如果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會把它理解為中國傳統專制的恢復，而如果從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理解，會把它視為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然而，這兩種觀點都無法解釋這種國家形態的內在運行邏輯：它不但是為了提高生產力而出現的政治組織形式，而且是基於某種新型交換關係的一個社會組織形態。它在政治結構上是大一統的，它在經濟上負有完成再分配的職能，但同時又要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可以說，這種中國化史觀指導下建構的國家形態，在一定程度上是通三統的產物，因為它不僅把中國歷史上的要素，也把西方歷史中的一些要素都組織在了一起。
▍全球性變革與歷史觀危機
今天，馬克思主義歷史敘事對民眾的影響力和吸引力正在不斷削弱，而馬克思主義歷史敘事的衰落與當代世界的複雜變遷密切相關。
20世紀中葉以來，以信息化、金融化為代表的新型服務業正在改變著工業化時代的經濟運行規則，生產形態發生著新的變革。產生於大工業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對於新時代生產形態的解釋力受到諸多限制。這反過來使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論受到了質疑，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大幅度落後於西方國家的背景下。在中國，雖然為改革開放奠定理論基礎的仍然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史觀，如1987年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為改革開放轉向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轉向市場經濟奠定了基礎。但是，初級階段論的框架中，如何安置社會主義成為一個核心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面臨著兩大根本挑戰：第一，社會主義能不能和非計劃的、非公有制的經濟形態相結合？這與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存在衝突。如果與市場的、私營的經濟形態相兼容，這種社會主義的「社會性」又在何處？第二，社會主義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不是共產主義？這兩個問題不僅是理論難點，而且也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一方面，40年改革開放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財富的大量增長是顯而易見的，但分配領域的不平衡也日益嚴重，直接拷問著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另一方面，在未來的經濟發展層面，生產的全球分布使得依靠一個國家，或者依靠一個馬克思期待的廣泛聯合的勞工階層對生產過程進行管理越來越不可能，這使得社會主義在生產形態領域也必須進行新的調整。
今天，全球性的變革正在發生。從內外之變角度看，內與外，中國與外部，變得更加不確定。外部不再是一個可以被華夏消融的蠻夷地區，而是一種強有力的文明形態。尤其是在中國深度融入全球貿易體系之後，生產環節的全球分布成為主流。這使得中國與世界的邊界越來越模糊，「何為中國」也變得不確定了。這種不確定導致了民族共同體意識面臨危機，進而影響著政治統一。從生產形態之變角度看，20世紀中葉以來，以信息化、金融化為代表的新型服務業正在改變著工業化時代的經濟運行規則，生產形態發生著新的變革。生產形態的新變革正在改變以往的產業分布規律和經濟運行規則，進而改變著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最終將重塑我們對世界、對歷史的理解。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則進一步證明，19世紀以來通過無數勞工運動和階級鬥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三角關係，即國家作為資本和勞動者仲裁者和中介者的三角結構正在瓦解，資本的全球流動性使其獲得了更大的議價能力，而複雜的國際分工體系使得勞動者的聯合遠比大工業時代更為困難，因此，全球性的貧富差距擴大和國家的資本化愈發嚴重。
目前，無論是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都難以回應當下更為宏大和複雜的內外關係和生產形態之變，因此，它們往往表現出批判性大於建構性的特徵。
▍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重塑史觀
80年代以後，由科耶夫、福山等人主張的「歷史終結論」，描繪了自由主義獲得全面勝利的歷史圖景，自由主義通過消滅歷史而成全自身，這可以說是基督教末世論史觀的世俗化，現實經驗證明，它正面臨著解釋力破產的窘境。與之相反，一些原教旨主義則堅持循環論史觀，認為「太陽底下無新事」，要解救現代性問題就必須找回古典心性和傳統美德。這些觀念也影響著當代中國人對歷史的認識。但是，由於缺乏對現實物質生產過程的理解能力，這些觀念對「走向何處去」的回應往往只是空中樓閣。在一個變革的世界中，歷史觀的重塑絕非依靠某些人為「構想」就能完成，而是必須包含對變革的真實理解，依靠人們在認識世界的方法論上的革新。
為了理解轉型與變革，「通古今之變」往往成為一個必然的選擇，「通古今之變」不是為了復古，而是為了理解變革的內在邏輯。比如說，以整個世界為尺度的「古今之變」，在19世紀中後期已經非常明顯。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結合給人類生活帶來的巨大震撼，使當時的思想者們認識到，這是一個新的起點，過去和現在已經不是時間秩序的簡單繼承和流動，而是在某種程度的斷裂中孕育出了新的未知因素。於是，馬克思力圖從經濟發展的視角重新梳理人類的歷史，並提出了「擴大再生產」的深邃洞見；塗爾干則對複雜分工體系帶來的社會變革存有希冀，意圖發覺人類聯合的新的可能性；韋伯在複雜的世界文明比較中重新定義歐洲現代文明的獨特性，卻對這種文明所塑造的未來世界充滿焦慮。19世紀末期政治經濟學、社會學等人文學科的興起，代表了在工業化重組世界秩序和人類生活背景下新的方法論的發展和成熟，而在歷史觀領域則出現了自由主義史觀、馬克思主義史觀和保守主義史觀相互頡頏又相互影響的複雜互動。
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重塑史觀必然是一個複雜而漫長的過程。就如同馬克思等人做過的工作一樣，我們也需要從歷史和未來兩個維度進行探索。
首先，依託傳統，梳理近代以來的三種思潮：在中國，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都試圖回答「中國從何處來，現處何地，要走向何處去」的歷史命題；在中國，不同主義在觀念層面溝通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能力與現實層面歷史進程發展中的複雜互動，決定了其影響力的消長。梳理三種思潮，不僅僅在於同情式的理解三種思潮背後的理想圖景，還必須分析這些理想圖景所需付出的巨大代價和現實可能性。
其次，面向未來，探索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政治經濟邏輯：世界體系重塑過程中內含的政治經濟學邏輯無法通過浪漫主義的復古訴求而加以顛覆，也無法通過一廂情願的「普世主義」宣教而加以克服，而是必須深入地理解當代世界政治經濟的現實邏輯。只有理解這些現實的邏輯，才可能採取真正的有效決策，在一些人力可為的關節點上，引導歷史的發展。探索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政治經濟邏輯，不僅僅在於對經濟運行規律、資本主義運行模式轉變的理解，還包含了對克服其內在缺陷的可能性的探索。
中國加入世界體系、改造世界體系的過程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物質、經濟過程，還包含著中國各階層民眾的複雜訴求，而新的史觀就是要實現複雜訴求和物質過程的平衡與協調。討論歷史觀，最終是為了朝向未來，是為了明確中國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中華文明將演變為一個什麼樣的文明。因此，新的史觀必須具有建構性的意義，新的史觀，必定是同現代的經濟運行條件相匹配，但同時又內含了超越當下資本邏輯的社會局限性的內容。今天，如果要建立新的歷史敘述，已經不能僅僅把希望寄托在某些具有非凡洞察力的思想家的「一家之言」之上，而是必須集合學術界和思想界的力量，反思三種主流歷史觀並理解當下歷史的變數，而這註定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本文原刊於《文化縱橫》，原題為「重建史觀：當代中國面臨的重大思想使命」。圖片來源於網路，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TAG:文化縱橫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