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的末日：中國黑幫衰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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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得意者眼中的黃金時代，卻也是他們，毀滅的深淵。

1931年6月10日，上海。

作為上海灘黑幫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此刻正享受著生命中的高光時刻。這一天，他費時一年多營建的杜氏家祠正式舉行入祠典禮，幾萬人的儀仗隊，浩浩蕩蕩、延綿達數公里之長，紛紛來給這位上海灘的黑幫大佬祝賀捧場。

從國民政府的軍政要人蔣介石、張學良、何應欽、孔祥熙，到國民政府兩任前總統徐世昌、曹錕，到大軍閥段祺瑞、吳佩孚，乃至國學大師章太炎，著名書法家、國民黨元老於右任，法國駐滬領事館領事甘格林，甚至日本駐滬日軍司令坂西利太郎，當時的黑白兩道，無論中外，都紛紛託人送來厚禮，來給這位江湖大佬捧場子。

1931年，杜氏家祠落成慶典的合影之一。

在這場祝賀賓客及事務人員高達幾萬人的入祠典禮中，杜月笙連續擺了幾天的盛宴招待各路賓客，而其他伙食酒水的準備，更是前後達一個月之久，可見人員盛況。

1931，這是一個，中國黑社會的巔峰鼎盛時代。

但對於這種繁華盛世，當時，作為上海灘三大亨之一、仍未叛國投敵的張嘯林，卻有著清醒的認識，早在1927年大革命時代結束後，張嘯林就有了某種早熟般的預感：

「我敢保險，不出三年，黃浦灘要變成一個新世界，賭與土（賭博、鴉片），恐怕要給他們連根剷除。」

儘管正享受著自己的輝煌時刻，但張嘯林和杜月笙暗地裡都有一種憂慮：民國的亂世中，某種他們無法左右的力量，正在裹挾著他們，走向毀滅。

早在1927年協助蔣介石血腥「清共」之後，杜月笙從心裡，就覺得某種隱隱的不安，為此，他從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做了兩手準備：

為了應對現代化的浪潮，經濟上，他把自己正是巔峰時期的黃賭毒事業，開始部分轉型去做正當的營生，開始從全力經營黃賭毒，轉向兼顧投資金融、船運、棉紗、麵粉、瓷器等現代工商業。

上海灘黑幫三大亨：左起：杜月笙、張嘯林、黃金榮。

政治上，面對「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各路軍閥和日本人、各個列強勢力交織的民國亂世，杜月笙也開始了分散「投資」：對於自己昔日血腥清洗的「共匪」，他也進行了巧妙「贊助」：

對於共產黨員楊度，他機智地予以保護；在杜月笙的默許下，楊度的寓所，甚至一度成為中共的秘密接頭點；杜月笙還與中共的特工領導人潘漢年進行合作，掩護過周恩來的堂弟周恩霪，並收中共黨員、電影明星金山為關門徒弟。

抗戰時期，支持抗戰的杜月笙又以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的名義，組織向八路軍無償援助1000個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並且要求在上海的全權代表姚惠泉，為中共募集教育文化經費；杜月笙並且公開表態：決不使部下妨礙中國共產黨的救國活動。

在這場民國的亂世中，黑幫、黑社會，是一股各種政治勢力都積極拉攏、不敢輕視的實力派：國民黨利用它管理亂世，共產黨對它積極「統戰」，日本人軟硬兼施，但作為黑幫，杜月笙，對於自己的時代定位，顯然有著某種清醒的認識，因為他的黑幫前輩們，在革命時代中的遭遇，已經開始讓它心生畏懼。

早在辛亥革命時期，各種夾雜著黑幫色彩的會黨和幫派，就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重要主力軍，孫中山本人，更是在1904年在美國加入了洪門致公堂，並開山堂「大陸山」，奠定了他本人在洪門中的大哥地位；而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從本質來說，其實也屬於洪門屬下的一個分舵；可以說，在辛亥革命時期，會黨和幫派，無論是出錢還是出人，對革命都是有過大功勞的。

但在1912年民國成立後，當加拿大維多利亞致公堂在第一時間致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提出要回國參政的時候，對此，孫中山非常尷尬，並予以了拒絕。

革命與會黨扯到一起，需要的時候固然是好，但眼下革命勝利了，說出來，實在不雅。

當時，國內各地的革命黨也心有戚戚焉，於是，在各地革命黨的默許下，革命黨人開始對各路會党進行大規模鎮壓：先是湖南都督、湖南洪門領袖焦達峰被殺；接著哥老會成員、四川都督尹昌衡也叛變，並對四川全省的會党進行鎮壓；在廣東，參加過多次革命的洪門領袖許雪秋、黃明堂、關仁甫也紛紛被解職或鎮壓。

被歷史有意無意模糊的是，孫中山也是洪門的大哥級人物。

在江西，革命軍政府發布了《解散洪門、三點、哥老會之公告》；在雲南，蔡鍔的「懲治律」規定：「凡群眾合立公口，開山堂，歃血定盟，結拜兄弟，圖謀不軌者，從左之區別處斷：首魁處死刑」。

難登大雅之堂的會黨成員們尷尬地發現，辛亥革命後，不僅是革命黨，就連民間的輿論，也都對他們嗤之以鼻，他們儼然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逃亡日本，準備組建中華革命黨，並且再次動員洪門人士加入，此外，孫中山再次致信美洲的洪門，準備進行第三次革命募款，對此，感覺被孫中山等革命黨欺騙了的洪門人士回信說：

「先生衰時則倚庇於洪門，盛時則鄙屑洪門，避之若浼。今盛而復衰，又欲與洪門親密。先生休矣。」

儘管會黨複雜多變，但仍然是一種，需要「統戰」和可利用的「革命」力量。

早在1929年，紅四軍黨部就發表了《告綠林兄弟書》，號召廣大「綠林弟兄加入紅軍」, 「歡迎綠林弟兄加入土地革命。」1930年，紅四軍前委、閩西特委召開聯席會議，在會上通過了《流氓問題》決議案，並確定了黨對流氓問題的總策略：

「把流氓從統治階級底下奪取過來，給予土地和工作，強迫其勞動，改變其社會條件，使之由流氓變為非流氓。」

在對贛南、閩西土匪和會道門進行爭取、改造的同時，中央革命的根據地也得以打開了新局面，對此毛澤東就特別指出：

「我們同情流氓的階級地位，我們是承認流氓有革命性的，在農村鬥爭初起時，流氓還是革命的先驅者。」

毛澤東指出，數量不小的遊民無產者，為失去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這一批人很能勇敢戰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民國早期的工人運動，活躍著幫會的力量。

1922年，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李立三就成功打入了紅幫內部，成功發動了安源路礦工人罷工；隨後，包惠僧、陳潭秋等人，又藉助幫會勢力，發動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李立三更是套用安源罷工的經驗，打入青幫組織，在上海掀起了五卅運動；而在毛澤東指導下的湖南農民運動，也充分利用了哥老會的力量。

中央蘇區時期，針對贛南地區「三點會」勢力密布的情況，對此，中共興國縣委就決定: 「自上而下地派黨的幹部去做洪家（三點會）運動，以便爭取改造其成為黨的武裝，遂指定黃家煌、蕭以佐、陳赤峰、陳自漢、陳奇涵等打入三點會工作。」

在中共黨員紛紛加入三點會，進行秘密爭取的情況下，在江西興國、永豐、於都等地最具勢力的、以段起鳳為首的會黨武裝，也加入到了「革命事業」，為中央蘇區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

會黨，確實是一股，「革命」需要積極爭取的力量。

抗戰時期，按照黨中央關於「團結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總方針指導，新四軍在江南地區，也創造性對會道門和幫會進行了「爭取、利用和改造」，「提高了會眾的民族意識與抗敵禦侮，保家衛國的政治覺悟，為開闢皖江抗日根據地的新局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績。」

當時，對於江浙、安徽等地會道門和青紅幫勢力活躍的形勢，新四軍領導人項英就表示：「江南有七多：麻將多、茶館多、澡堂多、大刀會多、土匪多、青幫多、兩面派多」。

當時，僅安徽蕪湖地區，青紅幫的幫眾就達三萬人左右，為了尋求自保，當時，各個社會階層的人普遍性的都有加入會黨的行為，對此，當地有順口溜表示：「有錢的人靠它保財產，有官職的人靠它保位置，窮人靠它來過活，年輕人靠它來流浪」。

為了對皖江地區的會道門和幫會進行統戰，在上頭的領導下，1940年12月，新四軍根據《關於哥老會青幫工作的初步指示》，對所在地區的會道門和幫會進行了統戰，並分別就根據地、游擊區、淪陷區、國統區等不同地區，如何開展爭取哥老會和青幫抗日，提出了具體的政策。

對於新四軍所在地區，上峰提出，尤應注意爭取哥老會及青幫分子領導的武裝力量，與之建立臨時的互不侵犯協定，或共同抗日的協定，以逐漸爭取他們走上抗日的道路。」

在這種工作方針指導下，1938年3月，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就親自做工作，收編了三元觀地區原三番首領「程大老七」；在程大老七的幫助下，新四軍在當地招收了三個新兵中隊，並且隊伍還由程大老七率領，隨新四軍第四支隊挺進淮南，後來改編成為新四軍十四團三營。

新四軍非常重視對青幫等幫會武裝的統戰工作。

同年3月，新四軍第四支隊東進大隊，又在安徽和縣成功收編了青幫武裝趙鵬程部，並任命趙鵬程為新四軍第四支隊東進大隊參謀主任兼二營營長，並吸收他成為黨員，使之成為進步分子：此後，趙鵬程利用自己的青幫身份，在安徽和縣一帶積極招募抗日武裝，僅在安徽無為縣東鄉一帶，就為新四軍發展了一支2000多人的抗日武裝隊伍。

1939年2月，新四軍第三支隊，又收編了青紅幫章嘯衡和謝節之等人組建的銅陵沙洲游擊大隊，並將他們的番號，改為新四軍第三支隊銅繁蕪游擊獨立第一大隊。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指導下」，新四軍對當時江浙、安徽一帶的幫會勢力和首領，採取了「爭取上層，團結分化下層」的策略，當時，時任新四軍軍部政治部副主任的鄧子恢，就非常重視針對幫會的統戰工作，1938年6月，鄧子恢在南陵縣三里店洪壙村籌辦了第一期抗日游擊戰爭訓練班，並且親自講課，其受訓對象，很多就是當地青紅幫的首腦。

鄧子恢特彆強調：「這些青紅幫老頭子都是地方上的實力派，有影響的人物····有許許多多年青的徒子徒孫，你收了這些做師父的人為學生，他們的徒子徒孫都成了你的重學生啦」。

正是在對各種武裝力量的有效爭取和「統戰」下，「到1945年，皖江根據地已發展成為橫跨大江南北，東起江浦、當塗，西至懷寧、彭澤，北臨滁河、合肥，南抵宣城、南陵，雄視南京的面積3萬餘平方公里，近300萬人口的廣大解放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全國19塊抗日根據地之一，成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一塊重要陣地。」

儘管在抗戰時期出力不少，但是在自身的複雜性影響下，會道門和幫會，這些民國時期特殊的勢力，仍然感覺到了時代大勢的變化。

對於敏感的時代，在後來投降日本人，被杜月笙和軍統聯手暗殺的上海灘黑幫三大亨之一的張嘯林，有一次就說：

「連你連我，在新浪潮來了的時候，那是命中注定要被淘汰的。」

儘管一直在警惕時局，並且對於左右兩派都多面「投資」，但杜月笙仍然堅守住了底線，率眾支持抗日，在上海淪陷後，杜月笙先後出走香港和重慶參與抗戰，1945年抗戰勝利後，以為自己「勞苦功高」的杜月笙，終於為自己謀求到了一個徹底洗白的捷徑：

當時，杜月笙參與競選上海市參議會議長，並在各路人馬的熱捧下順利當選，然而，蔣介石不願意了：儘管早在1927年協助蔣介石血腥「清共」後，杜月笙就謀得了一個少將參議的虛銜，但當他真正想向權力靠攏和洗白後，蔣介石：

翻臉了。

無奈下，杜月笙被迫辭去已經到手的上海市參議會議長的職位，儘管心存幻想和僥倖，但在那一刻他終於明白：毒梟始終就是毒梟，黑社會始終就是黑社會，無論如何洗白，他都是不會成功的。

不僅如此，1948年，嚷嚷著要到上海灘「打虎」的蔣經國，甚至直接將杜月笙的兒子、中匯銀行總裁杜維潘抓了起來，罪名是破壞「幣制改革」。

對此，杜月笙徹底憤怒了，他自諷說：

「他們總是拿我當夜壺，急了想用，用完了又嫌臭。」

蔣介石父子，對杜月笙等幫會大佬「尿夜壺」。

為了營救兒子杜維潘，杜月笙開始反擊蔣經國的軟肋：當時，蔣經國以嚴格執法的名義，在上海到處打擊「囤積居奇」的奸商；問題是，奸商可不僅僅是杜月笙和杜維潘，還有蔣經國的表弟：孔祥熙和宋靄齡的兒子孔令侃。

很快，杜月笙就將孔令侃的「揚子公司」投機倒把的違法行為等一系列證據交了上去，於是，暴怒的蔣經國將孔令侃也給抓了起來；然而，當「第一夫人」宋美齡急哄哄出面營救自己外甥的時候，蔣經國也認慫了，不得已，孔令侃和杜維潘，都只能釋放了。

儘管在與蔣經國的鬥法中獲勝，然而，隨著國民黨政權的迅速垮台，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鮮血的杜月笙也意識到，自己，是不能在大陸，再待下去了。

就在上海解放前夕，1949年5月1日，杜月笙在倉惶之中，帶著全家人，登上了擁擠不堪的荷蘭客輪寶樹雲號，南逃香港。

臨走前，他希望他的青幫老大哥黃金榮也一起走，但82歲的黃金榮覺得自己時日無多，不管誰來了，應該也不敢拿他怎麼樣，於是，黃金榮拒絕了。

但黃金榮，很快就被嚇尿了褲子。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隨後，解放軍幹部杜宣奉命去查看黃金榮，初一見面，這個82歲、見過無數世面的黑幫大佬，竟然尿濕了褲子。對於這個糟老頭，杜宣代表上海市軍管會，對黃金榮進行了訓話：你得「老老實實，服從人民政府管教，不許亂說亂動。」

對此，牙齒都已經掉光了的黃金榮，連著點頭哈腰說一定照辦。

1951年5月20日，84歲的黃金榮遵照人民政府的要求，請人代筆，在上海《文匯報》和《新聞報》上發表了《黃金榮自白書》，並且在自己當年的產業面前，「擺拍」了一張自己掃大街、「服從改造」的相片。

1951年，黑幫大亨黃金榮，在上海「擺拍」掃大街。

而杜月笙的南逃香港，和黃金榮的嚇尿褲子，也代表了民國黑社會，一個時代的結束。

在香港，杜月笙住進了堅尼地18號，這裡也成為了，這位中國黑幫教父生命中，最後一個杜公館。

當時，已經失去了勢力根基的杜月笙，心情非常煩悶，哮喘病也越來越嚴重，1951年8月16日，63歲的黑幫大亨杜月笙，最終在香港病逝。

與此同時，大陸也掀起了狂風暴雨般的清除會道門和黑幫的運動。

儘管遺留大陸的黃金榮已變得服服帖帖，杜月笙則遠走香港，但在剛剛解放後的中國各地，根據人民政府的清查：

「建國初期，全國有會道門組織300多種，道首和骨幹分子約82萬人，道徒約1300萬人，合計約佔當時全國總人口4.75億人的2.9%」。

面對全國各地的會道門和幫派、土匪勢力仍然潛伏，並且部分與國民黨的殘餘勢力進行勾結的嚴峻形勢，毛澤東起初決定，要進行分開鎮壓，「不要四面出擊」，「不可樹敵太多」，要分清輕重緩急，「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

1950年10月，隨著朝鮮戰爭的推進，決定「抗美援朝」的毛澤東，也對國內鎮壓會道門及幫會勢力的行動，做出了新的指示，對此，毛澤東對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解釋說：在此之前為什麼不能大量地鎮壓反革命？是因為時機不成熟，我們的財經問題還沒有解決，同資產階級的關係還比較緊張。如果我們在那個時候提出大量鎮壓反革命，是不合適的。現在情況不同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抗美援朝戰爭也打起來了，因此：

「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羅瑞卿，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

在此情況下，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羅瑞卿起草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由此掀起了全國鎮壓「會道門」的高潮。

1950年12月，天津黑幫頭目袁文會（中）被處決前。

起初，為了避免「左傾」，造成鎮反擴大化，毛澤東本人比較謹慎，但隨著朝鮮戰爭的推進，到了1951年初，毛澤東開始多次下達指示：

「對匪首、慣匪、惡霸及確有證據的重要特務和會門頭子，應當放手殺幾批」（《毛澤東文集》第六卷）。

對此，毛澤東經過「計算」表示：要「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毛澤東致小平、漱石、子恢、劍英、仲勛同志並告一波、高崗同志電》）。

隨後，鎮反運動開始跨越法律框架、出現了擴大化的問題，對此毛澤東也意識到了問題，而羅瑞卿也在1951年5月10日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上做報告，反覆強調要「適當收縮」，控制殺人數字，並將「捕人批准權一律收回到專署一級，殺人批准權一律收回到省一級」。

到了1951年10月，在為期一年的第一期鎮反運動中，全國共抓捕262萬人，處決71.2萬人，關了129萬人，管制120萬人。從1950年10月到1951年底，總計「各地在判處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土匪頭子、慣匪佔34%強；城鄉惡霸分子佔26%強；反動會道門頭子（主要是一貫道）佔20%；特務分子佔15%；其他反革命分子佔4%」（《兩年來的政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