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殷弘：英德如何一步步掉進「修昔底德陷阱」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成因之一是英德敵對的興起和加劇，對此德意志統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歸根結底起了首要作用。
原標題為：英德敵對的由來：結構性動能與大戰略激蕩。
新興強國迅速崛起
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19世紀60年代中葉起，以美國內戰結束、普奧普法戰爭和日本明治維新這三大近乎同時的事態為標誌，國際權勢結構劇烈變動的時代終於來臨。歐洲的變動緣由首推德意志的統一，那改換了歐洲大陸地緣政治的基本構造：歷來作為列強鬥爭的緩衝地帶和交易籌碼的德意志諸邦被併入單獨一個強國，歐洲國際體系的內在靈活性因此大為減小；統一和龐大的德意志帝國崛起於歐洲中央，奧地利和法國受到直接撞擊，歐洲其餘強國的相對位置也統統隨之改變。更重要的是，統一本身使德國一變而為歐洲大陸最強大的國家，它在人口數量、工業水平、軍隊規模和效率、教育質量和普及程度各方面無不顯著超過或至少趕上法國，而就這些方面綜合比較也超過僅在人口和兵員上居多的俄國。不僅如此，傳統的普魯士式專制政治、軍國主義和以崇拜國家順從權威為特徵的政治文化，大大增強了德國可用於國際權勢競爭的能量。不僅歐洲任何國家都無力單獨制衡德國，而且列強聯合制衡也由於英俄兩國缺乏政治遠見而長久未能實現。
1871年1月18日，通過三次對外戰爭，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成功統一了北德意志邦聯與巴伐利亞，建立了德意志帝國。
特別得益於第二次工業革命，德國在統一之後的實力更是突飛猛進。19世紀70年代左右，以內燃機、電氣工業、化學工業和電訊設施為主要標誌，一系列先進的工業生產方式在19世紀70年代左右橫空出世。被稱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這一變革直接基於科技革新，其經濟和政治影響的巨大和迅猛甚至超過第一次工業革命。它不僅創造了總合起來基本改變工業化社會的物質生活面貌的無數新產品，而且以開闢新能源、拓寬能源分布、開創並普及大規模精密加工為主要動因，使製造過程在微觀和宏觀兩方面都發生了革命性變化。由於它的特定的技術性質和地緣經濟性質，第二次工業革命最快和最大的受惠者乃是美國和德國，而很高的資本壟斷和生產集中程度更是給後者帶來了分外的優勢。由此，列強間的實力對比劇然大變。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德國在工業經濟的總量及其技術先進程度方面已超過英國而位居世界第二。短短四十年內，原先列強中最弱的普魯士德國變得甚至比列強魁首英國更有實力。正是世界資本主義這項最不平衡的發展，構成了英德敵對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項最重要根源。對一向信奉傳統的軍事強權的德國來說，有了世界一流實力就必須有世界一流權勢地位，亦即起碼與大英帝國並列成雙的世界性制海權和海外軍事—政治勢力範圍。
德國俾斯麥號戰列艦。
傳統強國的衰落
與新興強國迅速崛起恰成鮮明對照，傳統強國顯著衰落，而其中對於世界政治影響最廣泛最重大的是英國的衰落。作為全球性的生產、技術、通商、殖民和制海優勢的擁有者，英國實際上處於伴隨新興強國崛起而來的種種國際衝擊力的彙集點上，其權勢地位受到的侵蝕相對最為嚴重。英國優勢顯著衰減乃至最終喪失的最深刻原因，在於工業化擴散和新技術革命潮流中它愈益嚴重的相對頹勢。到1913年，英國在世界製造業總產量中所佔份額已從1880年的22.9%降至13.6%。不僅如此，因其技術競爭力的減弱和歐美後發工業國家紛紛採取的保護性關稅政策，同期內英國在世界貿易中所佔比例亦以相近的幅度跌落。
「日不落帝國」英國的殖民地曾經遍布世界各地。
英國殖民優勢的衰減同樣引人注目：儘管在現代帝國主義擴張狂潮中它攫取了一系列新屬土，但與前此約70年內除俄國外幾無對手的情形相反，現在它不得不與幾乎所有新老強國競爭，並且抵抗它們從不同方向上對英帝國的壓力。總的來說，英國處於一種典型的晚期帝國戰略困境，即狼煙四起，窮於應付，捉襟見肘。最使英國人膽寒的是制海優勢的動搖。80年代中期開始，法國優先發展高速巡洋艦、魚雷快艇和後膛艦炮，以便必要時截斷來自大西洋彼岸的英國糧食進口，並且將皇家艦隊逐出地中海和法國西面近岸海域。然而，這與1898年開始德國造艦狂潮引起的恐慌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在爭得世界性優勢的急切慾望驅使下，德國集中建造準備用於海上對英決戰的新一代巨型主力艦，其勢頭之猛實屬非凡。
德國的驕橫與英國的反擊
暴發了的德國追求一流殖民帝國、一流海軍和歐洲大陸霸權。對世界強國地位的強烈憧憬構成世紀之交德國思想界異常突出的主流思潮，而其中被談論得最多的主題便是突破歐陸狹隘限界，造就足以制衡所有巨型強國的「世界均勢」。保守審慎的俾斯麥在愈益強勁的擴張主義民族要求面前，愈益顯得是個過時人物。1890年，他終於被迫辭去宰相職務，這標誌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的「世界政策」時期正式開始。該時期的第一項後果深遠的行動，在於新宰相卡普里維迫不及待地廢棄與俄國的同盟，以消除俾斯麥外交體系在表面上的最大矛盾——德俄同盟與德國對奧義務相抵觸。其後果，是最終促使俄國於1894年轉而與法國結盟，俾斯麥最擔憂的反德大聯盟由此趨向形成。
1890年代的漫畫：威廉二世目送俾斯麥的下台（資料圖）。
不過即便如此，只要英國依然態度不定，列強格局就遠不至極化到除集團對抗外別無迴旋餘地，法俄兩國也遠沒有足夠集中的精力和必要的膽量去放手與德奧作最終較量。世紀之交的英國長時間缺乏明確的戰略方向，遍布全球的海外利益使之陷於紛繁多樣的國際糾葛，其對外政策便難免呈現出自相矛盾的景象。最使英國猶豫不決的是：俄德兩強當中哪個對英國最危險，或者說究竟應當著重遏制俄國在廣大外圍進行的傳統擴張，還是應當優先對付德國在歐洲本部凸現的新興優勢？如果考慮到英國在俄國勢力所指的近東、中亞和遠東有著久受珍視的廣泛利益，加上另一個老對手法國在殖民競爭甚至海軍方面給它造成的追加威脅，那麼英國就很不容易確認德國為頭號（甚至唯一）大敵。
然而，威廉二世及其近臣以驕橫和挑釁性的「世界政策」決定性地替英國簡化了問題。德國在各海外地區採取咄咄逼人的態勢，干預其他強國的勢力範圍。頭號殖民大國英國對此自然最為惱怒，特別是德國在南部非洲和近東的干預和勢力擴展大大觸犯了英國的利益和臉面。然而，更關鍵的是德國的造艦狂潮。德國出於對英國優勢的忿忿不平和爭當「世界強國」的勃勃雄心，從1898年開始大造主力艦。八年後英國無畏戰艦的問世雖然一時打亂了這一造艦計劃，但未動搖德國人的趕超決心。靠政府內外各類勢力合成推動，造艦撥款一再劇增，其結果是到一戰爆發時，德國已擁有22艘無畏級戰艦。
一戰期間由日本繪製的協約國四國元首: 英國喬治五世俄羅斯尼古拉二世法國總統朋加萊 日本大正天皇。
德國的造艦狂潮不僅在事實上衝擊著英國的海軍優勢，而且由於英國人將這優勢崇奉為英國世界權力、本土安全和財富的根本保障，它便最劇烈地刺激了他們的神經。這與英德之間經濟技術實力對比迅速變更帶來的嚴重不安一起，終於在英國造成了對德國的廣泛恐懼，並且是歷史上一般頭號強國對急劇崛起的新興強國常有的過頭恐懼。20世紀開始後不久，英國政府認定德國為頭號敵人。在這戰略定向上起了重大作用的著名的克勞備忘錄（1907年1月由外交部官員克勞撰寫）強調：「最強大的陸軍與最強大的海軍結合於單獨一個國家，將迫使世界聯合起來掙脫這一夢魘。」
在此背景下，英國政府形成了兩大根本信念：（1）德國權勢膨脹不僅嚴重威脅英國的世界地位，而且勢將危及英國本土安全，因而必須遏阻；（2）為此需要儘可能集中英國本身的力量，同時與德國的其他對手合作。從長遠看，確定並開始對付德國威脅的過程就是區分利益主次、收縮競爭戰線和減少海外敵手的過程。新的對外政策目標和根本戰略一經確定，英國便以一種與其實用主義外交傳統相符的明快簡捷，分別於1904和1907年同法俄達成妥協。英法和英俄兩個協約雖然遠非軍事盟約，但其不成文的基本精神都是結成反德戰略夥伴關係，而且這關係很快開始含有軍事合作內容。如此，歐洲格局一變而為德奧同盟與英法俄協約兩大集團對峙。
薩拉熱窩事件爆發前，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訪問塞爾維亞。
兩大集團的對抗升級
兩大集團之間的對抗升級過程最主要地由下列事態構成：兩次摩洛哥問題危機；波黑問題危機；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被刺後迅速招致大戰爆發的連鎖反應。總的來說，它們提供了歐洲戰火的下列主要具體緣由：德國推行旨在侮辱和孤立法國並威嚇英國的挑釁性外交；英國逐漸承擔起援助法國（因而援助法俄同盟）的「道義責任」乃至軍事義務；在各自盟友的縱容或支持以及當地民族主義的刺激下，奧俄兩國對巴爾幹的爭奪愈演愈烈，最終將其全部盟友拖入戰爭。就英國參戰而言，起最後決定作用的是德國為實行其戰爭計劃——旨在首先迅速擊敗法國的施里芬計劃——入侵中立國比利時，從而一舉變更了英國國會和輿論的避戰意向，後者本著英國的近現代根本戰略傳統，一貫視低地國家獨立為英國本土安全的必需條件。
德意志第二帝國在國際舞台上的驕橫莽撞很大程度上出於其孕育和出生經驗，那就是依靠強權，特別是軍事強權。德國外交的拙劣尤其可見於兩次摩洛哥危機和英國倒向法俄兩國以前英德之間的幾度接近嘗試。就摩洛哥危機而言，德國像一位著名歷史學家概述的那樣，「每隔幾年就以戰爭威脅另一個國家，而不能確定一個有意義的目的，（結果）每次都加劇了導致敵對聯盟的那種恐懼」；
在謀求英德接近的談判中，德國異想天開地執意要訂立刻板的歐洲大陸式軍事同盟，這分明是英國依其經久傳統和顯著利益根本不可能同意的。德國對外政策的拙劣頗大程度上與威廉二世的乖僻愚蠢密切相關。這位皇帝不僅滿懷德國說到底力所不及的世界一流強國野心，而且浮誇虛榮，極易激動，反覆無常，粗俗淺薄。不僅如此，在威廉二世之下，植根於專制政體一般性質和德意志帝國特殊行政結構中的決策分散傾向，發展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致使對外政策出自多門，混亂拙劣在所難免。至少同樣重要的是，尤其在德國，軍界的決策影響隨戰爭技術變革而過度劇增，以致刻板狹隘的純軍事計劃竟能主宰最重大的政治決定。著名的施里芬計劃以一開始就大打全面戰爭和入侵比利時為前提，不僅在平時嚴重限制了政府外交行動的迴旋餘地，而且在戰爭危機來臨時成了政治領導只能接受的唯一權威對策，並且直接引發了英國參戰這一特別重大的國際政治後果。此類計劃確如基辛格所說，是使大戰無法避免的「世界末日軍事裝置」。
威廉二世戎裝。
上述歷史表明，英德敵對不同於一般的列強間爭鬥，它與現代開始以來幾番導致巨型衝突的那個根本問題——國際體系內優勢地位的擁有者與其頭號挑戰者的對立——休戚相關，與國際體系基本環境（即跨國的和有全局意義的技術、經濟生產方式和政治文化狀況）重大變遷之中最根本最重大的那項「權勢轉移」緊密相連。然而，單有英德「權勢轉移」還不足以真正形成英德敵對和衝突，作用重大或必不可少的還有跨國和主要當事國國內的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那在英德敵對形成和加劇過程中主要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國際權勢政治觀、極端民族主義理念和帝國主義思想，特別是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在這些主要的結構性和觀念性原因之外，植根於國內傳統和國內基本狀態的一些重大因素同樣至關重要，因為主要是德國的體制、政治機制、對外政策和對外關係操作方式等方面的災難性動因，連同最高決策者的災難性個人特徵，顯而易見地參與導致了英德敵對的形成和升級，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完）
（本文為嘉賓在戰略圓桌「近代西歐大國的戰略與興衰——世界千年戰略經驗」的論壇的發言，根據現場速記編輯整理，有刪減。編輯：豆姑娘，圖片源於網路，合作、轉載請留言。）
嘉賓介紹
時殷弘，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國務院參事。曾任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史教授、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國際關係教授、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理事長、美國密執安大學公共政策訪問講授教授和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訪問講授教授。已出版著作16部、譯著17部，發表學術論文和評論580餘篇。他的許多作品和見解有廣泛的國內和國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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