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後期心學在宣城的傳播、特點及其影響

原標題：明代中後期心學在宣城的傳播、特點及其影響

微信版第204期

明代中後期心學

在宣城的傳播、特點及其影響

夏建圩

宣城理學（心學）是指明中後期在宣城興起講求王陽明「良知」之學的風氣，因府縣等地方官員的大力推動，加上以宣城籍為主體地方官紳的孜孜倡導，參加講會者人數眾多，成為江南傳播「王學」的重要場所，逐漸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儒學流派。直至清初，宣城講學之風仍然未泯滅。心學在宣城的傳播對宣城地域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鄒守益（號東廓，1512年進士）明正德末年師從王陽明，1524年鄒守益被貶為廣德州判官，公務閑暇宣講「良知」之學，是時「四方響應，弟子日眾，則為之辟書院於學宮之後（即復初書院）」，他「孜孜以文成『良知』之旨開示來學，聲教暨於臨封，興起者頗眾」。 其間，王陽明弟子王畿（龍溪）、錢德洪（續山）、王艮(心齋)等都先後來複初書院主講。 同時宣城諸生戚兗、貢安國、梅守德、沈寵等先後與鄒東廓、王畿、錢德洪、王艮等有過師從關係，跟隨他們從事講學活動。

鄒守益像

嘉靖二十七年（1548），寧國府涇縣水西講會正式成立，知府劉起宗延聘王畿、錢德洪為主講，鄒守益等亦來講會，宣城諸生戚兗、貢安國、梅守德、沈寵等跟隨，聽講諸生常在三百餘人，以至僧舍容納不下。水西講會每年舉行兩次，春季自三月朔日起至晦日止，秋季自九月望日起至下月初五日止。 「錢、王兩公更迭往來，學士薦紳雲集，弦歌洋洋，由是水西之學名天下」。

羅汝芳（近溪）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任寧國府知府，積極倡導講學，宣城講學逐漸達到高峰。宣城是「江南文學禮義之邦」，「士大夫多崇禮讓，敦實行，以清風高潔砥礪末俗」，自從王畿、鄒守益等心學大家在境內尤其在水西締會，「三十餘年士人景附」，「跋伊洛之風，綿鄒魯之續矣」，羅汝芳上任不久將涇縣水西精舍擴建為書院，並在寶聖寺的左面增建退省所，

羅汝芳像

在任期間，他曾數次從宣城親臨涇縣水西講會，與宣城籍學者貢安國、沈寵，以及太平縣的周怡涇縣的查鐸、翟台、蕭良幹等人「談說古今性命之學」，「其間一稟於錢塘天真教條，諸士蒸蒸然向學，何其盛哉」，水西講會在南中一帶的陽明講會中頗具代表性。除了支持寧國府屬縣講學外，羅汝芳還在宣城城內大力倡導講會。1563年羅汝芳與提學御史耿定向在城內景德寺後陵陽第三峰創建志學書院，中間為大堂，後為會將堂各五楹，左右號舍四十楹，置田二百餘畝，府前地租一十四兩有奇，作為供祀及會資。此間，宣城縣縣令姜台在志學書院西、繒綢司右建造了宛陵精舍，精舍北為致道堂，中間為詠歸亭，南為觀復樓，西為號舍。志學書院與宛陵精舍成為宣城講學鼎盛時期的中心，羅汝芳請於巡撫、督學、巡按三台，移文發征租作為講會供應及王陽明祠祀之需，歲以諸生二人司其出納，登籍稽復，生員郭忠貞、吳箕、胡希瑗、王點等人先後出任會長司出納。羅汝芳除親自講學外，還請致仕鄉居的貢安國、梅守德、沈寵三人主講志學書院，時稱三人為「志學三先生」，宣城講學風氣迅速發展，其規模巨大，慕名遠來遊學者常數百人。

在官府與地方的積極配合倡導下，寧國府講學之風由水西轉移至宣城。王畿說：「近溪羅侯之守宣也。甲子（1564）春暮，予以常期赴會宛陵，侯大集六邑之士友，長幼千餘人，聚於至善堂中。」千人參加聽講，雖有些誇大，但確實反映了宣城講學的空前興盛的景象。可見，宣城理學的發起者為鄒守益（東廓），後在羅汝芳（近溪）擔任寧國府知府期間，使宣城講學之風達到頂點，其主旨講授王陽明「良知」之學。清初宣城人施閏章對此總結說：「敝邑理學薪傳濫觴與東廓過化，而承流於盱江作郡，大約皆沿習『良知』之旨」。

萬曆七年（1579）張居正召毀書院，志學書院故址或成為民舍，或改為官園；宛陵精舍改為理刑公署，其田產經費移作他用，宣城講學活動遭創頗深，加上貢安國、梅守德、沈寵等學者於此前不久陸續謝世，他們的後裔或對於講學內容有指責或熱衷於科舉，並沒有繼承長輩的講學精神，講學一度沉寂。

至萬曆中期，宣城出現了以祁門貢生陳履祥（九龍）為首，施宏猷（施閏章祖父）和汪有源（惟清）為左右手的布衣講學者活動的身影，施閏章後來追念道：「九龍先生初來宛陵，從游才數輩，先大父一委贄，倡導契引，一時至八百餘人，先生倚大父為左右手」，陳九龍在宣城講學重現此前的盛況多倚靠施宏猷積極倡導，並為「陳門第一高第」，施氏與宣城當地的章氏、徐氏、楊氏、劉氏等家族都有著世交，在施宏猷的帶動下，各家族紛紛投入陳九龍門下。

施宏猷的兒子施譽在章氏的宗譜序言中說，「時宛陵正學幾晦，三公（章孔輔、伯輔、仲輔三兄弟）首倡義舉，建館延陳先生於家，一時從游者皆宛名士」，故施宏猷和汪有源有「陳門曾顏」之稱，曾在郡之西關建同仁會館，集六邑及南都十四郡大會，窮究性命之理，實踐於躬行。查閱地方史志資料及文集，陳九龍在宣城的弟子中有姓名可考還有：孫經、孫緯兄弟；王念祖、王之皞；沈壽昌；張嗣達；楊儒、楊伋兄弟；章孔輔、章伯輔、章仲輔三兄弟，章榜、章孔堅父子；劉希向、劉希道、劉希禹三兄弟，劉朝靖，劉元升；徐蔣山、徐禹言、徐聖功祖孫三代，徐昆魯、徐化之、徐君政；馬楚石（施閏章外公）；齊瀛等。 陳九龍弟子中多父子兄弟，章氏三兄弟「一師三弟，授受精深」。

陳履祥除了在城內同仁會館講學外，另一處場所為宣城狸橋雲山，陳九龍在《維風會記》中說：「雲山，宣城最勝地也。余自金陵來倡道於茲，至則蔣山徐兄首詣，一談而歡洽，後子若侄源源而來，遂與之立雲山文會，歲一舉取善鄉曲。」 徐蔣山為明代狸橋徐氏宗族的儒生，萬曆二十六年（1598），徐蔣山邀請九龍先生來雲山講學，辛丑（1601）秋，成立了雲山文會，名「維風會」。陳九龍與施宏猷等常至雲山寺講學。

狸橋鎮全景

狸橋地區的各大族儒生均紛紛至雲山寺求學，陳九龍在劉氏宗譜序中寫道：「余以孔聖之學，建旗鼓於雲山八百聿，從劉氏諸子希向、希道、希禹，首相皈依回喟，參唯由果賜達，將不有樹聲當時，傳芳後世」。其他大族宗譜中可見記載。清初施閏章在章氏宗譜序中說：「往來講學，章氏聚族瞻聽，蒸蒸然多善類，一時宛陵推螺川有鄒魯風」。在地方宗族的參與下，雲山講學興盛一時。但明末講學之風已經式微，施閏章在追憶其祖父施宏猷跟隨陳九龍講學情形，「萬曆乙酉（1609）大父疾劇，……明年（陳九龍）先生北上道病，所草《正學疏》未及上捐館京師矣，」可見陳九龍約在1610年在京城去世，之後宣城講學又陷入低谷。

清初，眾多學者質疑心學的空疏，宣城講學活動再次銷聲匿跡。施閏章仍以振興理學家風自期，他一再表示，「吾家以理學孝友三傳而皆困於諸生，吾忝一第，抗顏稱師，敢負吾君以負吾祖、父乎？」 施閏章仕宦期間期間尤其在江西，積極從事重建明代講學書院、恢復將會、再舉祠祀等工作。 但隨著「樸學」興起，宣城講學逐漸衰微，退出歷史舞台。

明代中後期心學在宣城傳播有如下幾個特點：

1. 其發起及推動者，大多是有著仕宦經歷的官吏與地方學者。一方面，他們在宣城一帶利用官職的行政力量，修築講堂，「士貧不能學者，大約依其中誦習」；另一方面，地方學者發揮自身的影響作用，帶領自家子弟及六邑諸生參加講會，在兩股力量的共同推動下，使宣城講學發展迅速，並達到鼎盛。往來宣城講學的外籍學者都是進士出身，其中鄒守益為1511年進士、羅汝芳為1523年進士、錢德洪是1532年進士、王畿是1533年進士；他們大多在江南一帶任過官，並且都曾經在皖南一帶長期赴會講學，鄒守益一生在「越之天真、閩之武夷、徽之齊雲、寧之水西」等地講學；王畿罷官後，往來皖、浙江、越等地，講學四十餘年。戚兗、貢安國、梅守德、沈寵等宣城當地學者，也都曾有過科舉出仕的經歷，基本情況如下表。

宣城地方學者的仕宦等相關情況簡表：

可見「志學三先生」均早年求學，沿襲了陽明一派以「經師入仕」的傳統，後來不僅曾擔任官職，而且都熱衷於宦所及桑梓的講學事業，致仕後更以講明理學為己任，多有著作傳世，貢安國倡學「四十餘年」， 至死不倦。

2. 明末，宣城講學再度興起，而與前次不同，此次倡導講學的是布衣階層，參與講學的多是地方宗族的儒生，講學內容偏重於宗族及鄉約建設。章氏宗族「聚族瞻聽，蒸蒸然多善類」，陳九龍自己也說：「余自金陵來倡道於茲，至則蔣山徐兄首詣，一談而歡洽，後子若侄源源而來」。此時宣城講學已失去官府與地方官紳的支持，而布衣階層倡導講學更應貼近生活實用，為平民接受。陳九龍發揮泰州學派面向庶民階層的特點，強調經世致用並致力於宗族內創造落實理想的機制。他在講學中重視「治生」之事，認為「世皆以治生小事略過，予以此處不理非經濟實學也」，「本富為上，末富次之，不自料理而望人周恤非計也」，他雖認為有本末之分，但人首先要自立，使他的講學內容更加實際，更符合平民的需要。陳九龍對徐氏宗族說「我為爾徐計謀，如遵聖諭以明大道，使鄰里鄉黨投誠向化，誰雲雖善不尊！本鄉約以道成規，令長幼尊卑守己循分，誰雲徒法不行？……爰為之申其約曰：風不能向人維也，必人之自向風也。果人人自維自風，則人人不待人風人維，豈維徐氏家風是振，將鄉國天下皆從風而靡。」體現出其依靠講會鄉約、振作宗族風氣來維持地方治理的政治理想。

涇縣水西山

3. 宣城講學不僅對「良知」之說進行了繼承，而且對其有新的發揮。從師承上看，宣城講會是陽明心學在南中地區的一分支，在發起階段主要受浙中學派王畿、錢德洪的影響比較大；在鼎盛時期，泰州學派傳人羅汝芳的講學於前有所差別，而明末陳履祥為「羅門高足」，繼續傳播泰州之學。戚兗、貢安國、梅守德、沈寵師承關係比較複雜，至少跟從過兩個以上老師講學，但他們都曾師事王畿。戚兗師從王畿七八年，成為宣城講學奠基者，宣城心學奠基者梅守德「嘗從王龍溪先生講學金陵者有年」，與王畿交往最深。王畿十分關心宣城講學，對於羅汝芳在寧國府大興講學，雖然肯定，但言中提醒其弟子要謹慎，「近溪兄主盟一方，吾道尤幸，聞提省人頗涉禪家因果，……亦或不可以不慎也」。「王學」不同學派之間的差異仍然存在。

事實上，宣城當地的學者與羅汝芳的合作也僅限於興辦講學之事上，而在講學內容的分歧上仍然保留。戚袞講學，「每教人心體力行，其以政為學，以學為政，……以不自欺為入門，以自慊為極」；貢安國常教誨弟子「務求實得，毋事空言」；梅守德「以隨處體認為真修，以處事當理為應用，以倫常物則為本家，以反躬篤踐為實地」，他們結合自身仕宦需要，更加註重學養與經時致用。沈懋學（沈寵之子，1577年狀元）當時為諸生，經常參與羅汝芳講學，沈懋學後來說：「顧時所謂學……卒流禪語，漫不求知」，他對於講學者流於空疏不能贊同，這也是「宣城心學」後繼乏人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之，作為地方心學派其在繼承「陽明心學」的基礎上，講學內容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發展，更加註重「親民」、「安百姓」及「百姓日用之道」，突出「篤行」、「體用」。

心學的傳播對宣城地域文化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心學傳播主要依靠講學活動，促進了全國各地一些知名學者、文人的往來交流，開啟了思想文化發展的新局面，隨著地方學者不斷湧現，使宣城長期的文化積澱釋放出來，其影響一直持續到清初。

王畿在《宛陵會語》中說：「（羅汝芳）既施化於六邑之人，復裒六邑之彥，聚於宛陵，給之以館餼，陶之以禮樂，六邑之風，蹶然震動」，這使得宣城文化之風大振。通過講會為宣城培養了一批具有影響的學者，「郡邑庠生侍，坐聽之人各感動，其中發奮興起者如沈子懋學、徐子大任、蕭子彥、詹子沂、趙子士登、郭子忠信等百餘人」，其中除了蕭彥、趙士登為涇縣人，其餘是宣城人。他們後來大多科舉入仕，沈懋學1577年中進士第一名，授翰林修撰，徐大任1568年進士，詹沂1571年進士，趙士登1580年進士，使宣城科舉興盛一時。

李聖華先生在《論宣城派》一文中認為：心學在宣城的傳播與清初「宣城詩派」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係，並成為清初獨立文壇的「宣城詩派」論學的一大源頭。其代表人物施閏章以發揚「理學」為己任，論詩以「學」為本，欲合學問與詩歌為一，正是延續明中葉以來宣城講學的傳統。總地看來，從明嘉靖中期至清乾隆中期大約200年時間內，正是宣城地域文化形成和大放光彩的時期，在科舉、詩歌、戲劇、繪畫、天文及數學等領域頗有建樹，湧現出一批聞名全國的文化人物，這與心學在宣城的傳播、滋養有著密切的關聯。

（作者系合肥工業大學副教授，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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