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禮 一生為此一本書
在中國文學研究界，有一位年屆耄耋仍孜孜不倦肆力於近代文學研究事業的忠實的「老兵」；像一個埋頭耕耘的老黃牛，他數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在近代文學這塊看似貧瘠的沃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開拓意義的紮實厚重的研究成果，以超乎常人的執著精神與堅守品格，成為近代文學學科的重要開拓者和堅定守護人。20世紀90年代初，他憑一己之力相繼推出皇皇三大卷、洋洋165萬言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1993年；以下簡稱「山教本」），一舉震驚了學術界，成為近代文學研究界的一面旗幟和領軍人物之一。該著問世後，相繼獲得全國高等學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第二屆國家圖書獎、第八屆中國圖書獎、全國第三屆優秀教育圖書一等獎、山東省第九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等九個獎項，成為國內許多高校中文專業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讀書目或參考書目。2000年，教育部研究生工作辦公室組織國內同行專家評審，復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會議，將該著確定為「研究生教學用書」，指定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以下簡稱「高教本」），進一步擴大了其社會影響。在巨大的成績和紛至沓來的榮譽面前，這位自稱「老兵」的學科帶頭人並未放慢和停歇學術探索的腳步，仍然以時不我待的強烈的責任感忘我地投入到他終生熱愛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之中，披荊斬棘，探微求精，以苦為樂，樂此不疲，渾然不覺老之將至。新世紀以來，他不斷拓展著新的學術空間，為他心目中臻於完整的中國近代文學史添加著新的內容，終在「高教本」出版十六年之後，新近又推出了該著的修訂本。這位老驥伏櫪、老當益壯的勤懇的學者，就是曾長期擔任中國近代文學學會會長（現為名譽會長）的郭延禮先生；這部新修訂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2017年5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人文本」）。
郭延禮先生從20世紀60年代初就致力於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在山東大學中文系講授近代文學史課程；當時苦於沒有教科書和參考書，遂萌生撰著一部中國近代文學史的念頭；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直到20年之後，這一夙願才得以進入實施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正值中國近代文學獨立成史和近代文學學科建設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陳則光先生撰著的《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冊）》，任訪秋先生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史》，管林、鍾賢培先生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郭延禮先生撰著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均於此期啟動並在此後幾年中相繼問世。其中，郭先生傾七年之力獨自撰著的三卷本《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以氣魄非凡、篇幅巨大、內容豐厚、論述詳盡、自成一家而著稱；迄今為止，該著依然是規模最大、結構最宏、內容最豐、論述最詳、涉及作家作品最多的中國近代文學史著作。
郭延禮先生撰著《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時，曾經預設過要強化三個方陣的學術目標：一為少數民族文學方陣，二為翻譯文學方陣，三為女性文學方陣。這一學術目標，是郭先生基於中國近代文學發展的客觀史實與顯著特徵而形成的「前理解」，顯示出著者富於前瞻性的學術眼光和宏通的中國文學史觀。郭著「山教本」將滿、蒙、回、壯、維吾爾、藏、白、彝、侗、土家、布依、哈薩克等12個少數民族30餘位作家的文學活動納入敘述視野，成為第一部將數量可觀的少數民族文學融入中華民族大格局中書寫的中國近代文學斷代史，「打破了中國文學史多系漢族文學史的傳統格局，開創了中華民族多民族文學史的新體制」。近代中國的文學翻譯實踐，本身就是西學東漸大背景下中西文化、文學、語言、文字碰撞交融的產物；中國作家使用中文譯述的西洋翻譯文學，已經實質性地進入到中國語言文學變革的內部，成為晚清至五四時期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對中國語言文學的近代新變和現代轉型產生了帶有根本意義的重大推動作用，自然應該納入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的敘述範圍。民國時期，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1929）、盧前《近代中國文學講話》（1930）等近代文學史著作，都曾述及翻譯文學；然而，胡著僅論述嚴復、林紓的古文翻譯，陳著、盧著又增加了馬君武、蘇曼殊、辜鴻銘的西洋譯詩，對近代翻譯文學重視不夠，敘述不全面。郭著「山教本」設兩個專章共計11節篇幅集中論述近代翻譯文學，其它章節作家的文學翻譯活動亦順帶述及，文體覆蓋詩歌、小說、童話和戲劇，論列的文學翻譯者有20餘位，包括王韜、林紓、嚴復、梁啟超、蘇曼殊、馬君武、辜鴻銘、周桂笙、徐念慈、陳景韓、包天笑、周瘦鵑、伍光健、吳檮、曾樸、周樹人、周作人、胡適、陳獨秀、劉半農、李石曾、陳家麟、陳嘏等，其對翻譯文學的重視程度和敘述的詳盡，超過了迄今問世的所有中國近代文學史著作。
如果說強化少數民族文學方陣和翻譯文學方陣的學術目標，在「山教本」已基本達到著者預期的話，那麼，郭先生要在文學史寫作中強化女性文學方陣的學術目標的圓滿實現，則要等到新修訂的「人文本」問世。其實，「山教本」和「高教本」已對近代女性文學予以高度重視，論列了十幾位女性作家——從閨秀型作家顧太清、吳藻、那遜蘭保、劉清韻等，到南社女詩人徐自華、徐蘊華、呂碧城等，再到革命女傑秋瑾，以及域外遊記作家單士厘，均有較詳細的論述；其身份有詩人、詞人、散文家、戲劇家、翻譯家等，其民族兼及漢、滿、蒙；可以說，該著已在很大程度上踐行了著者「關注近代女性文學，讓更多的女性作家從歷史塵封中浮出地表」的學術預設，成為收入女性作家最多的中國近代文學史著作。但問題在於，前兩個版本「均未反映出20世紀初中國女性文學轉型期中所出現的新景觀和新氣象」；因此，「把握住近代女性文學發展中的新走向——即20世紀第一個二十年（1900-1919）女性文學轉型期中的新格局、新景觀和新風貌」，就成為修訂版文學史亟待補上的重要一環。為此，他做足了前期的學術準備工作，將21世紀以來十幾年的主要精力，投入到探研20世紀初期十幾年的女性文學之中，並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和山東省社科基金項目資助，與郭蓁合作推出了45萬字的《中國女性文學研究（1900—1919）》最終成果。
正是由於建築在十多年來積澱下的富於原創性的堅實的學術研究地基之上，郭著新增加的「20世紀初期（1900—1919）的女性文學」一章，成為新修訂的「人文本」最大的亮點。該章以五節近6萬字的篇幅，分述了20世紀初期誕生的中國女性文學四大作家群體——女性小說家群、女性翻譯文學家群、女性政論文學家群、南社女性作家群——的創作狀況、群體面貌與文學生態，總結了這一時段女性文學形成的若干新特點，揭示了其在中國女性文學由古典向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的不可或缺的紐帶與橋樑作用。「人文本」所述及的20世紀初期的女性作家數以百計，詳細論列者有20餘位，諸如王妙如、邵振華、薛紹徽、陳鴻璧、黃靜英、吳弱男、薛琪瑛、沈性仁、秋瑾、徐自華、徐蘊華、唐群英、張漢英、張昭漢、陳家英、陳家傑、陳家慶、何昭、顧保瑢、吳其英等，極大地擴展了近代女性作家的文學版圖，豐富了人們對於近代女性文學的認知。該著從四個方面概述了20世紀初期女性文學的新特點——一是創造主體由閨秀嬗變為第一代知識女性，二是文體選擇主體意識的強化及文體類型由單一走向多元，三是審美範圍的擴大、思想意蘊的深化及對西方小說的摹擬，四是由個人書寫變為公共的文學資源——從創作主體、文體類型、文學題材、藝術創新、傳播接受等方面，多層面、多角度地呈現了中國女性文學由傳統走向現代的嬗變過程與軌跡；近代女性文學所體現出的平民化、通俗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與中國文學近代轉型的歷史走向合拍合轍。據此，郭先生斷言：20世紀初期女性四大作家群體的集中出現及此期女性文學體現出的新特點，「也直接催發並迎來了五四之後女性文學百花似錦的春天」。中國文學史是一條未曾斷流的長河，晚清至五四時期的文學發展史也同樣具有連續性；如果沒有20世紀初期第一代知識女性多方面的文學實踐與探索，五四時期的女性文學就成了無源之水。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郭先生這一斷言可稱確論，令人信服。
守正出新，即在堅守中國近代文學學科傳統的基礎上，又自覺地追求新的學術突破，是郭延禮先生《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的學術品格與顯著特徵。該著的守正之處，主要表現在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近代文學學科形成的某些傳統的堅持乃至堅守——諸如堅持突出中國近代文學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的主旋律，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的觀點」和「美學的觀點」辯證統一的文學評判標準，堅持以作家作品為中心構建文學史體系，堅持將代表時代進步潮流和創新求變趨向的新派作家置於主要位置，堅持將近代文學革新運動和革命文學作為文學主潮來書寫，堅持對近代文學史上影響較大的舊派文學給予客觀公允的評價，堅持近代文學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學科獨立性，等等。著者的有些堅持，或許在年輕學者看來不免有些落伍，比如堅持以1840年的鴉片戰爭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近代文學劃界，堅持以資產階級啟蒙時期、資產階級維新時期、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近代文學分段等。但正如有些論者所言，郭著「敢於獨抒己見，自成一家之言」，郭先生對中國近代文學學科傳統的某些開創與堅守，郭著所構建的自成一家的中國近代文學史體系，自有其獨立品格與可貴之處。如果我們換個角度思考，或許可以這樣說：老輩學者對學科傳統的堅守，從某種意義上可理解為一種守先待後之舉。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有一代之學術，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學界前輩止步之處，正待晚輩後學發力前奔。
郭延禮先生《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既是教科書，又是一部帶有研究性的學術著作，兼有普及與提高的雙重性質，其學術上的開拓創新之處所在多有。著者對這部文學史預設的強化三個方陣的學術目標，在一定時期內和某種意義上都可視為宏觀的文學史頂層設計層面的創新之舉。就新修訂的「人文本」而言，著者對20世紀初期女性文學一章的新的添加，是其最為顯著的出新出彩之處，不僅提供了大量新材料，而且出現了很多新觀點，極富原創性。所謂原創性，不是拿時下流行的新理論去包裝舊材料，而是實實在在地下一番發掘佔有原始史料的笨功夫和真功夫，因史料的新發掘、新理解而獲得新認知、新史識，得出新的學術觀點和文學史定位，進而在某些方面改寫了文學史，從而改變或豐富人們對於這段文學歷史的認知。郭先生在龔自珍、金和、康有為、黃遵憲、梁啟超、秋瑾、呂碧城等近代作家，桐城派、新派詩、南社等近代文學流派社團，翻譯文學、女性文學、近代小說等研究領域，都有專門的研究論文和20餘種學術專著作後盾，其文學史書寫有著長期的學術積澱和紮實的研究基礎，因而在微觀研究層面也多有出新之處，許多見解至今仍具有學術啟迪意義。以第十八章第二節「康有為的海外詩」為例。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對康有為詩歌以戊戌為界分前後兩期，存在揚前抑後乃至肯定前期而否定後期的思維定勢；郭先生較早對康有為後期詩歌予以高度評價，認定其海外詩最能體現其新派詩詩學主張與創作特色，且大量詩篇充溢著濃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情感，故而特設專節加以論述。郭著指出：「康有為身居異國，又是流亡海外，但他對於災難深重的祖國，仍是念念不忘，並以自己祖國悠久的歷史和光輝燦爛的文化而感到驕傲和自豪，表現了一個愛國主義者對自己祖國真摯的愛，以及對中華民族的高度自信，這在我國國弱民窮而又遭受外國殖民主義侵略的近代，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這一文學史評判深具史家「了解之同情」，至今仍閃耀著學術光芒。
1995年初，錢仲聯先生以詩評識郭著《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有云：「新變才能有代雄，文章時會謝雷同」，「三卷宏編欣壽世，百年文苑暢宗風」；贊其為「傳世之作」。自20世紀60年代初投身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發願撰著一部中國近代文學史，至2017年新修訂的「人文本」問世，時光已悄然走過了近一個甲子；然而皇天不負有心人，時間是最公平的裁判，郭延禮先生為之投入畢生心血的三大卷174萬字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將長久載入史冊。
來源： 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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