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騷亂：伊朗民眾用行動衝擊「霍梅尼主義」

[華夏時報網]

伊朗自2017年12月28日起爆發大規模抗議，抗議民眾起初對經濟形勢表達不滿，很快轉化為反政府抗議示威，並蔓延至伊朗全國各地。

馬曉霖

2017-2018年關前後，一周內多個伊朗城市爆發民眾遊行，抗議當局的內政外交政策，截止1月2日已導致22人死亡，數十人受傷，近千人被拘捕，大量公共設施遭到破壞，形成2009年以來規模最大、程度最嚴重的政治與安全危機。

儘管當局對這次始料不及的街頭運動定性為「代理人」破壞，但客觀地說，這場運動具有鮮明的自發性、草根性和本源性特徵，是伊朗底層民眾對當局經濟治理、政治治理和外交戰略的不滿表達，堪稱一次社會矛盾總爆發，凸顯了伊朗當局面臨的巨大社會危機。示威者把矛頭指向最高領袖和國家體制，從而首次用行動衝擊指導伊朗內政外交近40年的總路線「霍梅尼主義」。

「蝴蝶效應」：物價抗議引發全國性動蕩和騷亂

這次騷亂呈現非常明顯的「蝴蝶效應」，即一個司空見慣的事件很快發酵外溢，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擴散發展並釀成巨大風暴。從表徵和規律看，這場規模空前的騷亂與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頗為相似，社交媒體只是扮演了傳播、放大乃至組織和發動社會力量的二傳手和放大器作用；運動主體並不是特定的政治組織、境外力量和具有號召力的精英領袖，而是對國家現狀強烈不滿的底層民眾；運動訴求從發泄民生多艱怨憤開始，逐步上升到對政治外交政策乃至國家政治體制的質疑和反對。

橫向看，這場騷亂呈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明顯態勢，由一個城市迅速波及全國。12月28日，伊朗總統魯哈尼主要政敵前總統候選人萊西所在的第二大城市馬什哈德，部分民眾抗議雞蛋、麵包、汽油和牛肉等基本生活品價格上漲，儘管示威不乏權力鬥爭的影子，但對物價不滿則代表了伊朗民眾的普遍情緒。馬什哈德示威經過社交媒體發酵後，震波依次向全國特別是西部十多個城市擴散，第一波為薩里、伊斯法罕、庫姆、加茲溫、拉什特和哈馬丹；第二波為首都德黑蘭、卡拉季、贊詹、阿卜哈爾、阿拉克、沙赫爾庫爾德,、伊澤、阿瓦士和霍拉馬巴德等。

縱向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暴力對抗的產生，示威者的抗議訴求也由民生層面螺旋上升。最初的抗議圍繞物價高漲、通脹嚴重、失業高企等問題，很快出現針對高層腐敗、教士階層專權、壓制女性權益、要求增加決策透明度等政治訴求，乃至最後上升到對政府外交戰略與政策的質疑：反對當局過渡介入阿拉伯事務，反對忽視國內民生髮展而支持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武裝派系，以及不計成本地投入在伊拉克、敘利亞和葉門的地區博弈。示威者甚至罕見地焚燒國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畫像，詛咒伊斯蘭共和制，希望巴列維王朝復辟，直至參與縱火和打雜等暴力活動。

伊朗的民生問題顯然相當嚴峻，這是底層百姓最關切的痛點。據相關統計，伊朗長期承受著高通脹、高失業率和高物價壓力，魯哈尼第一任通過簽署核協議換取了外部環境相對改善，相關經濟制裁得以解除，部分被凍結海外資產獲得釋放，石油生產出口也大幅度回升。但是，這種外交成功賺取的經濟紅利並沒有惠及普通百姓，進項更多地被魯哈尼政府集中用於國家發展或支持對外擴張。相比內賈德時代的高補貼贖買政策，民眾普遍對日常生活支出負擔加重而極度失望。魯哈尼去年雖然成功連任，但失業率高居10%以上，包括雞蛋在內的生活必須品價格年底前上漲三至四成。

如果說，民生抗議只凸顯伊朗民生艱難的長期弊政，而對政治議題特別是外交問題的不滿，乃至公開和直接對國家政體象徵的最高領袖進行蔑視和詛咒，則反映民眾對伊斯蘭革命以來國家發展現狀和走向的深層焦慮和厭倦，而導致這些問題的總根源，在於政府長期奉行的「霍梅尼主義」。

「霍梅尼主義」：導致伊朗長期內外交困的總根源

1979年1月，長期流亡在外的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通過電台、錄音帶在巴黎成功遙控伊斯蘭革命，推翻了獨裁、專制、腐敗、鐵血並親西方的巴列維王朝，埋葬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家族統治，開啟了伊斯蘭共和新時代。新政權積極奉行「不要西方也不要東方」的霍梅尼主義，推崇泛伊斯蘭主義，不僅反帝、反霸、反殖、反西方、反君主制，而且反對共產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和世俗化，主張輸出革命和發動聖戰，使新生的伊斯蘭共和國變成集雅利安民族榮光與孤傲、什葉派犧牲情結與受虐幻想於一體的戰鬥堡壘。

霍梅尼依照伊斯蘭什葉派教義，建立伊瑪目治國的神權政體，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全面實行伊斯蘭教法，並探索出集西方三權分立和東方威權政治於一體的伊朗式民主政治制度。表面上看，不允許多黨政治存在的伊朗實行總統和議會定期大選，在維持伊斯蘭政體大前提下，確保治國精英輪替擢升和賢能者競爭上崗，但受制於霍梅尼主義這條治國理政總綱領，無論誰執政都局限於修修補補，無法改變伊朗結構性的內政和外交方向。

霍梅尼主義的根本追求是藉助伊朗悠久歷史文化底蘊和豐富石油資源，實現波斯民族帝國復興大夢，主要手段則是對外輸出伊斯蘭革命。在這種意識形態引導下，伊朗不僅長期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關係緊張，形成近40年對峙，而且藉助巴勒斯坦問題和反對王權體制，試圖介入阿拉伯內部事務來獲得地區超級大國地位，由此導致與地區國家，特別是沙特為首的海灣阿拉伯君主國，伊拉克、埃及、土耳其等地區穆斯林遜尼派大國或政權陷入長期博弈。兩個方向的大國爭雄戰略，不僅使伊朗長期將有限資源投入對外交往與擴張，還持續惡化國際環境，無法為國內經濟發展營造和平環境。

2011年阿拉伯世界陷入大亂，伊朗認為這是繼東側塔利班政權、西側薩達姆政權兩大戰略敵人垮台後的難得歷史機遇，大舉實施戰略西進，從鼓動巴林街頭什葉派鬧事，到滲透伊拉克扶持什葉派政權；從資助巴勒斯坦強硬派抗衡以色列，到直接派志願軍參與敘利亞巴沙爾政權保衛戰；乃至支持葉門胡塞武裝與沙特爭奪對葉門的控制，最終引發沙特率領多個阿拉伯國家對葉門斷絕外交關係，切斷海空聯繫和經貿關係。這種擴張不僅使伊朗付出巨大財力和人員損失，還葬送了區域經濟合作與發展的空間與機遇。

過去十餘年，伊朗還圍繞核危機與世界大國周旋並遭受日益嚴重的國際制裁，特別是與美國、以色列多次陷入劍拔弩張狀態，被迫將更多財力投入軍備。表面上看，伊朗的確取得了百年未見的歷史性崛起，勢力範圍覆蓋部分阿拉伯國家，軍事活動範圍甚至向紅海和非洲之角拓展，而付出的戰略代價則是國際上更加孤立，經濟上不斷失血，使經濟缺乏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和地區、國際環境、民生艱難的狀態無法根本逆轉；而樹敵過多的外部環境往往又被當局特別是保守派當做凝聚民心、打壓改良主義和溫和路線並維持正統的說辭和借口。

伊朗堅持霍梅尼主義在內部也造成深層弊端，國家政治和經濟由保守的宗教階層長期把持，大部分國有經濟和關鍵部門由伊斯蘭革命衛隊操控，形成經濟議題政治化，以及積重難返的貪污、腐敗、權錢交易和黑幕決策，外資進入缺乏透明和公平的制度保障。霍梅尼主義倡導的教法治國，還長期嚴重製約社會生活的自由度和寬容度，使民眾特別是女性和青年一直處於壓抑和憤懣狀態，扼殺思想自由和技術創新，從而抑制生產力發展，使政府試圖擺脫單一依靠石油資源畸形經濟結構的願望無法實現，只能通過高額補貼維持基本民生需求並延續政權的合法性。

過去幾十年，伊朗也曾出現過拉夫桑賈尼、哈塔米、穆薩維等人領導的改革開放運動，試圖通過改善對外關係、吸引外資、搞活經濟並實現經濟多元化來推動國家發展，然而，這些努力最終都被堅持霍梅尼主義的強硬派所壓制，沒有形成一以貫之的發展戰略和長期路徑。筆者自2009年起先後6次走訪伊朗，一次比一次更深刻地感覺到經濟困難和政治高壓帶給民眾的不快和沉悶，深切感受到這是一個社會底層充滿各種渴望的「悶騷國度」。

2009年，伊朗因國家發展方向一度產生溫和派與強硬派、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巨大衝突並引發社會大分裂，其實已暴露伊朗國家發展的戰略問題。這次來自底層的普遍不滿和大規模騷亂，則前所未有地將矛頭指向高層內政外交甚至質疑國家政治體制和總體戰略，再次向伊朗大局敲響警鐘，表明這個8000萬人口的古老國度在經歷幾十年伊斯蘭革命的痛苦實踐後，霍梅尼主義已成為決定政權生死存亡的大問題。（作者為著名國際問題學者、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聯社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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