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兒童新聞盤點

剛剛過去的2017年，對於兒童和家長來說是艱難的一年。一方面，幼兒園虐童事件接連被曝光，家長們惶然發現，原以為最安全的地方，恰恰是最危險的地方。另一方面，在大眾媒體和直播平台的助力下，校園暴力、校園霸凌事件已經成為周期性新聞，其中涉及的同齡人對同齡人施加的暴力，更是讓人瞠目結舌。不僅兒童在公共場合的安全無法得到保障，在家庭中屢遭保姆暴力對待的新聞在去年也層出不窮。

兒童安全與階級問題的交織在2017年尤為突出。一方面，「中產焦慮」已淪為老生常談，中產家長們為了給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和成長環境，試圖努力爬到「中產教育鄙視鏈」的頂端。在階級鏈條的另一端，貧困問題卻困擾著中國農村近一千萬留守兒童。當鄭州一位保姆被曝在小區電梯內掌掄一對中產夫婦的孩子，當杭州一位保姆縱火奪去母親和三個孩子的性命，人們才意識到：底層和中產，從來都是命運與共、休戚相關，他們共享一種脆弱性。

在兒童與性的問題上，一方面法律法規的不完善讓兒童色情產業有機可乘，另一方面，以熟人作案為主的猥褻、性侵兒童案件也為追責和法律制裁造成了一定的困難。與此同時，家長自身對於兒童性教育存在著種種誤解，未能將正確的性觀念傳遞給孩子，讓他們在關鍵時刻識別、分辨、拒絕性騷擾和不懷好意的性暗示。

在備受關注的教育問題上，一些家長選擇順應體制，希望孩子在應試教育的機制中一往無前，另一些家長則另尋出路，試圖通過另類的教育模式培養孩子，但又存在著將孩子推向另一個深淵的危險。

最後，隨著娛樂行業的發展和大眾媒體的傳播，關於「何為兒童」的概念在慢慢鬆動，兒童/成人的劃分正在逐漸消解。越來越多的未成年媽媽在直播平台上成為「網紅」，向公眾展示她們戀愛、懷孕、分手或是出軌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究竟要如何看待兒童在社會中的位置、如何更好地保護兒童，是接下來全社會要面臨的挑戰之一。

兒童傷害：

幼兒教育機構亂象

與「叢林邏輯」的校園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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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程親子園事件

紅黃藍事件

陝西初中女生被打 等

2017年11月初，攜程託管親子園教師打孩子的視頻在網上流傳。視頻顯示，教師除了毆打孩子，還強喂幼兒疑似芥末物。11月15日，上海市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認定此次事件為嚴重傷害兒童的惡劣事件。12月13日，上海長寧區人民檢察院對攜程親子園六名工作人員以涉嫌虐待被看護人罪批准逮捕。攜程親子園是在上海長寧區婦聯牽頭、攜程公司與上海《現代家庭》雜誌社旗下「為了孩子」學苑共同努力下，設計打造的日常託管服務項目，致力解決職工1歲半至3歲左右的孩子在上幼兒園之前家中無人帶教的困擾。

攜程親子園監控錄像

2017年11月22日晚，北京市朝陽區管庄紅黃藍幼兒園（新天地分園）國際小二班十餘名家長反映，孩子被老師用針扎、喂成分不明的白色藥片，並提供了孩子身上多個針眼的照片。此事件一經曝光，迅速引發各方關注。隨後陸續有不同消息曝光，事件一波三折。11月28日，朝陽區警方發布通報，經調查，幼兒園教師劉某某因部分兒童不按時睡覺，用縫衣針扎的方式進行「管教」，因涉嫌虐待被看護人罪被刑事拘留。同時，涉嫌造謠和傳播謠言的相關人士和家長或被行政拘留，或接受批評，公開道歉。此事件迅速引發各方關注，紅黃藍幼兒園其他分園的幼兒園虐童事件也被相繼曝光，包括：2015年12月吉林省四平市鐵西區紅黃藍幼兒園被曝有近30名幼兒遭針扎事件、2017年4月北京紅黃藍幼兒園大紅門分園老師推搡、踢打孩子事件。

這兩起事件分別涉及的託兒所和幼兒園，是兒童成長初期十分重要的兩種照料、看護、教育以及社會化場所。攜程集團執行董事長梁建章在《中國為什麼缺託兒所》一文中指出，在計劃經濟時代，托兒服務在中國十分普遍，很多企事業單位都開辦託兒所，方便員工在上班時託管小孩。但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福利性的托兒服務體系被全面廢止，大量單位的託兒所在改制中遭到裁減。在公辦托兒機構缺位的情況下，大部分企業即便有意願和能力興辦託兒所，也很難通過苛刻的經營資質審核。攜程是極少數興辦員工託兒所的企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經歷了複雜的審核流程，最終卻在幼教人員資質的把控和監督上出了問題。這一事件提醒我們，在幼兒託管方面，政府應該投入更大的力量，牽頭興建更多托兒機構，而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的開放，對於幼教人員的資質也需嚴格把關，建立完善的監督和淘汰機制，培養更多合格的幼教老師，讓他們陪伴孩子度過美好的童年時光，而非給孩子留下深重的心理陰影。

除了託兒所、幼兒園老師或者其他社會人士對於兒童施加的暴力，在校園中，兒童對兒童施加的霸凌也屢見不鮮。2月18日，河南衡水市阜城縣某中學發生一起打架鬥毆事件，導致3名學生1死2傷。4月，四川彭州發生一起校園暴力事件，在35秒內一位女生被掌摑14次。6月26日，北京市延慶二中的一起校園欺凌事件視頻曝光，視頻中一個中學生在廁所被逼撿拾糞便，七名肇事者中5人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2人不滿14周歲。也是在6月，雲南靖邊一段「靖邊六種多名女生廁所輪番扇一女同學耳光」的視頻在網上流傳，引發關注，視頻中多位穿校服的女生在一片起鬨聲中掌摑一位女同學，整個過程中共有12位女生對被打女生進行了17次面部掌摑。11月28日，雲南建水縣青龍鎮青龍小學兩名三年級學生被同班5名同學捂頭、按手、按腳後脫了褲子用開水燙。也是在11月，一段陝西渭南一名十四五歲女孩被同齡人毆打的視頻在網上傳開，在短短五分鐘視頻中，女孩被掌摑了45下。

校園霸凌層出不窮、屢禁不止（截圖來自B站飛碟視頻）

這些校園暴力事件，反映出我國教育大環境缺乏引導以及法律法規的不完善。一方面，在應試教育的氛圍下，成績往往成為衡量學生好壞的硬指標，無法達到標準的學生渴望通過另一種方式確立、尋找自己在同齡人中的存在感，其中一些便訴諸暴力。另一方面，由於校園暴力經常涉及未成年人，而目前我國尚未出台反校園暴力的法律法規，因此，很多未成年施暴者並未得到懲罰和約束，只是在校內被象徵性地「處理」。校園暴力犯罪成本過低、懲戒起點過高，對於校園暴力事件起到了助推作用。而在兒童成長和社會化的關鍵時期，他們一旦成功通過暴力解決問題並且沒有得到相應的懲罰，便極有可能延續這種「叢林邏輯」，在將來走向社會後，繼續遵循這種指向弱者的邏輯，對自己對他人造成更大的傷害。 因此，在新的一年中，反校園暴力法律法規的制定出台或許是許多人的關注重點。

中產育兒：

製造中產鄙視鏈的人

可能也處在鄙視鏈底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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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3萬撐不起孩子暑假

成都小區階級鬥爭

杭州保姆縱火案 等

2017年5月18日，一篇名為《成都小區里的階級鬥爭》的文章在朋友圈傳開。成都攀成鋼片區萬科·金潤華府小區的一位業主，在文中提倡片區內望江錦園、望江水岸的業主聯合起來，抵制「年收入50萬以下，無金錢也無權力」的低素質樓盤業主與自己的孩子同校，從而確保成師附小望江小區優質的教育資源。作者的邏輯十分簡單，即金錢可以購買更優質的教育資源。該作者在文中稱，自己所在樓盤連同上述另兩個樓盤的業主，「可謂社會菁英的黃金組合」，而作者口中的「低素質樓盤業主」多為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收入水平較低，無法為優質的教育資源買單。與此同時，作者也認為，文化資本在經濟資本面前不值一提，「碩士、博士甚至博士後的學歷並不能給你減免娃兒的學費。」作為一位生意人，這位業主堅定地秉持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原則和競爭意識，主張「戰場上拿不到的東西，不要指望在談判桌上拿到」。

一周後的5月25日，微信號《香港鳳凰周刊》刊發文章《中產教育鄙視鏈：決不讓娃和沒英文名、看喜羊羊的孩子同讀沒外教的幼兒園》，引發關於中產階級內部分化的大討論、文章指出，在「中產」這個名詞之下，其實際指代的異質性超乎我們想像。不論是孩子們看的動畫片、假期旅遊目的地、課餘時間報名的興趣班、所上幼兒園的費用和外教國籍、還是早教機構的費用，這些都已經形成了一條完整的中產鄙視鏈。家長們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努力為孩子所營造的生活方式，成為了在中產階層內部進行再分化的資質之一。

中產教育鄙視鏈圖解

2017年7月，一篇名為《月薪3萬，還是撐不起孩子一個暑假》的文章在朋友圈廣泛傳播，迅速引發討論。文章以一位月薪逾3萬的企業高管為例，為讀者算了一筆育兒賬。據作者稱，小d的女兒目前五年級，在廣州某外語學院附屬名校上學。暑假到來，孩子需要去美國遊學，10天2萬塊，還得請阿姨在家看管孩子，花費5000塊，在暑假期間準備鋼琴考級，每周兩節鋼琴課，每節200元，花銷2000塊，游泳班2000元，英語奧數作文暑假培優班6000元，所有花銷加起來總共35000元，超過了3萬月薪——以這種方式講述了作為中產的壓力——累死累活、拚命賺錢，才能勉強承受「中產」育兒方式的開支。

在這三則新聞流露出的優越感之下，實則暗藏著一種中產焦慮——他們努力賺錢，兢兢業業，保持高昂的戰鬥力和持續的競爭精神，並且渴望將這種意識傳遞給自己的孩子，讓他們實現階級上升而非下墜，最終爬到階級鄙視鏈的最頂端。真正焦慮的其實是鄙視鏈末端的中產，也就是上圖中金字塔最低端的群體，他們數量最多，上升至最頂端的難度最大，但下墜卻輕而易舉——正如網上的一句「戲言」：「誰說階級固化了，向下的通道可是一直開著的。」因此，他們對於與自己接近、並且在爭奪同樣資源的群體展示出驚人的排斥性和競爭精神，例如成都小區內部階級鬥爭一文中的對戰雙方。一方面他們嚮往金字塔最頂端的生活，另一方面為了強化中產身份，他們又努力和底層劃清界限，如成都業主在最後勸告競爭小區的業主，「不必把寶壓在讀高中大學上，為國家培養下一代吃苦耐勞、有文化有技術的農民也是一條不錯的出路。」

而當這部分本該成為社會中堅力量的中產階級每天忙碌於自我保衛戰時，公共事務的討論空間不斷被擠壓。作為中國日漸強大的階層，他們理應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為了社會公義的實現和正義的爭取做出更加積極的努力，而非退居一隅，在努力實現自身階級上升的同時，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勢利與自私。試想，作為還在成長期、社會化未完全的兒童，如果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僅僅是要通過爭取更好的資源、通過結識更有權有勢的朋友來實現價值、提高自身素質，很難想像當他們長大成人，除了變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以外，還會有其他可能的發展方向。

從另一方面來看，中產階級真的可以實現自我保衛嗎？或許並不盡然。

2017年6月22日，杭州「藍色錢江」小區2幢1單元1802室發生火災，該戶女主人及三個孩子遇難，而保姆莫煥晶從專用通道跑到消防樓梯後逃生。經調查，警方認定莫煥晶有重大作案嫌疑。8月21日，杭州市檢察院以放火罪、盜竊罪對莫煥晶提起公訴。12月20日縱火案開庭審理30分鐘後，被告辯護律師因提出異議未被採納而退庭，導致審判中止，案件延期。

12月5日，媒體曝光了鄭州恆大名都小區電梯內一業主孩子遭到保姆毆打的視頻。通過視頻可以看到，在該女業主將孩子和保姆送到電梯口、電梯門關閉之後，由於孩子哭鬧，這位女子舉起手嚇唬孩子，隨後捶打孩子腹部6次，將其放入推車後，繼續捶打孩子頭部2次、背部4次，搖晃其身體和手推車數次，直到走出電梯。

中產階級勤勤懇懇，試圖通過金錢購買各種服務，確保孩子在家庭場域和公共場所的安全，最終卻發現，僱傭的保姆可能會趁其不備掌摑孩子，而在自以為安全的幼兒園中，孩子也面臨著重重險境。人們恍然發現，所謂的階層鄙視鏈，可能並非一個單向的、層層上升的鏈條，而是一個閉合的圓環，牽一髮而動全身，中產階級和鏈條的最底端首尾相連，共享一種脆弱性。

2015年講述中產家庭育兒問題的電視劇《虎媽貓爸》海報

當貧困遇上留守兒童：

沒有更好的選擇，只有沒那麼壞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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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鬥孤兒

留守兒童白皮書

2017年7月，一則聚焦大涼山「格鬥孤兒」的視頻在網路上流傳，視頻中兩名小男孩進行著激烈的搏擊比賽。據視頻介紹，兩名小男孩年僅14歲，均是孤兒，被四川成都恩波格鬥俱樂部免費收留養育，踏上MMA（綜合格鬥運動）頂級賽事UFC的征途。後續的媒體報道稱，"格鬥孤兒"的稱呼並不準確，在400多名兒童中，孤兒比例較小，大部分為留守兒童。他們在俱樂部不用花錢，伙食也比老家好，因此很多人雖然覺得訓練辛苦，也不願離開。但由於恩波俱樂部不具備教育資質，孩子無法在這裡接受正規的文化教育，俱樂部也會讓孩子們打一些商業表演賽。

大涼山「格鬥孤兒」

這則新聞只是中國留守兒童問題的冰山一角。2017年7月，公益組織「上學路上」發布了《全面關注留守兒童的生活、行為和情緒——2017年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據官方統計，從2013年到2016年底，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從6102萬銳減到902萬（計算標準為未滿16歲，父母雙方均外出務工的的兒童），但很多孩子一年見父母不到兩次，由於與父母長期分離，9.7%的留守兒童對父母的生死漠不關心。《白皮書》也顯示，在母親缺失的留守狀態下，兒童出現心理問題的可能性更大，在「學習成績明顯退步」、「被他人欺負」、「參與打架或其他冒險行為」等多個指標中，母親單獨外出打工對孩子心理負面影響等同甚至大於父母雙方外出打工。

父母的缺位和教育的缺乏也導致留守兒童的孤獨、自閉和暴力傾向等心理問題日益突出。「騰訊大成網·公益頻道」的《農村留守兒童現狀：犯罪率居高，心理問題突出》一文指出，留守兒童犯罪率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並呈現上升趨勢，與此同時，性侵害、拐賣、虐待等針對留守兒童的刑事犯罪也屢屢發生。因此，回到涼山格鬥孤兒的問題：如果留在家鄉，他們需要面對的是毒品的包圍和空空蕩蕩的房子，而留在格鬥俱樂部，他們至少有一個歸屬、一個「家」、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未來目標。因此，人們對於格鬥俱樂部的譴責或許太過輕易，對於這些涼山留守兒童來說，也許並沒有更好的選擇，只有沒那麼壞的選擇。令人欣慰的是，11月底，在政府的支持下，恩波格鬥俱樂部已經獲得了體校資質，曾經因輿論呼聲被「遣送」的孩子們可以繼續回來訓練。他們不僅接受格鬥訓練，畢業後還能獲得國家承認的學歷。

從格鬥孤兒事件可以看出，政府對於留守兒童問題的支持極為重要。留守兒童是中國社會發展和轉型期間大批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產物，這種轉移是在國家政策的指導下、在城鄉二元體系開始鬆動的前提下發生的。這一因國家結構和制度轉型產生的後果，決不能僅僅由個體家庭承擔。因此當經濟學者羅斯高號召農村媽媽回家時，實則是將國家層面的問題和風險轉移到個體家庭單位上，轉移到母親身上。

兒童色情：

難以界定的概念和難以規範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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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豪傑「正太天國」

暗網兒童色情網站

兒童維密秀

2017年7月16日，豆瓣網友「沉默如海」發文指出，短視頻達人、《超級演說家》全國季軍、創業者、也是微博「網紅」的許豪傑疑似戀童癖。該網友在文章中指出，許豪傑的微博、Instagram等社交賬號關注的不少用戶都曾發布過大量兒童色情照片，而許豪傑本人也轉發過一些疑似有戀童傾向的微博，另外，疑似許豪傑所屬賬號曾發布信息，徵集未成年人交往，此事迅速引發廣大網友關注。在後續的跟進中，一些網友發現許豪傑曾經創立過一個名為「正太天國」的兒童色情網站。事發後，許豪傑以「惡意誹謗」進行回應，並表示已經通過法律途徑維權。

其實不僅在中國，在國外兒童色情網站也有著廣闊的市場。早在2015年，「36氪」在一篇關於暗網——通過特殊軟體、特殊授權或者對電腦做特殊設置才能連接的網路，此類網站的伺服器地址和數據傳輸通常是匿名匿蹤的——的文章中指出，在英國一名研究人員公布的一個長達六個月的隱藏伺服器數據研究中發現，在隱藏伺服器庇護下的網站多是毒品論壇和走私市場，同時許多訪問也指向了與兒童色情有關的站點。根據這項研究，暗網涉及兒童色情的內容比例高達五分之四。

BBC紀錄片《日本未成年色情交易》截圖

而2017年12月，在上海維密大秀落幕之後，《人民日報》在其《兒童「維密秀」令人心痛》一文中，批評了國內各地模仿維密秀興起的「兒童維密秀」。文章稱小模特們濃妝艷抹，穿著點綴羽毛、頗為暴露的分體內衣走T台，這樣的走秀得到了部分媒體吹捧，認為這些3至15歲的小女孩「大放異彩」、「氣質不輸大人」。

上述兩則新聞的棘手之處，都在於中國對兒童色情產品的定義，以及戀童癖和兒童色情愛好者之間的差別。豆瓣網友小波福娃在其文章《許豪傑「正太天國」事件：是時候談談兒童色情立法了》一文中指出，1989年出台的《兒童權利公約》對兒童色情做出了明確定義，即「利用兒童進行淫穢表演/讓兒童充當淫穢題材」。日本也對明確了「兒童色情」的定義，並給出了三種不同的色情分類標準；美國1983年通過了《兒童色情物品法》。而在中國，兒童色情目前尚未單獨立法，一般處理兒童色情的依據是《刑法》中的「製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罪」。雖然國家2010年出台了對包含14歲以下兒童的互聯網內容傳播的司法解釋，然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都未對「淫穢」加以解釋，而是交由行政司法機關自主裁量。同時，國內尚未對成年人與未成年人色情產品進行分類，也造成了判定標準的模糊，從而產生了許多灰色地帶。

不論是許豪傑的「正太天國」網站對於男童的觀看和消費，還是兒童維密秀中對於穿著暴露的女童的觀看，其中都涉及因法律法規不完善、或是色情分類等級不夠細緻而無法定性的問題。至今，許豪傑事件並無後續進展，各地的兒童維密秀在或批評或叫好的聲音中落下帷幕，至於這些小女孩的照片會通過什麼渠道、流向何處、被誰觀看，我們也無從得知。

希望在即將到來的2018年，專門針對兒童色情的法律法規能夠儘快出台，讓兒童色情不再是灰色地帶，讓兒童不再被暗處那些無法捕捉的、不可見的目光鎖定，讓他們能生活在陽光下，免於傷害。

兒童性侵和性教育問題：

最危險的熟人和最難以啟齒的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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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嘉年華》

性別教育讀本惹爭議

2017年11月，由文晏執導的電影、獲得第54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導演獎的電影《嘉年華》在內地上映。影片以克制、冷峻的手法，講述了一起發生在海濱小城的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片中兩名女孩孟小文和和張新新遭到後者乾爹——也是張新新父親的老上級劉會長——性侵，在一家旅館打工的同樣未成年的女孩小米是此次性侵事件的唯一目擊證人。故事圍繞性侵事件的後續展開，其中有努力尋求真相、追求正義的律師，有在地方一手遮天打點各路因此在案件發生後安然無事的施暴者劉會長，有與施暴者聯合勾結、無視真相的地方警察和醫院醫生，也有在性侵事件發生後或遷怒於自己的孩子或忌憚施暴者的勢力以及覬覦施暴者提出的金錢補償而不決定上訴的家長。

電影《嘉年華》海報

這部影片以極其寫實的方式，展示了在當下關於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一則殘酷但卻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性侵，往往只是傷害的開始，而非終結。當一個女孩遭遇性侵後，她可能要面對家長的不解和責罵，比如影片中小文的母親知道後的第一反應是給了小文一個巴掌，而回家之後，她撕掉小文「花枝招展」的裙子，剪掉她的長髮，在小文母親眼中，正是小文身上的這些女性特質，為她招來災禍，性侵案中典型的譴責被害者邏輯。她可能要面對警察的一次次質詢和醫生的一次次檢查，而最終由於家長與施暴者達成的協議，她會被醫生鑒定為下體未受損傷。小到個體家庭，大到各類行政機構、執法機關，在層層級級的制度組織中，受到傷害的兒童並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反而在不停地遭遇二次、三次甚至多次傷害。這樣的傷害成為他們生命中難以承受之痛。

儘管在影片的最後，施暴者落網，勾結造假的警察和醫生也被繩之以法，但現實生活卻並不如電影這般美好。根據「女童保護」網路監控數據的不完全統計，2013到2015年間，全國各地被媒體曝光的性侵兒童案件共968起，其中受害兒童超過1790人。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髮展基金的數據則顯示，僅2016年，媒體公開報道的14歲以下兒童性侵案件為433起，平均每天曝光1.21起，其中女童比例為92.42%。在這些案件中，明確表示熟人作案的有300起，比例從高到底依次為師生（含輔導班等）、鄰里、親戚（含父母朋友）、家庭成員。

這也讓我們想起2017年另一則令人痛心的新聞。4月27日，台灣女作家林奕含在處女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出版不久後自殺身亡，在書中她寫到主人公房思琪兒時遭到補習班老師李國華性侵的事件，這段經歷疑似為作家自身的經歷。林奕含在書中寫到的父權制社會中施害者的自信、身邊同學對於被害者的惡意以及家長不及時的疏導，都與電影《嘉年華》如出一轍。同時我們也要注意，猥褻兒童案件不僅發生在女童身上，許豪傑的「正太天國」事件以及紅黃藍幼兒園中小男孩疑似被猥褻的新聞，都在告訴我們：與女孩一樣，男孩也會處於危險境地之中。

頻繁發生的猥褻及性侵兒童事件，一方面警示我們要加快法律法規的完善，通過法律渠道制裁犯罪者、保護未成年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當法律法規尚不健全，當由於種種原因，制度無法保障兒童的安全時，家長需要加強對於孩子的性教育，讓他們懂得自我保護、儘早區分何種行為是來自身邊熟人的正常關心，何種行為是已經跨過正常身體接觸範疇的猥褻和性侵害。

然而，2017年3月的一則與性教育讀本相關的新聞卻也提醒我們，加強性教育仍然任重道遠。事件起因是杭州一位小學二年級學生的家長在微博上「吐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中直接出現男女生殖器等相關圖片，認為尺度太大，並表示「最後那句我都看不下去了，確實這學校里發的不是一本假書？？」引起了廣泛討論和爭議。之後，編寫此書的北京師範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做出官方回應，表示希望性知識能和其他學科知識一樣，被自然、準確地傳遞給兒童，並讓他們認識到，和身體其他器官一樣，懂得這些器官很重要，並一定要保護好它們。同時這本教材也涉及了「預防兒童性侵害」的相關內容，以圖解的方式告訴孩子，如何識別以及拒絕性請求和性騷擾暗示。在引起巨大社會爭議後，該性教育讀本被下架。

北師大兒童性教育讀本內頁

此次下架事件不禁讓人懷疑，需要接受性教育的究竟是這些兒童，還是這些家長和其他成年人？只有家長自己擺正態度，正確看待性教育，糾正他們觀念中關於性教育的種種誤區，才能為孩子傳授正確的觀念。性非羞恥，性教育也絕非難以啟齒之事，對於性知識健康的、良性的普及能夠讓孩子更加了解自己的身體，從而善待自己、保護自己，長大後能夠享受性帶來的愉悅，而非籠罩於性侵害帶來的傷害和陰影之中。

揠苗助長的「神童」與讀經少年：

義務教育及其他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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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用大數據寫論文

豫章書院

萊陽「神童」 等

10月，一篇署名為清華附小2012級4班的文章在網上瘋傳，文章稱，2017年為蘇軾誕辰980周年，清華附小開展了一系列致敬蘇軾的活動，其中包括吟誦蘇軾詩詞、進行遊戲飛花令、臨摹蘇軾書法以及利用大數據分析蘇軾並撰寫論文。這些小學生合作完成的論文是格式嚴謹的定量數據分析論文，包括探究問題、探究方法、研究過程、數據分析結果、研究結論等等。此新聞一出，立刻引發大量討論。採用專題研討、合作完成項目的方式，確實不同於應試教育死記硬背的呆板，而是以一種具有創造力的形式，啟發學生的思維。但也有人在分析小學生的研究報告後指出，研究中有多少是學生獨立完成，又有多少是來自家長和老師的貢獻，十分值得懷疑。同時，如果在應試教育轉向素質教育的道路上過於急功近利，造成的最終結果是疲於奔命的家長和為了完成任務而學習的學生，在這種情況下，素質教育也只是徒有其表。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激發孩子們的興趣，而非讓花樣繁多層出不窮的形式大於知識本身，讓孩子們在課業和課外活動的雙重壓迫下喪失對於知識的渴求和對於世界的好奇。

不同於那些努力幫助孩子適應義務教育體系及其改革的家長，還有一些中產家長已走上了探索義務教育之外的其他可能之路。11月，《十歲男孩在家上學寫英文小說，父母花幾千小時研究孩子教育》一文出現在各大新聞媒體。文章聚焦於一位10歲的成都男孩，兩年的小學生活課業繁重，讓他沒有時間看自己喜歡的書，雖然和同學玩得很開心，但共同話題並不多。因此父母決定讓孩子在家上學，找到適合他的個性化教育方式。如今，這位男孩每天練琴四小時，同時在一個在線音頻平台擔任主播，用德語講述兒童繪本故事，此外他還剛剛完成了一部一萬多字的英文冒險小說。

這種個性化教育方式的門檻極高。以這位10歲男孩為例，他的父母曾在德國留學四年，父親獲得經濟工程碩士學位，在孩子出生後，母親辭去工作，變為全職媽媽。但這並非個例，近些年很多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中產父母開始探索應試教育之外的教育模式，他們本著尊重孩子個性、獨立人格和興趣愛好的方式為孩子量身定製課程。這些繞開應試教育的孩子們大都不參加高考，直接到海外求學。可「在家上學」的孩子們長大後如何更好地融入社會，也是家長和孩子們共同面臨的一大課題。

無論是清華附小的素質教育常識，還是「在家上學」的十歲男童，這些教育方式都與底層無關。對於中產階級，他們的孩子可以「主動選擇」放棄上學，而對於廣大農村地區的孩子來說，這可能是種種原因造成的被動選擇。另外，如今大城市中越來越多的中產家庭選擇讓孩子到海外留學，且海外留學潮呈現出低齡化趨勢。高考對他們來說絕非唯一選擇，而對農村地區的學生來說，高考卻是他們實現階級躍升和向上流動的優選通道。

除了現代教育體系之外，有些家長則選擇回歸傳統，將孩子送到書院、私塾，讀經吃苦。2017年11月，位於南昌青山湖區的豫章書院曝光。書院前身為一家戒網癮學校和德育學校，主張通過回歸傳統，改良風氣，用國學啟發學生。但據很多同學反映，學校設有一系列體罰政策管理學生，包括被關「小黑屋」、被「龍鞭」抽打等等。豫章書院並非孤例，其實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台灣學者王財貴就在大陸宣講並建立起一套名為「老實大量讀經」的理論體系，自稱以培養聖賢為目的，以全日制讀經為手段。這種「讀經熱」甚至也成為了應試教育之外的一種選擇。

「棍棒」下的書院教育

可悲的是，當「讀經熱」與商業相結合，當古代經典遭到簡單粗暴的解讀，這些經典已淪為一種斂財工具，一種滿足望子成龍的家長們渴求心態的幌子。結果變成：孩子們走出了應試教育，卻走入了另一種以教育為名而施加於其身的規訓和懲戒系統。如果對於經典的記憶，僅僅變為日復一日的機械背誦和打著「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名號的身體和精神虐待，實在不失為一種教育的失敗和悲哀。

12月1日，山東萊陽市教育體育局官網刊登「萊陽一14歲少年被美國麻省理工大學錄取」一文，迅速引發熱議。該報道稱，李某6歲開始研發軟體，8歲研發雲計算平台，13歲註冊公司，研發3D掃描儀，14歲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錄取，同時清華大學、華南理工科技大學以及南方科技大學均對李某發出考察函。12月7日，有網友對錄取一事提出質疑，麻省理工學院回應，不存在主動簽約學生的情況，所有學生都是通過同一程序被錄取的，與此同時，幾所國內大學均否認向李某發出考察函。12月11日上午，萊陽市教育體育局牽頭，多個部門聯合調查的結果顯示，「李某某與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成功簽約」為失實消息。

這場神童鬧劇究竟是如何產生的？據媒體報道，早在10月，市教體局局長在李某外出參加比賽時，就接見了李某的家長，希望李某所在學校能為李某繼續創造良好的學習條件，同時也希望全市科技工作者再接再厲，培養出更多李某這樣的好學生，為萊陽爭光。12月4日，萊陽市教育體育局官方微信稱，李某的成績主要得益於市教體局近年來全面加強科技教育。由此可見，在這一場沸沸揚揚的神童鬧劇中，當地教育局急切的政績宣傳和深植於大眾心中的神童崇拜，集中匯聚在一位14歲兒童身上。李某在這裡不僅僅是一個個體，還是萊陽當地政績宣揚的一種符號。不論是對於政績的盲目追求，還是對於神童的盲目崇拜，都體現出一種追求速度、追求發展的焦慮。

早在70年代，中國就興起了神童教育。恢復高考後，國家將少年班列入戰略計劃，高峰時期全國有十三所大學都開辦少年班。對於神童的培養與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發展狀況構成一種鏡像——為了在最短時間內擺脫落後，與國際接軌，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極劇壓縮。這樣的壓縮，體現在兒童身上，便是一個個尚未成熟便被推入大學、扔進社會的「少年天才」。在國家的宣傳包裝中，在家長望子成龍的熱切期盼中，在大眾對於超常兒童的關注和崇拜中，這些兒童自身的想法和狀況往往被忽略、被無視。在屢屢發生的神童事件中，兒童作為成人的投射而存在，他們幻化為成人世界中的一個符號，代表國家的焦慮、代表地方的政績、代表家長用以炫耀的談資，就是無法代表他們自身。

對於兒童概念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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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星產業

紅樓夢小戲骨

最近幾年，兒童類綜藝節目的增多以及演藝明星低齡化的趨勢催生出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童星製造鏈。《澎湃新聞》的一篇報道揭露了培養童星的「套路」：前期需要做好舞蹈、唱歌、語言等各方面的培訓，之後上綜藝節目進行推廣，積累人氣，獲得曝光率，再接下來，就是慢慢接戲，積累人氣。而在童星公司中，不同的孩子按照演出領域，被劃分為不同類型：平面廣告派、綜藝派、演技派等等。同時，根據獲得的人氣、點擊率和曝光率，他們也被劃分成一二三四線，不同等級，意味著不同的待遇。童星培訓機構所遵循的法則與成人演藝圈並無二致，競爭之激烈和淘汰之殘酷也十分相似。

有一些兒童在激烈的競爭中順利突圍，比如在湖南衛視策劃的《小戲骨》系列中有著不俗表現的孩子們。2017年10月1日，在《小戲骨：白蛇傳》之後，《小戲骨：紅樓夢之劉姥姥進大觀園》在湖南衛視開播。為了適應孩子們演出，編劇和導演特地剔除了《紅樓夢》里的情愛部分，以人性美為主線，宣揚知恩圖報的傳統文化精神。和《小戲骨：白蛇傳》一樣，《紅樓夢之劉姥姥進大觀園》甫一播出，便引發觀眾熱議。一部分人讚美小演員的敬業精神和專業態度，認為他們演出了神韻，比當下市場上所謂的「小鮮肉」、「小鮮花」好太多，也有一部分人懷疑作為兒童的他們是否能真正理解《紅樓夢》，是否僅僅將故事淪為一種程式化的演技，另外，也有人認為讓小演員演繹成年人之間的愛恨情仇，是「孩子沒有孩子樣」。

《小戲骨：紅樓夢之劉姥姥進大觀園》海報

如果我們追溯文明發展史，會發現「兒童」這個概念在前現代社會並不存在，它是一種現代社會的「發明」與「想像」。伴隨著兒童「發明」的是一整套「兒童觀」及其配套產物，包括有別於成年人的兒童知識、話語和體系。這種兒童觀成為一種共識，也成為理解兒童問題的框架——兒童需要被保護、被呵護，需要接受教育，而不是參與社會再生產。但如今，這種框架正在加速瓦解。不論是如今遍地開花的童星培訓機構，還是這些機構的下游產業——以兒童為主角的經典電視劇翻拍或綜藝娛樂節目，都反映出娛樂和影視工業向兒童進發的趨勢，這種趨勢正在瓦解現代以來建立的兒童/成人二元對立的觀念。

面對這樣的瓦解，有人歡喜有人憂。童星的培育，究竟是遵從兒童的興趣愛好，還是滿足父母的願望？以兒童為主角的影視作品和綜藝，究竟是消費兒童，還是成就兒童？如果原來的兒童/成人二元對立的觀念正在瓦解，是否有新的、與如今現狀相適應的兒童觀在慢慢建立起來？而這種新的兒童觀，又能否在給兒童自由的同時，對兒童進行適當的保護？這些都是新的一年中，我們需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

結語

至此，我們看到，上述與兒童有關的新聞，並非彼此割裂或孤立的，恰恰相反，它們環環相扣，互為因果。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國家城鄉二元對立的鬆動，大量農村勞動力湧向城市，造成「留守兒童」現象，留守在家的孩子無人看管，一方面容易成為猥褻、性侵害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可能參與校園暴力行為，成為施暴者，還有可能通過快手等直播APP，以未成年母親這種強烈的反差博取關注、獲得認可。而通過高考走出農村、落腳城市的新中產，一方面全力維護自己的階層地位，一方面與底層劃清界限，害怕重回深淵，卻未曾料到自己家中的所謂底層勞動力會對孩子的安全造成威脅。

縱觀這一年來關於兒童的種種新聞，我們不難發現，今天我們面對的現狀是中層搖搖欲墜，底層掙扎突圍，但鮮有成功。在這一場場的階層纏鬥中，兒童成為了犧牲品。底層的兒童失學、無人看管、營養不良，或早早成為母親，誕下另一個無人看管的生命；中產的孩子疲於奔命，在繁重的課業和名目各異的興趣班和輔導班之間來回奔波，背負完成父母期待的重擔。

與此同時，社會大環境對於兒童的雙重標準也令人費解：一方面，兒童被想像成天真的、單純的、稚嫩的主體，另一方面，社會對於神童的崇拜和吹捧似乎又在暗示，社會期待兒童快快長大，擁有成年人的心智水平，迅速承擔起一定的社會責任。

在過去的一年裡，種種有關兒童的話題，以及從兒童身上映照出的成人世界和社會問題，值得每一個人反思。希望新的一年，孩子們能夠被善待，能夠免於疼痛、傷害、暴力與壓力，能夠健康快樂，惟願他們的成長環境不再荊棘密布、險象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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