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健：德意志帝國的「世界政策」——防禦還是進攻？
毫無疑問，威廉二世的公開表態，將德國十年中暗中推進的「世界政策」大白於天下，將德國與法、俄特別是英德矛盾推向了風口浪尖。
一、
什麼是「世界政策」？
徐健（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要了解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首先要了解俾斯麥的「大陸政策」，這是19世紀末德意志帝國採取的兩種截然相反的外交策略。對於「大陸政策」，施蒂默爾有過高度概括。他說：「俾斯麥從未忘記德意志處於歐洲槍彈的威脅之下。二十年來，他努力避免出現這樣的結局。為此他推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和好鬥的內政。柏林靠犧牲土耳其把歐洲的權力鬥爭轉向邊緣，把禍端引向非洲。帝國遠離世界爭端，自由主義者沒有艦隊、民族主義者在非洲沒有印度。脫離致命的權力視野，迴避東西之間、俄奧之間的抉擇。」顯然，施蒂默爾對帝國政治的表述有個參照對象，這就是威廉帝國的「世界政策」。
威廉二世與俾斯麥就德國的發展路線意見相左，1890年威廉二世罷免了俾斯麥的宰相職務。圖為威廉二世（左）與俾斯麥在一起。
什麼是「世界政策」？1908年10月28日，英國《每日電訊報》刊登了一則報道，標題為「德國皇帝和英國-個人訪談-世界政策的坦率聲明」，通常它被視為德國「世界政策」對外界的首次公開表白。皇帝在談話中闡明了德國在國際政治中的立場，特別是對英國的態度。他談到了幾件事，一是1899年的英布戰爭；二是1905-06年的摩洛哥事件；三是1897年以來東亞的事態，以及德國組建艦隊的理由。
實際上，在皇帝公開表態之前，德意志帝國已經在各個方面通過政府人事變動，以及一系列外交和軍事行動等陸續突破了既定方針。1897年夏，比洛被任命為外交大臣，並於1900年出任帝國宰相，這一任命在一些歷史學家看來是確立了帝國政府中的「比洛體系」，並由此為建立在保守黨-帝國主義基礎上的威廉二世的「個人統治」奠定了基礎。同年，提爾皮茨出任海軍大臣，具備了海軍改革的人事基礎。
在爭奪海外殖民地問題上，1897年，兩名德國基督教傳教士在山東被殺，德國藉機佔領膠州灣；1900年，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為義和團民所殺，德國派遣遠征軍實施報復。威廉二世親自在基爾港為德軍士兵送行，並發表了臭名昭著的「匈奴人演說」。德國正式介入東亞事務。在非洲，德國也試圖插手南非，借布爾戰爭撈取政治油水，但無果而終。在北非，德國將參贊Vasse博士從丹吉爾派往菲斯，並建議法國和西班牙承認MuleyHafid為摩洛哥新蘇丹，反對歐洲國家強制德國接受阿爾赫西拉斯條約。在中東，德國公司獲得了從馬爾馬拉海到波斯灣的宏大的築路權益，這就是修建柏林-拜占廷-巴格達的「3B」鐵路，使俾斯麥的那句名言「整個近東不值一個波美拉尼亞擲彈兵的骸骨」成為歷史記憶。更重要的是，提爾皮茨上台後，德國立刻制定海軍建設方案。1897、1900年議會兩次通過海軍議案，在巡洋艦、無畏艦生產上與英國拉開競爭架勢。
因此，皇帝的公開表態，將德國十年中暗中推進的「世界政策」大白於天下，將德國與法、俄特別是英德矛盾推向了風口浪尖。
二、
為什麼要推行「世界政策」？
對此，比洛有過解釋。在1900年3月7日的議會辯論中，他說：「據我了解，所謂的世界政策，其任務只是支持和推進我們的工業、我們的貿易，擴張我們人民的勞動力、活動和才智。我們無意執行侵略性的擴張政策。我們只想保護我們在世界各地順理成章所取得的極重要利益。」這是他1897年「爭奪陽光下地盤」的另一種表達。
1900年7月27日，當德軍在不來梅港登船時，德皇威廉二世發表了臭名昭著的「匈奴人演說」。
在「匈奴人演說」中，威廉二世也稱，這是德意志帝國重建後「第一次重大的海外使命」，「我們有責任在危急關頭保護在海外生活的手足同胞。」在與英國記者的談話中他則明確表示，「德國是年輕的、成長中的帝國，商業利益在全球迅速擴展，愛國的德意志人，他們的雄心不想受任何條約的束縛。德國一定要有自己的艦隊，要保護其在遙遠地區的商業利益。」
「世界政策」的出發點是拓展並保護海外的商業和經濟利益。其實，在俾斯麥執政時期，帝國已經開始插足殖民事務：1884年德國對西南非洲的一塊土地實行保護，在多哥和喀麥隆建立統治權；1885年，又給東非地區的殖民公司提供帝國保護；同年，太平洋島嶼新幾內亞和俾斯麥群島由帝國接管。德國國內關於海外殖民的討論頻繁見諸報端，出現了一些著名的專欄作家，如WihelmHueber-Schleiden，從外交部殖民事務司辭職後，去非洲經商，並寫下了《衣索比亞》，介紹赤道非洲，宣傳殖民經濟的作用；Ernstvon Weber發表遊記《非洲四年》，他的名言是「大規模移民海外，打開工業市場，減少貧困人口」；而FriedrichFabri則通過備忘錄「德國需要殖民地嗎？」（1879）激發了公眾情緒，被稱為「德國殖民運動之父」。德國國內興起的殖民社團如1882年的「殖民協會」、1884年的「德國殖民社」等，又進一步調動了輿論對殖民及海外利益保護問題的關注。
不過，威廉二世的德國已不再是俾斯麥時期的面貌。宰相可以將德國人對殖民地的追求調侃為「波蘭小貴族，有華麗的貂皮大衣，卻沒有象樣的襯衣」，也可以在回答殖民主義者歐根·沃爾夫的遊說時風趣地表示，「我心中的非洲地圖是在歐洲，這邊是法國，那邊是俄國」。威廉二世的時代則不同。首先，帝國的基業已經鞏固。統一之後，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德國的工業基礎已經建立，而且是建立在鋼鐵煤炭、機器製造、化學工業和電氣工業基礎上的嶄新的工業體系。科學技術領域的創新性突破為工業的可持續性發展提供了重要前提。德國的鋼鐵產量1910年1480萬噸，歐洲第一，英國為1020萬噸；煤產量沒有超過英國，但增長速度可與美國媲美；機器製造出口量世界第一；化工產品中的合成染料1913年佔世界市場總產量的90%；鐵路貨運量1913年達到677億噸/公里；商船隊擁有量僅次於英國，世界第二。而在此期間，德國人口從4500萬上升到6500萬。
德國繁忙的克虜伯兵工廠。
其次，世界經濟出現「換擋」。新經濟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經濟的地理範圍比以前大得多，工業體系正在向全球覆蓋；二是經濟更為多元，英國不再是唯一的工業化國家。1913年，美國佔全球工業和礦業生產的46%，德國23.5%，英國19.5%，法國11%。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的中心地位並未因多元化而徹底削弱，它的國際金融地位、海外投資、商業運輸能力依然是強勢的。1914年，英國一國的海外投資便佔全球的44%，商船隊超出其他歐洲國家船隊總和的12%。
第三，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國際政治出現新的變化。這個時代，馬克斯·韋伯說，「權力將獨自決定每一個國家能在地球上瓜分多少經濟控制權，也將決定其人民的活動範圍。」關於帝國主義的起源，學者們給出了不同的理論解釋，有從種族主義出發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把帝國主義視為「文明國家的責任」，要為停留在蒙昧狀態的落後國家帶去文明和開化的生活（吉卜林）；有從社會分析出發的社會帝國主義（熊彼特），認為帝國主義是「返祖」現象，是封建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沉渣泛起的結果；也有從國際政治關係中利益平衡出發，強調民族國家超越領土對外擴張以獲得更多海外領地是帝國主義的本質（張伯倫）。
但我更傾向於約翰·霍布森及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經濟解釋模式。不斷增長的工業需要尋找新的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同時資本在國內的供過於求和追求壟斷利潤需要尋求新的投資場所，開闢殖民地是實現經濟願望的最佳手段。霍布斯鮑姆說，「資本主義經濟是不承認邊界存在的，因為在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干預生產因素自由活動的地方，它的效果最好。」但政治勢力卻會隨經濟發展而無限增加，因為與國際性的經濟相反，政治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這一觀念實際上在19世紀末已被歐洲大國普遍接受。
十九世紀末德國漫畫，「領航員下船」，威廉二世罷黜俾斯麥，親手駕馭越來越強大的德意志第二帝國。
德國的經濟活動已在全球範圍展開，其政治保護的範圍也隨之不斷擴大和延伸。其實，俾斯麥當年也提出過「利於發展的空間」要求，只不過威廉二世正式提出了「比例原則」，即一個國家的經濟越強大，人口越多，其民族與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越高。因此，一個國家應得的地位在理論上是沒有限制的。所以，接替俾斯麥的卡普里維在議會中宣稱，「我們必須出口，不是輸出人口就是輸出商品。」馬克斯·韋伯1895年在弗賴堡大學發表就職演說「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也這樣直言不諱地表達：「德國的統一是我們這個民族在青年時代就該完成但卻一直拖到晚年才完成的業績；如果不是為了讓德國開始捲入世界政治，反倒是為了不再捲入世界政治，那麼當年耗費巨大代價爭取這種統一也就完全不值得了。」言外之意，德國的統一一定是它世界政策的開端。
三、
「世界政策」是對英國的挑戰
德國的「世界政策」本身無可厚非，維護本國利益也在情理之中，但問題在於傳統的國際外交遊戲，其參與者和規則都要因此而發生變化。也就是說，德國的「世界政策」挑戰了傳統的國際政治的運作模式，打破了國際政治一貫的平衡態勢。
傳統的平衡模式是由英國掌控的，在19世紀的大半時間裡，英國推行均勢外交，只要歐洲國家不出聲，它就可以在全球進行經濟活動，並通過那支能夠橫掃全球、控制各大洋各大航線的海軍力量保障歐洲和世界的和平。這是英國式「和平」的要義。但19世紀末以來，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在歐洲以外誕生了一批新興的政治勢力，美國通過「門戶開放」政策向太平洋地區擴張，在遠東日本也成為不可小覷的力量。國際遊戲中的玩家增多了。當然，家門口的德國威脅是最大的。1899年布爾戰爭中，德國被認為是站在了敵對一方。同年，皇帝又訪問了君士坦丁堡，在英、俄利益交匯的核心地區拜會蘇丹哈米德，並宣布3億伊斯蘭教徒可以成為他的朋友。在遠東，英國一直認為中國是它萬無一失的囊中獵物，但覬覦它的歐洲國家除了俄國，現在連德國也要闖進去了。尤其重要的是，德國野心勃勃的艦隊計劃將對「獨步世界」的英國海軍造成致命威脅。按慣例，英國海軍實力必須超出另外兩個大國的總和才是安全的，但德國艦船不單在數量上形成壓力，（「我們要八艘，我們不願意等待」的呼聲讓英國人膽寒）更在海軍部署的地理位置上構成了直接威脅，它的海軍基地全在北海，正對英國。
在這張當年的德國漫畫上，德國人隔著海峽向英國人喊話，大意是：坐著你們的軍艦過來，我們願意奉陪！
「世界政策」自然而然被理解為是對英國世界霸權的挑戰，是不友好的表現。英、德之間的關係問題成了時人談論的熱門話題，也是政治家急於辯白的話題，更是一代代學者研究的話題。如果說1908年之前，德國謀求改變世界地位的行動是秘而不宣的，那麼皇帝在英國訪問期間與記者的交談被捅到報上後，卻把這層神秘的面紗揭開了。威廉二世強調他對英國人的友誼與和平願望，但無奈英國人對他始終充滿敵意。「像三月的兔子，瘋了，瘋了，全瘋了！」而德國人，皇帝不得不承認對英國也是充滿憤怒的，「大部分中下層民眾對英國不友好，我的工作太不容易了。」對於英布戰爭，皇帝坦承德國媒體和公共輿論一邊倒地批評英國，但官方在布爾人代表團訪問歐洲時卻是拒絕了他們到訪柏林的請求，讓對方空手而歸。至於最受關切的艦隊問題，皇帝辯解道：日本的崛起，中國可能的覺醒，太平洋地區任何可能的動蕩，只有天真的國家才會以為將來這些問題可以解決。如果是這樣，那麼「德國必須要有一支艦隊，而且英國會很高興地看到，在未來可能的衝突中我們的艦隊會站在英國一邊。」當然皇帝也甩出了硬話，「德國是向前看的，它的視野大得很，必須要為遠東任何可能發生的事件做好一切準備。
顯然，英德之間的家族聯姻和王室之間「血濃於水」的血緣親情，無法根本解決兩國之間越來越大的利益紛爭。在國家利益面前，私人情感是蒼白的。德國的「世界政策」公開後，英國輿論的失控讓德國人始料不及，英國官方原先還表現出慣有的謹慎，現在卻和公眾步調變得一致了。儘管兩國首腦直至1913年還在密切地相互走訪，並「相談甚歡」，依然無法停止彼此間的對罵。皇帝指責舅舅是「歐洲頭號陰謀家和挑撥離間者」，愛德華七世則視其外甥為「英國的死敵」。在歐洲大國的經濟爭端向全球擴展的過程中，經濟勢力的轉移以及隨之改變的政治和軍事均衡，難道不會引起國際舞台上角色的重新分配嗎？德國「世界政策」的本質含義就在這裡。
左為身著海軍禮服的威廉二世。右為德皇弗雷德里希二世夫婦及其子女，最右側的是幼時的威廉二世，男孩們都穿著水兵服，這也體現了英國宮廷習俗對德國宮廷的影響。
四、
「世界政策」與戰爭的關係
簡單地說，沒有直接關係。「世界政策」以及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競爭和衝突與一戰的爆發無關。1905-06年的摩洛哥危機，德國只是乘法國孤立無援的黃金機會，對摩洛哥提出了要求，但在英國的壓力下，在1906年的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上做了讓步。提爾皮茨的海軍政策據他本人說，想要的也只是一支具有威脅性的海軍，足以強迫英國支持它的全球性、尤其是殖民地要求，並不是要打敗英國海軍。比洛首相認為自己的外交任務就是提供「潤滑油」，使德國滑過對手，取得世界霸權。「世界政策」的制定者們相信大國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尤其是英、俄競爭會阻止它們聯合反德，而保留威廉二世「世界仲裁者」的位置，換來「行動的自由」。他們也相信，只要滑過「危險地帶」，德國就可以強大到沒人敢向它發起進攻。但顯然，它沒有僥倖地「滑過去」。
但從邏輯關係看，德國的「世界政策」與一戰的爆發仍然有一定關聯。1908年之後，外交局勢變得越來越複雜而難以駕御了。比洛於1909年6月辭職。A.J.P.泰勒認為，可能的原因是這條「泥鰍」樂於從一個十分難辦的處境中溜之大吉。
1909年，德國人暗地裡「加快速度」建造船隻，引起了英國政府的強烈不安，官方之間所謂的「信任」被徹底撕毀了。繼任的貝特曼-霍爾維格外號「蚯蚓」、「一個老實的德國人」，但卻完全沒有能力掌握帝國所面臨的複雜外交形勢。即使他「放慢速度」、削減海軍計劃，也無法打消英國人已經形成的判斷：德國要挑戰其海上優勢，建立歐洲乃至世界的統治地位。何況到了1912年，威廉二世甚至公開批評英國人的「均勢」原則是「白痴行為」，是「小店主民族」阻礙其他國家用武力保衛自己的小伎倆。
一戰前的世界局勢。
另一方面，在「世界政策」推進的過程中，英國也開始放棄傳統的均勢外交和不結盟立場，1902年與日本締結英日同盟，1904年與法國簽定協議，1907年又再度與俄國訂立盟約，最終形成「三國協約」，與1882年成立的德、意、奧「三國同盟」形成對峙。雖然說同盟體系也是德國傳統外交的精髓，但俾斯麥的外交公式是「在五強統治的世界上，竭力使自己屬於三強一邊」，並使德國牢牢處於歐洲的中心地位。這套同盟體系因此保證了歐洲四十年的和平。但在新時期的同盟體系中，歐洲框架被全球框架所取代，德國不僅丟掉了在歐洲的外交主動權，在世界舞台上，也喪失了「行動自由」，更不用說，在已經變化了的國際局勢中去制定新的遊戲規則了。當然，這個問題不只是德國，也是英國以及其他大國都要承擔的問題。
關於德國與一戰的關係，德國史學家費舍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下過結論。通過大量的檔案研究，作者在他的《爭雄世界：德意志帝國的戰爭目標》中指出，德國的戰爭計劃早在1911年就已做出，一戰的爆發就是一場「陰謀」，德國要對戰爭負主要責任或「完全責任」。甚至1905年出籠的「施里芬計劃」也被看作是德國策劃戰爭的證據。一戰百年後，學界的研究顯然已經推翻了「費舍爾定論」，對戰爭責任人的問題有了更多的討論，對戰爭的起源也有了多樣化的解釋。有學者如FriedrichKiessling探討戰爭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因為戰前在國際政治中出現了明顯的緩和跡象，也成功地避開了一次次危機。也有學者如H.Afflerbach 認為同盟體系的建立使歐洲大國達成了力量均衡，有助於安全；同盟體系是防禦性的，具有維護和平的特徵。孤立可能導致戰爭，而結盟相反則是緩解。這一觀點多少改變了傳統的看法，或至少增加了一個新的分析視角。
如此，英國放棄外交孤立與日本結盟便不應再視為德國「世界政策」的重大失誤了。確實，應該承認，戰爭的最終爆發是由很多不確定的、無法掌控的偶然因素導致的，但是國際政治中，國際組織和機構在危機發生時應該如何作為？如何才能建立有效的協調機制和對話平台，避免相互猜疑和矛盾升級，這是一戰爆發提供的教訓，對21世紀的戰爭與和平也有進一步思考的意義。可惜，在20世紀初，這樣的國際組織和相關機制尚付闕如。
五、
「世界政策」的出籠：民意還是「王權機制」的產物？
歷史學家們特彆強調內政問題對於外交的影響。EckhartKehr和Hans-U.Wehler提出過「內政優先說」，認為是帝國內部政治、經濟矛盾積聚到一定程度，為緩解內部危機而採取的對外政策。當然，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考慮到國內輿論和決策機制的作用及影響。
19世紀上半葉，德國的民族主義者還在《守望萊茵》，與法國對壘。而世紀之交，《德意志高於一切》的歌聲卻唱響全球。公眾輿論發生了很大變化。存在著兩種類型的「民族主義」，即「官方民族主義」和「大眾民族主義」。前者是由官方主導的，來自上層。一方面，利益團體在聚集，代表重工業的「德國工業家中央委員會」，代表製造商和外貿商的「工業家協會」等對政府形成了壓力，而另一方面國內勞工的不安狀態和社會民主黨的選舉勝利則使他們愈發不安。1907年選民人數達到84%，民眾對政治表現出空前的熱情，與此同時，社會民主黨成為了議會的第一大黨。各種形式的工人運動使工人問題成為政治關切的焦點，如何將工人運動融入現存體製成為政治家和有識之士思考的重要問題，弗里德利希·瑙曼就認為工人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對外擴張。而「大眾民族主義」指的是一種非常情緒化的民族主義，在強有力的政治煽動下，會不計後果地做出任何事情。社會中下層的恐懼感是雙重的，他們既擔心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害怕工人運動中的共產主義因素，加之德國歷史上傳統的民族主義思潮，很容易在政治動蕩的關鍵時刻表現出強烈的敵對情緒。
德國出版的「刀刺在背」漫畫。
那麼王權又扮演什麼角色呢？在「世界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過程中，約翰·洛爾的研究表明，威廉二世個人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洛爾採用了「王權機制」一詞來代替「個人統治」。因為在他看來，皇帝「個人實行真正統治」的階段並沒有對政府的行政事務採取干預，而是依靠「責任政府」進行統治。當然，要做到「憲制下的個人統治」，人事關係極其重要，1897年比洛及其隨後提爾皮茨、米克維爾、波德比爾斯基等人的被任用，使得威廉二世根本沒有必要對政策實行直接的干預，就可以貫徹他自己的想法。
威廉二世的個人統治頗具張力，被時人戲稱為「出色的怪物」。儘管不具備優秀君王的潛質，卻代表了那個「時代的精神」，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國家需要大規模的集會、獵獵招展的旌旗、整齊行進的步伐。人們渴望的是新型的領袖，有煽動性，有追隨者，而威廉二世似乎在各個方面都迎合了所有層次的情感需求。（完）
（本文為嘉賓在戰略圓桌「近代西歐大國的戰略與興衰——世界千年戰略經驗」的論壇的發言，經過嘉賓本人審閱。編輯：豆姑娘，圖片源於網路，合作、轉載請留言。）
嘉賓介紹
徐健，歷史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德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世界近代史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權研究會第四屆全國理事會理事。德國洪堡大學、柏林自由大學、愛爾蘭根大學、拜羅伊特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德國近代史、普魯士政治制度史、近代中德關係史。著有《近代普魯士官僚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往東方去：16-18世紀德意志與東方貿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等。已完成澳門基金會資助項目「東西方文化碰撞中的德國人與澳門」、德國研究會（DFG）資助項目「普魯士-德國與中國關係：1842-1911」。目前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普魯士行政制度的現代化研究」。
TAG:鏡廳論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