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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真正教訓,並不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

原標題: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真正教訓,並不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



一個傳統的軍事強國,目睹大海對岸一個新興大國不可阻擋地走向崛起,是否會產生恐懼的心態,從而不惜以戰爭手段來阻礙對方的發展呢?


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也許是這樣想的。在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他這樣解釋雅典和斯巴達兩個城邦間連綿數十年,改變了整個希臘世界歷史的戰爭:「雅典的權勢不斷增長,導致了斯巴達人的恐懼,這使戰爭無法避免。」根據美國學者格拉漢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的解釋,這意味著「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古希臘] 修昔底德 著,徐松岩 譯/注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不過,這位對古希臘歷史無甚造詣的學者發明的「修昔底德陷阱」竟大受追捧,甚至有學者撰文稱其為「國際關係的鐵律」。雖然國內媒體通常認為這一陷阱可以被規避,或者認為這一陷阱已經不適用於當代,卻很少有人質疑過這一陷阱在歷史上的真實性。


事實上,不管修昔底德怎麼想,他自己記錄下的那場戰爭本身就無法為這一陷阱提供證據。如果僅從這本書中讀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那我們就恰恰掉進了陷阱——細讀《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反而會揭示許多當代國際關係思想的荒謬,並顛覆我們關於戰爭與政治的許多固有看法。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


一場戰爭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如果把國家看作是內部高度一致、共同追求利益的整體,那麼戰爭的爆發恐怕只能由地緣政治、軍備狀況和一些偶發事件來解釋,因為根據這種觀點,一旦形勢的變化導致一國能訴諸戰爭來實現國家利益,該國自然會採取戰爭的手段。但是,戰爭所帶來的利益與痛苦並非同等地作用於該國的一切成員,因此國家從來不是一顆同質的實心球,政治決策總是無數個人在族群、階級、黨派等社會關係中出於自己的視角(但未必只出於自己的利益)行動的結果。一國是否參加戰爭,只有對每一參戰國的社會進行具體考察才可能得到答案。



民主的雅典為何擁抱帝國、走向戰爭?


讓我們先看看雅典這一方面。許多人都知道雅典是民主政體。根據一般的看法,在戰爭中受苦受難的總是普通百姓,而統治階級總能利用戰爭斂財牟利,那麼雅典人民怎麼會允許國家走上戰爭道路呢?其實,以上說法都值得再深究。


準確地說,希臘的民主政體(dēmokratia)是「平民(dēmos)掌權(krateō)」之意。「平民」這個詞有時也表示類似現代「人民」的意思,即一國的全體公民,但更常指的是與少數擁有大量土地的「寡頭」相對的底層民眾。他們過去曾是自耕農,因為天災或戰禍收成不佳時不得不以土地為抵押向富人借債,一旦還不上就失去了土地,只能在城裡靠當臨時工賺取不穩定的收入,因此他們被稱為僱工階級(thētes)。同是一座城市的主人,貧富差距卻這麼明顯,不免在寡頭與平民之間產生衝突。在許多城邦,平民提出了徹底重新分配土地和免除債務的要求,因此爆發了暴力革命。


雅典的民主制正是為了避免重分土地而逐漸形成的一種階級妥協:任何人就任執政官時必須發誓任內絕不進行所有權改革,而富人則接受平民通過公民大會、議事會、民眾法庭等國家機關掌握政權。


掌握政權只是第一步,如果不能滿足平民的經濟訴求,革命仍然在所難免。與雅典的民主化進程相伴隨的,是一場獨特的歷史機緣。公元前5世紀初,強大的波斯帝國入侵希臘。分散的希臘城邦唯有團結才可能打敗波斯,而當時剛剛興起的海軍戰術在島嶼星羅棋布的希臘地區發揮了高超的戰鬥力。雅典帶領希臘各國的聯合艦隊擊垮了這一波入侵者,但波斯實力仍在。擔憂波斯再度入侵的城邦共同建立了提洛同盟,以維持一支常備的聯合艦隊。本來一直是希臘世界老大哥的斯巴達對此事務不感興趣(原因下文會介紹),而海軍戰術最嫻熟的雅典成為了盟主(hēgemonia)。此後許多原本向同盟提供艦隊的國家,因各種原因改以支付軍費(稱為貢金)來負擔盟約義務,以至於雅典海軍在龐大財力支撐下越來越強大,稱霸地中海東部。


雅典的這支龐大艦隊與平民的經濟訴求有什麼關係呢?雅典平民為何擁抱帝國?


在當時,一艘三列漿戰艦上需要170名划槳的橈手,以開戰時雅典海軍的規模300艘戰艦計,就可以提供51000個就業機會。雖然全部戰艦並不會同時出海參加軍事行動,但一次出戰經常達到60艘以上,也需要僱傭上萬人。當時雅典成年公民總數不過4萬左右,海軍的存在讓許多僱工得以經常獲得每天1德拉克馬的穩定收入。而雅典每年向盟邦收取高額貢金,大都用在了戰艦的建造、維護和僱傭橈手上。希臘城邦的財富通過貢金、貿易和關稅(雅典是重要的港口和貨物集散地)源源不斷地流向強大起來的雅典,使平民得以維生,大土地所有者(暫時)沒有犧牲自己的土地所有權就滿足了平民的經濟要求。



當代復原的雅典三列槳戰艦


可是,艦隊只在面對戰爭威脅時有用。一旦和平到來,怎樣讓龐大艦隊的存在變得合理呢?確實,公元前5世紀中期,隨著波斯勢力再度入侵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許多盟邦認為無必要繼續繳納貢金,開始退出同盟。雅典人不能容忍同盟的瓦解,他們以武力征服脫離同盟的城邦,將其變為雅典的殖民地。於是,原來自願建立的同盟,就變成了名副其實的雅典帝國(這裡的「帝國」是就國際關係而言,雅典的政體仍是民主制)。

與僱工階級在對外擴張上利益一致的乃是日益富庶的雅典工商業者。古典學家弗朗西斯·康福德(Francis Cornford)從史料中重構出這一經濟集團對於雅典帝國的形成和走向戰爭發揮的重要作用。雅典艦隊征服之處,多是雅典進口糧食和出口各種製造業產品的目的地和途中戰略要地。康福德認為,之所以戰爭後期雅典在四面受敵的狀況下還派出一支史無前例的大型艦隊去遠征西西里島,正是為了實現工商業者打開西部市場的宏圖。然而修昔底德出於對伯利克里個人的崇拜,沒有把後者晚年在政壇上處處受工商業利益集團牽制的情況寫出來,這就導致這一點在其書中只留下了蛛絲馬跡。


相比之下,雅典的兩個農業階級(大土地所有者和普通農民)幾乎沒有分享帝國擴張的紅利,但一人一票的民主政體下他們無法對抗人數佔優的僱工階級和影響力強大的工商業者。戰爭爆發之後,斯巴達陸軍每年都開到雅典城郊,將城牆外的農作物蹂躪殆盡,讓農業階級苦不堪言。農民們不得不放棄他們眷戀的家鄉田園,搬到有城牆保護的城內居住,擠在神廟等公共建築或臨時搭蓋的茅屋中棲居。此後瘟疫大流行,這些進城人員大批地死去,雅典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可以說,他們成為了雅典強國之路的純粹犧牲品。




走向戰爭的真正陷阱


騎虎難下的強國模式


雅典帝國的跨國剝削體系使雅典帝國四處樹敵,有意脫離雅典控制的城邦往往互相串聯同時發難,並向科林斯和斯巴達等反雅典的大國尋求支援。雅典不得不先發制人地打擊有叛離傾向的城邦,並主動拉攏原來中立的城邦加入聯盟以增強實力,哪怕這些城邦被科林斯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也在所不惜。這兩種情況分別發生在兩個距離雅典數百公里的城邦波提狄亞(Potidaea)和科基拉(Corcyra),其結果則導致了科林斯煽動其盟友斯巴達與雅典開戰。


雅典帝國如此龐大,難道就不能犧牲一點局部的利益來換取和平嗎?畢竟,一旦真正的大戰爆發,平民也不免在海軍戰事中陣亡。然而修昔底德借一位雅典外交代表之口說出了雅典帝國的「無奈」(I.75):「這個帝國不是我們以暴力手段獲得的,是由於你們(指斯巴達)不願和蠻族作戰到底,同盟者才到我們這裡來,自願請求我們為他們的領導者。隨後的發展迫使我們擴充我們的帝國,達到現今的程度。我們的主要動機是恐懼,儘管隨後榮譽和利益接踵而至。然而,當幾乎所有的同盟者都厭惡我們之時,當一些同盟者暴動並已被鎮壓之時,當你們對我們不再有昔日那樣的友誼,反而處處懷疑我們、與我們作對時,放棄我們的帝國就不再安全了,因為任何同盟者反叛後都會投入你們的懷抱。」


其實,修昔底德在這裡點出的這種自我劫持的強國模式,才真正是一個值得警惕的陷阱:當強盛起來的大國吮吸別國人民勞動成果,靠擴大經濟基本盤來逃避階級矛盾時,災難的種子就已經埋下;當人民從外部的持續輸血中獲得經濟快感,就再也不可能戒除;而帝國一旦因擴張而四處樹敵,就反過來論證出了維持帝國強大的必要性。這時,即使帝國勢力範圍中最邊遠最無關緊要的部分在敵對陣營的支持下發動反叛,也將觸發世界大戰:因為如果聽任帝國勢力範圍內的任何「小弟」反抗,「大哥」的權威就會消失殆盡,帝國就必然崩潰。


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地圖




斯巴達:熱愛和平的殘酷統治者


再看斯巴達一面。我們對斯巴達的印象大概是他們對奴隸的殘酷統治,以及其公民群體的整齊劃一、千人一面、服從紀律。用現代政治術語來說,斯巴達也許算某種專制政權。許多人以為專制政權總是喜歡侵略擴張,這其實是一種好萊塢式幼稚的「邪惡軸心」想像。大多時候,專制政權忙於保住自己已經有的,而無暇再去取得新的。斯巴達也是如此。


斯巴達歷史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就是將臨近的拉科尼亞和美塞尼亞兩個城邦吞併,將其全體公民變為奴隸,這些奴隸被稱為黑勞士(Helots)。他們不滿殘酷的統治,經常企圖起義復國。相比之下,雅典從未聽說過奴隸起義的事情,因為雅典的奴隸來自五湖四海,大多是非希臘人,他們語言不通、缺乏聯繫,雖然社會地位相似,卻缺乏相互認同和情感紐帶,因此各家各戶的奴隸固然可能和自己的主人有矛盾,卻無法形成奴隸階級和奴隸主階級的矛盾。並且總的來說,雅典公民對待其奴隸是溫和、寬鬆的。


可以說,斯巴達強大軍事力量的基礎,正是對人數數倍於自己的黑勞士的殘酷壓迫。奴隸勞動讓斯巴達人得以脫離生產、全民皆兵,但奴隸起義也成為最大的隱患。正如修昔底德所說(IV.80),斯巴達政權「所採取的大多數政策總是以防範黑勞士為基礎的」,而不是什麼海外擴張。事實上,斯巴達人根本無福消受任何侵略擴張所得:在斯巴達,一切奢侈都被禁絕,如果官員被發現有什麼奢華的生活享受,就很可能被檢舉落馬。斯巴達公民之間的高度平等,保證了斯巴達公民之間不會出現其它城邦常有的階級矛盾,一切矛盾都被轉移到公民與黑勞士之間。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斯巴達自上而下都存在著強大的反戰聲音,甚至在進軍雅典的路上還在不斷派使者嘗試和談。斯巴達參戰,既是其盟友(主要是科林斯)反覆挑撥煽動的結果,也是擔憂雅典力量過強會對黑勞士起義提供有效支持——確實,雅典在此後的戰爭中充分利用了黑勞士的力量,他們為黑勞士提供堅固的要塞和海軍支援,幫助他們打游擊戰,使許多黑勞士獲得了自由。



大國博弈背後:階級鬥爭的暗潮


但是,如果僅僅從雅典和斯巴達雙方來分析這場戰爭的原因,無疑忽略了雅典和斯巴達之外無數小國的能動性。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容易引導我們將大國博弈看成國際舞台上唯一的決定因素,而小國的行動似乎只是舞台背後無生命的布景。然而我們卻很容易在修昔底德的記載中看到小國官方或某一黨派的使者到雅典或斯巴達主動請求干涉的例子。由於篇幅所限,這裡主要討論小國主動加入戰爭的一種最常見的動因:階級鬥爭。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開頭,我們就讀到這樣一句話(I.23):「從來沒有這麼多流亡者,從來沒有這麼多人被虐殺,這有時因戰爭本身造成,有時是內部鬥爭(stasiazein)的結果。」這裡的內部鬥爭,就是前面所說的城邦內部寡頭和平民之間的鬥爭,因此這個詞也常被譯為革命或黨爭,而鬥爭的雙方則被譯為寡頭黨人和民主黨人(即平民)。其實當時的兩大階級還沒有形成當代政黨那樣嚴密的組織形式,但寡頭們藉助社交聚會確實形成了一些秘密組織,而平民則通過「平民領袖」(dēmagōgos)產生了自我意識的覺醒並推動自己的政治議程。平民領袖一般出身於貴族或工商業者階級,但為了獲得政治影響力,他們轉而代表平民的利益。


階級鬥爭可以靠暴力威脅下的政治妥協來實現(雅典歷史上大多數時候就是如此),但也可能發展為血腥的武裝鬥爭。修昔底德寫道(III.82):「民主黨人和寡頭黨人到處都發生鬥爭,平民領袖們求援於雅典人,而寡頭則求援於拉棲代夢(即斯巴達)人。在和平時期,人們沒有求助外援的借口和意願;但是在戰爭時期,任何一個黨派為了尋求變革政體,總是願意尋求援軍以打擊敵對黨派,鞏固自己的地位。」之所以民主黨通常親雅典、寡頭黨通常親斯巴達,不僅有意識形態因素,也和僱工階級與農業階級的實際利益有關。雅典艦隊所到之處,民主黨人為其充當內應;斯巴達人兵臨城下,寡頭黨人為其打開城門。希臘人似乎並不將此看做「不愛國」的行為,因為對他們來說,一個本階級在其中沒有政治參與的國家就不是自己的國家。柏拉圖描寫了貧富分化讓同一個城邦分裂為富人的城邦和窮人的城邦;亞里士多德則指出(《政治學》1276a):城邦的本質不是其領土或人口,而是公民按照一定的政體去參與政治;當參與的形式變了,新的城邦就不是原來那個城邦了。各國的黨派為了換得某一陣營的支持,就心甘情願地派兵參加那一陣營,戰爭正是因此才席捲整個地中海世界。


一國之中的階級鬥爭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科基拉的例子在修昔底德看來是最典型的案例。科基拉寡頭黨人曾在議事會會場暗殺了平民領袖佩提阿斯(Peithias)等50人,被驅逐出境後又在境外建立據點騷擾該城的對外交通,導致了城內的饑荒。後來民主黨人在雅典軍隊幫助下攻克了城外的據點,將這些他們恨之入骨的寡頭黨人俘獲。儘管雅典將領已經儘力控制民主黨人的憤怒情緒,將俘虜關押起來加以保護,民主黨還是用計把俘虜騙出來,於是就出現了令人難忘的一幕(IV.47):「俘虜到了科基拉人手中以後,全都被關在一個大屋子裡,隨後就把他們每20人一組帶出去,捆在一起,要他們從兩排重裝步兵中間穿過;如果兩排重裝步兵中有人發現俘虜中有他個人仇恨的人,就加以毆打和戳擊……大約有60名俘虜這樣被帶出去戳死。」剩下的人自知難保,在屋內以各種方式自殺。修昔底德感慨道(III.84):「那些被傲慢地統治而非溫和以待的人,一旦找到機會就很可能以暴力報復;那些長期生活困苦的人不免覬覦鄰人的財產,一旦法律不起作用就有意以犯罪來擺脫貧困;即使那些並非為了私利,而是為了追求平等而參加鬥爭的人,在不可抑制的激情驅使下也可能採取野蠻無情的過火行動。」




歷史、人性與政治


修昔底德對於人性有深刻的興趣。他之所以寫下這本書,就是考慮到人性始終如一,想要知道 「哪些事將會在某個時候以相似或相同的方式再次發生」(I.22),就必須清晰地了解歷史。人類社會總是存在不同群體之間安全、利益和榮譽的矛盾,雅典人以對外擴張規避矛盾,終不免於一戰;斯巴達人將一切生產加諸「外勞」之上,自己卻終日擔憂反抗;科基拉人將階級敵人趕盡殺絕卻並不能消滅階級矛盾本身。在這場大戰結束後的那個世紀,看到這一切的柏拉圖決定將政治鬥爭消滅在靈魂深處,讓慾望成為靈魂中受到統治的那部分;而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卻更現實地看出了:政治並不能消滅矛盾和鬥爭,卻應該是人類優雅地從事鬥爭的藝術與智慧。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黃睿,編輯:任其然,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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