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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投降匈奴,為什麼會在後世引發了巨大爭議,有人同情,有人譴責?

(本為第82回漫畫編後語)

李陵投降匈奴,在後世引發了巨大爭議,有人同情,有人譴責。在民間演義《楊家將》中,身陷重圍的楊令公最後頭撞「李陵碑」而死,以此傳達「寧為楊業死,毋為李陵生」的價值取向。

司馬遷、班固都對李陵的不幸給予了寬容和同情。司馬遷不僅認為李陵有國士之風,而且認為他的才能「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在《漢書》中,班固用濃墨重彩描繪了李陵悲劇性兵敗的全過程,並以極其抒情的筆調地刻畫了李陵欲報國而不得、留戀故土卻最終不能歸還的孤獨而又矛盾的情感。

南朝江淹基於自的際遇,在《恨賦》中將李陵塑造成一個雖然身負冤屈卻依舊忠貞於故國的人:「至於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裂帛系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及!」被認為創作於六朝時期的《答蘇武書》,假託李陵的口吻對為其投降匈奴的行為辯護,主張李陵本性忠誠,即使被迫降敵本意也是出於希望忍辱負重尋得機會報效國家,卻最終被自己的國家拋棄,將矛頭指向政治的腐敗不公與統治者的刻薄寡恩。

北宋秦觀認為,李陵的悲劇是由他的盲目自信與貪功求勝造成的。他的《李陵論》這樣分析:「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眾,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眾,而什圍、伍攻之道未易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善於用兵的將領即使擁有以少擊眾的才能,也不應將之視作一種常態。李陵主動要求以少擊眾,這是違背用兵常理的僥倖心理和冒險舉動,而一軍統帥不能將戰勝的希望寄託於僥倖冒險。

北宋何去非認為,李陵的敗降,作為決策者的漢武帝負有用人失當的責任,「夫李廣、李陵皆山西之英將也,材武善戰,能得士死力。然輕暴易敵,可以屬人,難以專將。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奮勵氣節,霆擊鷙搏,則前無堅敵,而功烈可期矣。漢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終僨蹶而不濟,身辱名敗,可不惜哉!」李陵適合作為衝鋒陷陣的裨將,不宜擔任獨立領軍的統帥。如果委以更適當的職位,應能取得更大成就。然而當李陵提議以少擊眾時,武帝不僅不阻止反而加以鼓勵,讓李陵在沒有援軍的情況下孤軍深入,聽說戰敗後又只是眼巴巴地等著李陵殉國。既無知人善任的慧眼,又無愛才惜才的胸襟,白白造成了人才浪費。

後世譴責李陵的聲音更是不可勝數,特別是當漢民族面臨對外戰爭或被異族征服的命運時,這種聲音就往往佔據主流。白居易生於藩鎮林立的中唐時代,異族軍人集團嚴重威脅唐朝中央的權威,他的《漢將李陵論》將李陵釘在了不忠、不孝、不智、不勇的恥辱柱上:「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勛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

到明末清初,堅持抗清的愛國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對同情李陵的觀點提出了更加激烈的批判:「陵自衒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獲辭也。陵之族也,則嫁其禍於李緒;迨其後李廣利征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亦將委罪於緒乎?如曰陵受單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轉戰者,匈奴豈伊無可信之人?令陵有兩袒之心,單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乎!」王夫之認為李陵的失敗是他自恃勇力的結果,而並非武帝有令在先,不得已而出征。李陵自己導致全家被滅族,卻又委罪於李緒,難道他在征和二年率領匈奴軍隊追擊漢軍,也能委罪於李緒嗎?如果李陵身在曹營心在漢,單于又怎麼會信任他而委以重兵呢?這足以證明他對漢朝是徹頭徹尾的背叛。

這些爭議伴隨著歷朝歷代的「華夷之辨」而從未中斷。

參考文獻:

《史記》、《報任安書》、《漢書》、《中國歷史地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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